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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发端于人的脆弱性
人的生命很长时期处于无助状态，身体和心理都很脆弱。脆弱是人作为动物个体的本质特征。公益就发端于这种个体脆弱性。
由于个体脆弱，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依赖性。譬如哺乳期对母亲的依赖，成长期对家庭的依赖，老年期对社会和家庭的依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个人怎么能够存活下去？
人的社会依赖和个人独立的斗争构成了生命的主旋律，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德性的内生需求。因为依赖不仅产生了频繁的社会联系，而且产生了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机制和人对社会的期盼。因为依赖，所以人需要频繁地社会联系。现在很多人每分钟都要看手机，因为他觉得没有社会联系，他就无法定义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社会也对你形成一种评价，这种评价是一种期盼从而反过来使人对社会产生期盼，人期盼社会对自己赞赏、承认，从而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如何行动。当然也有存在主义的萨特认为人应该完全忽视社会的期盼自由地釆取行动，可是萨特本人完全自由了吗？
这种社会评价机制和教育，孕育了人的独立与制约等社会价值观。同时，这一生命主旋律推动了社会的组织化发育与震荡。人需要社会组织，将人组织到群体里，个体的依赖性才找到归属，个体才感到安全，才能得到认可、尊重。但是，一旦组织开始产生，组织就开始异化，人类的组织化进程常常伴随着腥风血雨，常常反过来将个人的独立性消灭掉。这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冲突与纠结。比如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忽视人的基本独立需要，希特勒通过组织化将个人从精神到肉体的独立性全部干掉，中国“文化大革命”通过组织化企图将每一个人为己为家庭的基本人性干掉，金三胖通过组织化把人变成动物把社会变成怪胎。所以组织这个东西，我们个体对其有绕不开的依赖与归属需求，同时它也很可怕，会将个体绑架，将个体的个性彻底阉割掉，所以我们几千年来都在社会组织化发展和发育中震荡与纠结。
人的独立与依赖的生命主旋律和上述实践推动人的自我认知与反思，人类反思，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组织，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个人，我才可能是真正安全的？因为人从小就很无助，老了也很无助，因此希望社会要有对人的保护从而让个体有安全感，这种期盼的社会是真正有价值的社会，值得去生存并为之奋斗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定是有同情和悲悯心的社会。千百年来，人类在组织化发育与动荡中相互杀戮，加之疾病、灾难、死亡……这种种风暴给我们一种沉思与认知：人必须要有同情心、要有悲悯心，从而要有慈善、公益的公共精神，而不能仅仅为了个人而变得冷酷无情。
如果人仅仅为了个人，这个社会一定非常残酷、惨无人道。没有公共精神的社会很可怕，所以需要社会德性。没有德性的社会，就算不上是人类社会。人类从脆弱性到依赖性，由于独立和依赖的斗争，慢慢内生出一种需求，这就是社会德性，这种德性精神就是慈善和公益的公共精神。
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1700年的2700年中，人类都在寻找这种公益慈善的公共精神。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孔子、老子、墨子、荀子，再到吠陀经、奥义书、佛陀、耶苏、托马斯阿奎那等等，都不太对个人现世物欲和完全的个人主义予以宗教和哲学认同，而且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公共精神。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始自十七世纪的现代工业革命，科技发达了，财富创造极大增加了，但是人类的德性与文明还停留在公元1700年前，甚至比当时还要倒退。有人认为现在是人类精神冲突的第二轴心时代，是产生精神变革需求的时代。
经济市场化推动着公益市场
在公元1700年之前流行的这种公共精神，在哲学上称之为“理性主义”。但这种理性主义在经历了牛顿的自然哲学试验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之后，终于在洛克那里坍塌了。具体的过程有点复杂，但简要说是英国的洛克发明了经验主义，而此前的公共精神属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将个人主义抬了出来，主张个人主义的体验具有极强的现世合理性。经验主义因此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动力源。洛克的经验主义奠定了现代个人主义社会的哲学基础，证明除了神学公共理性之外，人在现世的个体欲望和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休谟和边沁进一步完善了现代个人主义经验理论，他们认为，有一种制度设计可以让个人利己主义与上帝利他使命的千年冲突和解，形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非零和共赢博弈。就是说，不见得像理性主义认为的那样：追求个人的利益就一定没有利他的公共精神。
亚当·斯密进一步在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社会制度——巿场竞争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和管控下，市场能够将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通过竞争制度导引到客观为社会创造公共利益福祉的结果上来，成为解决利己主义与上帝公共精神冲突和解的“看不见的手”，政府则转变为简单的“守夜人”。人类的千年冲突命题似乎消解。
