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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最杰出的女性作家，她思想的宏阔大气、人文情怀的深沉厚重突出地表现在其对女性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两者命运联系的深入探索上。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可以具体地概括为两点：对“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同质共谋关系的审视反思；对多元化生命状态和谐共生理想的吁求。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生态女性主义 和谐共生
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在20世纪女性作家群中卓然独立，其思想意识的宏阔大气、人文情怀的深沉厚重，既超越于某单一思想意识作家的偏执狭隘，同时也使其整体艺术理念具备了一种非同凡俗的睿智通达。她的这种人文理念和价值情怀深刻地展示在她对性别问题与生态问题综合关系的互动思考中。
一 审视“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的同质、共谋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与生态批评的结合，代表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对生态问题与性别社会问题的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最锐利的思考。性别问题与自然问题的联系是莱辛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她对性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认识与生态女性主义观念有着一种不谋而合的相似性。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问题与生态问题的结合并非是偶然发生的，西方传统的“二元论”逻辑不仅造成了人类性别之间的尊卑对立，同时也将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延伸至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莱辛的小说创作对这一理论有着形象而深入的阐释。她的许多作品既形象地阐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天然关联，也深入地探索了人类对自然的压迫和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之间的联系是如何生发和延续下来的。
在莱辛的小说《裂缝》中，人类的起源始于裂缝人（寓指女性），她们最初是一群真正的自然之子，自然界的一切物象，如月亮、海水、海风甚至是大鱼都蕴含着可以让她们自由受孕的无限可能。但一天，男性作为一个意外、一种“怪胎”的诞生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裂缝族”偶尔会生下一些身上长了“管子”的怪物，即最早的男人。“人类的历史就在这两群人的吸引、对抗、谋杀、强奸和各种疑惑中诞生了”，男性物种的出现悄然地改变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原生关系，如果离开了与男性的交配，女性就不能再自由地怀孕生育。随着对这一秘密的发现及对自身日渐强大的生存能力的自信，男性眼中的女性及曾经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然的地位日渐开始变形，女性从最初的神一样的生命的孕育者、痛苦的疏导者、混乱的平息者，慢慢地变成了一群智能低下、懒惰、保守、爱唠叨、爱哭泣的麻烦的制造者。与此同时，男性对自然的敬畏之感也越来越淡漠，海边、森林、溪流、岩洞无不成为了他们任意征伐杀戮、冒险探索的战场。终于，女性原有的生存圣地——形似裂缝的海滨，在几个男性貌似孩子气而实则大不敬的扔石头的游戏中被突然引发的爆炸炸成一片狼藉。失去了自然家园的女性不得不开始以男性的意志为主导，依附男性四处迁徙。而在此之前，男性在以自己为主导的历史描述中，早已开始羞于承认自己为女性所生，他们更愿意相信最初的男性是由禽类卵生而来。历史的自然和谐逻辑就这样被一种貌似合理实则无情的歧视、压迫的逻辑拆解了。在这部作品中，莱辛以一种文学隐喻的方式，形象地揭示了“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的同质、共谋联系最初是如何发生的。
在莱辛的另一部作品《青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玛丽分裂的人性和死亡的结局，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男权社会里“自然压迫”与“性别歧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前者的大行其道势必会带来后者的畅通无阻，而后者的随心所欲也必定会激化前者的肆意妄为。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玛丽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个母性个体，女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的母性关联，本应能让她在面对因殖民贪欲所造成的千疮百孔的非洲大陆时，会为自己男性同胞的野蛮行为而羞耻和歉疚。但长期以来的男性为主导的白人殖民文化的熏陶和教诲，不但让玛丽竭力地扼杀掉了自己身上残存的母性情怀和自然之爱，而且还使她主动地站到了与其他男性白人殖民者一样的立场上。她把自己与非洲大陆的关系定位为一场“意志的战斗”，在她的眼中农场只是“一台赚钱的机器”，她喜欢“与农场对抗的感觉”。可以说，此刻的她已与作品中那些令人生厌的、冷酷无情的男性农场主没有了任何区别。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层面，作为男权社会中的一名女性，玛丽却深受父权制思想中的性别歧视之苦，无论是在白人男性的眼中，还是在黑人男性的心里，她始终都是男性的附属品和战利品，被认为不配也不能拥有任何篡越于男权意识之上的思想与情感的独立、自由，否则必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与此同时，作为受男性歧视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她却无法善待那些比自己处于更弱地位的黑人女性，在她的眼中，那些女性是不能称其为人的，她们只是一些肮脏、懒惰的如猪狗一样的低等生物。而她对黑人女性的这些评价又恰如那些高傲的白人男性对她的评价。作品中人类—自然，白人—黑人，男性—女性之间的压迫关系的层层交织，让人触目惊心，却又深感无处逃遁。
