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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筹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夏衍、阿英被选入大会三人主席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有领导有组织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开端。“左联”的领导成员，对电影也十分重视。早在1930年1月，鲁迅就曾翻译了日本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昶的《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中的《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在译者附记里，鲁迅发表了他对当时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泛滥的某些电影的意见，尖锐地抨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指出了这些影片侵略和麻醉的性质。
1930年8月23日，以夏衍领导的艺术剧社和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为中心， 辛酉剧社、青鳥剧社、光明剧社（原剧艺社）、摩登社、大夏剧社等进步剧团的50余名代表参加，组成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会上推选上海艺术剧社担任总务工作，摩登社和辛酉剧社担任组织工作，南国剧社担任宣传工作。1931年1月，由于南国剧社和艺术剧社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中国左翼剧团联盟遂改组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左翼剧联”）。1931年9月，“左翼剧联”提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并在当年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号上公布。它标志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始。按照党的指示，根据要对帝国主义的电影侵略和中国电影的黑暗现状展开斗争的任务，根据要开辟自己的阵地、使电影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任务，《最近行动纲领》进一步提出了党在当时电影战线上的斗争纲领和方针。
《最近行动纲领》规划了电影运动的战斗方向，它所规定的方针、任务及策略方法，在以后开展的左翼电影运动中都陆续地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实现，开创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左翼电影、进步电影、革命电影的光荣传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 （1931）、一·二八事变 （1932）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中国电影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电影观众开始对当时电影界的黑暗状况感到不满，向电影界提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当时出版的《影戏生活》杂志就收到过600多封读者来信，要求各影片公司摄制抗日影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沦陷，使中国电影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放映市场；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不仅直接毁掉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地区的各影片公司，也间接地迫使其他地区不少中、小公司停止营业。中国的现实起了变化，观众的需要也起了变化，抗日影片的受欢迎，说明观众需要的已经不是神怪、武侠、鸳鸯蝴蝶之类背离现实的东西，而是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作品。 因此，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们，接受了洪深的建议，邀请几位新文艺工作者担任公司的编剧顾问。一·二八事变后不久，为了解决面临的困难，明星影片公司董事周剑云以同乡关系找到阿英 （钱杏），并通过阿英认识了夏衍等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夏衍等人帮助周剑云分析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情况和明星影片公司发生危机的原因，为他指明了出路，提出了新的制片方针。明星影片公司几经考虑、权衡得失后，决定接受夏衍等人提出的方针，并邀请他们从事编剧工作。
1932年年初，在中共中央文委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由夏衍、阿英、郑伯奇三人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的问题，从而开始了党对电影界的领导。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在电影战线开展各项工作，1932年秋，党中央文委开会，在听取了夏衍、阿英有关电影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决定成立党的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小组成员有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电影小组直属中央文委领导，并决定将夏衍由“左联”工作岗位调至电影小组专职工作。至此，电影小组正式开启领导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事业，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地位，在有组织有目的的计划工作中，迎来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共产党人以编剧顾问名义进入电影界后，除了写作电影剧本外，还要帮助修改剧本，改编剧本。为了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电影小组极其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并在 1932年为“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出了第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如《狂流》（夏衍）、《三个摩登女性》（田汉）、《民族生存》（田汉）和《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等。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达到高潮，相继摄制了《狂流》《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女性》 《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优秀影片。1934—1935年，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迫害。左翼电影工作者另组建电通影片公司，两年中摄制了《同仇》《女儿经》《船家女》《渔光曲》《桃李劫》《自由神》等20余部优秀影片。其中，《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荣誉奖。
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左翼创作力量，电影小组又进行了输送干部的工作，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如沈西苓、王莹、艾霞、胡萍、陈凝秋、周伯勋、郑君里、舒绣文、魏鹤龄、司徒慧敏、周达明等，保证了左翼影片的拍摄，促进了左翼影片的发展。
1930年8月23日，以夏衍领导的艺术剧社和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为中心， 辛酉剧社、青鳥剧社、光明剧社（原剧艺社）、摩登社、大夏剧社等进步剧团的50余名代表参加，组成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会上推选上海艺术剧社担任总务工作，摩登社和辛酉剧社担任组织工作，南国剧社担任宣传工作。1931年1月，由于南国剧社和艺术剧社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中国左翼剧团联盟遂改组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左翼剧联”）。1931年9月，“左翼剧联”提出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并在当年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号上公布。它标志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始。按照党的指示，根据要对帝国主义的电影侵略和中国电影的黑暗现状展开斗争的任务，根据要开辟自己的阵地、使电影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任务，《最近行动纲领》进一步提出了党在当时电影战线上的斗争纲领和方针。
《最近行动纲领》规划了电影运动的战斗方向，它所规定的方针、任务及策略方法，在以后开展的左翼电影运动中都陆续地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实现，开创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左翼电影、进步电影、革命电影的光荣传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 （1931）、一·二八事变 （1932）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中国电影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电影观众开始对当时电影界的黑暗状况感到不满，向电影界提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当时出版的《影戏生活》杂志就收到过600多封读者来信，要求各影片公司摄制抗日影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沦陷，使中国电影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放映市场；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不仅直接毁掉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地区的各影片公司，也间接地迫使其他地区不少中、小公司停止营业。中国的现实起了变化，观众的需要也起了变化，抗日影片的受欢迎，说明观众需要的已经不是神怪、武侠、鸳鸯蝴蝶之类背离现实的东西，而是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作品。 因此，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们，接受了洪深的建议，邀请几位新文艺工作者担任公司的编剧顾问。一·二八事变后不久，为了解决面临的困难，明星影片公司董事周剑云以同乡关系找到阿英 （钱杏），并通过阿英认识了夏衍等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夏衍等人帮助周剑云分析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情况和明星影片公司发生危机的原因，为他指明了出路，提出了新的制片方针。明星影片公司几经考虑、权衡得失后，决定接受夏衍等人提出的方针，并邀请他们从事编剧工作。
1932年年初，在中共中央文委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由夏衍、阿英、郑伯奇三人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的问题，从而开始了党对电影界的领导。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在电影战线开展各项工作，1932年秋，党中央文委开会，在听取了夏衍、阿英有关电影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决定成立党的电影小组，由夏衍任组长，小组成员有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电影小组直属中央文委领导，并决定将夏衍由“左联”工作岗位调至电影小组专职工作。至此，电影小组正式开启领导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事业，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地位，在有组织有目的的计划工作中，迎来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共产党人以编剧顾问名义进入电影界后，除了写作电影剧本外，还要帮助修改剧本，改编剧本。为了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电影小组极其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并在 1932年为“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出了第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如《狂流》（夏衍）、《三个摩登女性》（田汉）、《民族生存》（田汉）和《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等。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达到高潮，相继摄制了《狂流》《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女性》 《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优秀影片。1934—1935年，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迫害。左翼电影工作者另组建电通影片公司，两年中摄制了《同仇》《女儿经》《船家女》《渔光曲》《桃李劫》《自由神》等20余部优秀影片。其中，《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荣誉奖。
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左翼创作力量，电影小组又进行了输送干部的工作，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如沈西苓、王莹、艾霞、胡萍、陈凝秋、周伯勋、郑君里、舒绣文、魏鹤龄、司徒慧敏、周达明等，保证了左翼影片的拍摄，促进了左翼影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