莱辛作品中女性问题与自然问题的紧密联系，生动地折射了一种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即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不仅具有一种历史同源性，更具有一种不可剥离的政治共谋性，在二元论思维状态下，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不仅认可、维护而且更会强化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压迫。反之，亦然。因此惟有破除二元论，改变男权中心的文化系统和社会规则，自然的受压迫地位才会得到有力的改观，而与此同时，若能深入地消除自然歧视的意识，也必将会大大地促进性别压迫思想的消解。
二 建构整体性视野中多元化生命形态的共生发展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德博拉斯莱塞曾经指出，“自然主义是与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多重社会压迫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最伟大的洞见。找到理论的和政治的策略用以有效地鉴别和根除这些缠织在一起的多种压迫可能是我们最伟大的诺言和挑战。”莱辛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认识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这一思想不谋而合。在莱辛看来，现代社会中女性问题、自然问题的日益激化，并非只是一种偶然，相反，却是丧失了整体性的现代人类文明病态症候的一种具体呈现，如果离开了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的关注和反思，离开了对二元论压迫逻辑的批判和瓦解，妇女问题和自然问题也将无从解决。 综观莱辛的小说，她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具有一种明显的整体性思维特征。种族矛盾、两性关系、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等同20世纪人类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各种问题无一不被她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她笔下的女性问题很少是孤立地被作为单一的社会问题而加以探讨的，而更多的是与当前人类各种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图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如《暴力的孩子们》既纵向地勾勒了一位勇敢女性为寻求人格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历经磨难、苦苦追寻的坎坷经历，也立体地展示了20世纪人类因种族歧视、阶级压迫、世界大战而造成的文明的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图景。《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借玛拉和丹恩的死难逃亡，既深层地寓意了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模式的瓦解，同时也横向地展示了环境污染、科技破坏、种族歧视和各种统治压迫对于当代人性的戕害。
在莱辛看来，为了有效地消除性别歧视和自然压迫及其所代表的二元论统治逻辑，弥合被分裂的文明，实现性别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最首要的途径乃在于原对立双方间彼此自我封闭状态的打破和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放弃。她的《三四五区间的联姻》具体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作品中以爱丽·伊斯和本恩·艾塔为代表的三区和四区，分别代表了至阴和至阳的两极，爱丽·伊斯所辖领的三区是一个女性掌权的社会，这里自由平等、温和融洽，但在其悠然自得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安于现状和不思进取，本恩·艾塔所领导的四区是一个男性掌权的社会，崇尚武力，讲求纪律和等级的严明，但其强大的国家机器背后却是情感的压抑和民不聊生。最初这两个区之间的自我封闭和相互隔绝，既造成了他们彼此间的敌视、隔膜，同时也使他们深为自身的缺陷所苦却又对此浑然不知。两区关系的破冰缘起于爱丽·伊斯和本恩·艾塔蒙受神命进行的联姻，虽然最初这段姻缘的缔结中夹杂着很多不情愿，但他们两人在婚姻中的相互学习与相互了解却最终促成了这两个区的封闭状态的打破和各自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放弃，他们尽一切努力弥合了两人之间的差距，本恩·艾塔在爱丽·伊斯的帮助下，理解了家庭和爱的含义，而爱丽·伊斯则在本恩·阿塔及其民众的启发下，实现了自我价值和个体身份的认证。他们之间的这种融合也有效地实现了多重关系的融洽，其中既有两性关系的和睦，也有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同时还有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间的多样生命形态的和谐共生。
莱辛还认为，世间万物都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矛盾双方惟有以平等为前提，取长补短，相互扶持，才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无不如此。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安娜和摩莉为了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她们排斥男性、远离妻职、抗拒婚姻，并自标为“自由女性”，但事实上，两性关系的失重不仅导致了安娜的精神分裂，也使摩莉惨遭丧子之痛。人物表层生活的光鲜亮丽与她们内心深处的抑郁焦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借此深刻地揭示了男女的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两性之间如果缺少了平等的互补整合，就必然会导致生命和谐状态的支离破碎。在《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中，莱辛借非洲殖民者与非洲大陆关系的描写也对人和自然的相同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当白人殖民者自诩为万物的灵长而对非洲原生文化、族群和自然资源大肆劫掠却又沾沾自喜的时候，被伤害、被践踏一方的报复却早已悄然发生，土著居民愤怒的目光，大自然日益严重的贫瘠、干旱都预示着奴役与被奴役者之间的不平等的压迫关系终将让役人者自食恶果。“非洲让你知道，人不过是一种渺小的生物，和其他生物一起，属于这无垠的大地。”这是作家对“整体”意识日渐缺失的现代社会忧思深广的劝诫，也是意味深长的警告。
作为一名阅历丰厚、长于思辨的女性作家，莱辛的作品充满了智性的魅力，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她对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关注，她对现代文明的多重弊端的严肃思考，对当代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无论是人类还是自然，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在平等、多元、关怀、互爱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彼此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生命惟有因此才能和谐共生。
注：本文系山东省文化厅课题：中西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研究（2009142）。
参考文献：
[1] [英]多丽丝·莱辛，朱丽田、吴兰香译：《裂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Deborah Slicer.“Wrongs of Passage：Three Challenges to the Maturing of Ecofeminism”，in Karen J.Warren.ed.Ecological Feminism.Routledge，1994.
[3] [英]多丽丝·莱辛，陈星译：《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李红梅，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生态女性主义 和谐共生
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在20世纪女性作家群中卓然独立，其思想意识的宏阔大气、人文情怀的深沉厚重，既超越于某单一思想意识作家的偏执狭隘，同时也使其整体艺术理念具备了一种非同凡俗的睿智通达。她的这种人文理念和价值情怀深刻地展示在她对性别问题与生态问题综合关系的互动思考中。
一 审视“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的同质、共谋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与生态批评的结合，代表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对生态问题与性别社会问题的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最锐利的思考。性别问题与自然问题的联系是莱辛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她对性别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认识与生态女性主义观念有着一种不谋而合的相似性。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问题与生态问题的结合并非是偶然发生的，西方传统的“二元论”逻辑不仅造成了人类性别之间的尊卑对立，同时也将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延伸至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莱辛的小说创作对这一理论有着形象而深入的阐释。她的许多作品既形象地阐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天然关联，也深入地探索了人类对自然的压迫和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之间的联系是如何生发和延续下来的。
在莱辛的小说《裂缝》中，人类的起源始于裂缝人（寓指女性），她们最初是一群真正的自然之子，自然界的一切物象，如月亮、海水、海风甚至是大鱼都蕴含着可以让她们自由受孕的无限可能。但一天，男性作为一个意外、一种“怪胎”的诞生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裂缝族”偶尔会生下一些身上长了“管子”的怪物，即最早的男人。“人类的历史就在这两群人的吸引、对抗、谋杀、强奸和各种疑惑中诞生了”，男性物种的出现悄然地改变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原生关系，如果离开了与男性的交配，女性就不能再自由地怀孕生育。随着对这一秘密的发现及对自身日渐强大的生存能力的自信，男性眼中的女性及曾经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然的地位日渐开始变形，女性从最初的神一样的生命的孕育者、痛苦的疏导者、混乱的平息者，慢慢地变成了一群智能低下、懒惰、保守、爱唠叨、爱哭泣的麻烦的制造者。与此同时，男性对自然的敬畏之感也越来越淡漠，海边、森林、溪流、岩洞无不成为了他们任意征伐杀戮、冒险探索的战场。终于，女性原有的生存圣地——形似裂缝的海滨，在几个男性貌似孩子气而实则大不敬的扔石头的游戏中被突然引发的爆炸炸成一片狼藉。失去了自然家园的女性不得不开始以男性的意志为主导，依附男性四处迁徙。而在此之前，男性在以自己为主导的历史描述中，早已开始羞于承认自己为女性所生，他们更愿意相信最初的男性是由禽类卵生而来。历史的自然和谐逻辑就这样被一种貌似合理实则无情的歧视、压迫的逻辑拆解了。在这部作品中，莱辛以一种文学隐喻的方式，形象地揭示了“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的同质、共谋联系最初是如何发生的。
在莱辛的另一部作品《青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玛丽分裂的人性和死亡的结局，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男权社会里“自然压迫”与“性别歧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前者的大行其道势必会带来后者的畅通无阻，而后者的随心所欲也必定会激化前者的肆意妄为。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玛丽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个母性个体，女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的母性关联，本应能让她在面对因殖民贪欲所造成的千疮百孔的非洲大陆时，会为自己男性同胞的野蛮行为而羞耻和歉疚。但长期以来的男性为主导的白人殖民文化的熏陶和教诲，不但让玛丽竭力地扼杀掉了自己身上残存的母性情怀和自然之爱，而且还使她主动地站到了与其他男性白人殖民者一样的立场上。她把自己与非洲大陆的关系定位为一场“意志的战斗”，在她的眼中农场只是“一台赚钱的机器”，她喜欢“与农场对抗的感觉”。可以说，此刻的她已与作品中那些令人生厌的、冷酷无情的男性农场主没有了任何区别。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层面，作为男权社会中的一名女性，玛丽却深受父权制思想中的性别歧视之苦，无论是在白人男性的眼中，还是在黑人男性的心里，她始终都是男性的附属品和战利品，被认为不配也不能拥有任何篡越于男权意识之上的思想与情感的独立、自由，否则必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与此同时，作为受男性歧视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她却无法善待那些比自己处于更弱地位的黑人女性，在她的眼中，那些女性是不能称其为人的，她们只是一些肮脏、懒惰的如猪狗一样的低等生物。而她对黑人女性的这些评价又恰如那些高傲的白人男性对她的评价。作品中人类—自然，白人—黑人，男性—女性之间的压迫关系的层层交织，让人触目惊心，却又深感无处逃遁。
莱辛作品中女性问题与自然问题的紧密联系，生动地折射了一种深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即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性别歧视”与“自然压迫”不仅具有一种历史同源性，更具有一种不可剥离的政治共谋性，在二元论思维状态下，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不仅认可、维护而且更会强化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压迫。反之，亦然。因此惟有破除二元论，改变男权中心的文化系统和社会规则，自然的受压迫地位才会得到有力的改观，而与此同时，若能深入地消除自然歧视的意识，也必将会大大地促进性别压迫思想的消解。
二 建构整体性视野中多元化生命形态的共生发展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德博拉斯莱塞曾经指出，“自然主义是与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多重社会压迫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最伟大的洞见。找到理论的和政治的策略用以有效地鉴别和根除这些缠织在一起的多种压迫可能是我们最伟大的诺言和挑战。”莱辛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认识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这一思想不谋而合。在莱辛看来，现代社会中女性问题、自然问题的日益激化，并非只是一种偶然，相反，却是丧失了整体性的现代人类文明病态症候的一种具体呈现，如果离开了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的关注和反思，离开了对二元论压迫逻辑的批判和瓦解，妇女问题和自然问题也将无从解决。 综观莱辛的小说，她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具有一种明显的整体性思维特征。种族矛盾、两性关系、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等同20世纪人类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各种问题无一不被她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她笔下的女性问题很少是孤立地被作为单一的社会问题而加以探讨的，而更多的是与当前人类各种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图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如《暴力的孩子们》既纵向地勾勒了一位勇敢女性为寻求人格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历经磨难、苦苦追寻的坎坷经历，也立体地展示了20世纪人类因种族歧视、阶级压迫、世界大战而造成的文明的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图景。《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借玛拉和丹恩的死难逃亡，既深层地寓意了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模式的瓦解，同时也横向地展示了环境污染、科技破坏、种族歧视和各种统治压迫对于当代人性的戕害。
在莱辛看来，为了有效地消除性别歧视和自然压迫及其所代表的二元论统治逻辑，弥合被分裂的文明，实现性别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最首要的途径乃在于原对立双方间彼此自我封闭状态的打破和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放弃。她的《三四五区间的联姻》具体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作品中以爱丽·伊斯和本恩·艾塔为代表的三区和四区，分别代表了至阴和至阳的两极，爱丽·伊斯所辖领的三区是一个女性掌权的社会，这里自由平等、温和融洽，但在其悠然自得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安于现状和不思进取，本恩·艾塔所领导的四区是一个男性掌权的社会，崇尚武力，讲求纪律和等级的严明，但其强大的国家机器背后却是情感的压抑和民不聊生。最初这两个区之间的自我封闭和相互隔绝，既造成了他们彼此间的敌视、隔膜，同时也使他们深为自身的缺陷所苦却又对此浑然不知。两区关系的破冰缘起于爱丽·伊斯和本恩·艾塔蒙受神命进行的联姻，虽然最初这段姻缘的缔结中夹杂着很多不情愿，但他们两人在婚姻中的相互学习与相互了解却最终促成了这两个区的封闭状态的打破和各自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放弃，他们尽一切努力弥合了两人之间的差距，本恩·艾塔在爱丽·伊斯的帮助下，理解了家庭和爱的含义，而爱丽·伊斯则在本恩·阿塔及其民众的启发下，实现了自我价值和个体身份的认证。他们之间的这种融合也有效地实现了多重关系的融洽，其中既有两性关系的和睦，也有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同时还有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间的多样生命形态的和谐共生。
莱辛还认为，世间万物都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矛盾双方惟有以平等为前提，取长补短，相互扶持，才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无不如此。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安娜和摩莉为了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她们排斥男性、远离妻职、抗拒婚姻，并自标为“自由女性”，但事实上，两性关系的失重不仅导致了安娜的精神分裂，也使摩莉惨遭丧子之痛。人物表层生活的光鲜亮丽与她们内心深处的抑郁焦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借此深刻地揭示了男女的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两性之间如果缺少了平等的互补整合，就必然会导致生命和谐状态的支离破碎。在《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中，莱辛借非洲殖民者与非洲大陆关系的描写也对人和自然的相同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当白人殖民者自诩为万物的灵长而对非洲原生文化、族群和自然资源大肆劫掠却又沾沾自喜的时候，被伤害、被践踏一方的报复却早已悄然发生，土著居民愤怒的目光，大自然日益严重的贫瘠、干旱都预示着奴役与被奴役者之间的不平等的压迫关系终将让役人者自食恶果。“非洲让你知道，人不过是一种渺小的生物，和其他生物一起，属于这无垠的大地。”这是作家对“整体”意识日渐缺失的现代社会忧思深广的劝诫，也是意味深长的警告。
作为一名阅历丰厚、长于思辨的女性作家，莱辛的作品充满了智性的魅力，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她对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关注，她对现代文明的多重弊端的严肃思考，对当代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无论是人类还是自然，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在平等、多元、关怀、互爱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彼此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生命惟有因此才能和谐共生。
注：本文系山东省文化厅课题：中西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研究（2009142）。
参考文献：
[1] [英]多丽丝·莱辛，朱丽田、吴兰香译：《裂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Deborah Slicer.“Wrongs of Passage：Three Challenges to the Maturing of Ecofeminism”，in Karen J.Warren.ed.Ecological Feminism.Routledge，1994.
[3] [英]多丽丝·莱辛，陈星译：《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李红梅，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