但是，巿场经济的实践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社会变得贫富不均，悬殊拉得很大，个人主义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并未消解，而是演绎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阶级冲突，以致出现了对个人主义乃至家庭彻底否定的公有制暴力革命和实践探索。世界上超过1/3的人口，以苏联为代表（中国也加入了），选择将私有财产制度消灭掉，用公有财产制度来解决人类的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冲突。理论是令人期盼的，但是天下事往往事与愿违，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公有制是可以解决贫富悬殊，但没有人为其增值与创新负责，就像主人期望将自家的财产交给保姆实现增值一样。无主的财产导致创造能力锐减和贫穷，结果犹如噩梦。因此，金三胖穷到每过生日才能给人民配发一块豆腐。
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慈善公益的NGO、NPO应运而生。让富人交遗产税，并且通过建立基金会与公益组织，让先富人群出钱出力来帮助穷人，再拿出一些钱做新公共事务，做政府做不了的小的公共事务，也不废除个人主义。这就找到一种办法使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和解，这条道路就是公益道路。因此公益是人类解决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冲突的第三条道路。人类为否定私有制，在全世界死了多少人？每次暴力的彻底否定，都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所以急不得，还是要找和平、非暴力的第三条路线来走。这种第三条道路通过公益找回了人类的新公共精神，并找到了调解个人利己主义和上帝公共精神的新路径、新方法与新模式，找到了政府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新公共调解器和填充剂。因此，这个世界变得和谐了很多，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举一个例子，现在台湾和香港有大量的公益组织在解决社会冲突，构建新公共空间。公益是美国第三大产业，占全国GDP的12%，占到就业的10%。公益产业在解决一些社会的小问题，譬如老人群体中有3%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要有社区公益护理中心，帮这些老人洗澡、擦身和喂饭，虽然事不关国家强大，但代表着文明的高度。 这种公益模式的核心是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和展示人的悲悯、爱与自由意志。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钱我做主。为了展示这种自由意志和爱，让人为了用自由意志与爱构建新公共空间而展开竞争，并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与裁判系统，以保证有效地创造新公共产品以缓释市场经济创富竞争造成的社会鸿沟与冲突。在完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会造成人的自我为中心与唯利是图，中国当下市场机制畸形的情况下更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断裂、情绪紧张。这些情绪需要调整与安抚，都需要在小范围内通过公益巿场竞争机制及时解决，创造很多细小巨数的新公共空间予以缓释社会张力。
自由结社是核心DNA
现代工业文明开启的制宪确定了人的权利边界，自由结社权在仼何现代国家宪法中都是人的天赋权利之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明时代的“君权神授、民权君授”理念转变为“天赋人权、君权民授”。这构成了通过个人自由意志推动公益，构建新公共空间的法律基础，而法律基础就是自由结社（参见中国八二宪法第三十五条）。十八届四中全会说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所有法必须服从宪法。现在据说要搞违宪审查委员会。这是很大的进步。
公益作为私力介入公共空间，构建社会自治新公共空间，其核心是自由结社。从前中国人认为超出家门的事都是政府的事，其实好的有效政府常常只管政权不管产权，只管公平正义的立法与执法，只管国防与外交，在私人和政府公共事务之间有大量的新公共空间需要公民自觉自愿地自治性构建。这对很多公民来说，找到了一种用私力介入新公共空间构建的理想归宿，也找到生命的价值和信仰的行动替代。只有这种基于自由结社形成的社会自治，才能构建不同于政府行为的新公共空间，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的扁平化、人性化和精细化。
北京长安街的高楼大厦完全可与发达社会相比，但是往里走50米可能就经不住推敲了。这些精细化、扁平化的新公共空间，如果不通过公益组织基于自由结社来做，根本不可能管理得好。缺乏公益社会，即使再有钱，也是走进长安街50米就经不起推敲的社会，相当于马屎表面光的社会，离现代社会的文明还差得很远。
公益自由结社的动机源于人基本需求的满足与超越，如果大家都饿得要死，衣服都穿不上，提倡公益这个东西没有多大意义。但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和超越，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对生命意义、社会公共价值的寻找与再认知就会开启。公益组织就会大量涌现。
抛弃空谈与批评，行动！参与！
数量决定现代文明的性质。人均6000美元之上、城市化50%之上，才可能有足够的剩余财富、剩余时间供人的公益自由意志所驱使，从而形成大数量级的公民自觉参与公益结社与社会改造运动，从而构建继巿场经济创造财富之后的社会巿场化文明。
公益新公共空间的构建包括方方面面的公民自觉行动：要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扶持；要有人道主义救援与世界公民精神；要有行业自律与人类德行的行业协会与合作社；要有新公共空间构建的城巿社区民主自治行动；要有保护艺术、环境、传统等真善美文化的公共倡导；要有生命管理与灵魂导向的公共教化与公共抚慰。
所以，我们需要对阻碍我们行动的旧机制进行改革。
首先就是去行政化，重建社会自治机制；其次，政府退出社会治理垄断，还权于民，还权于社，还官僚制度于社会自治新机制。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对这些问题是有明确答案的，执行得怎么样，可以拭目以待。
新机制的发育及对旧机制的替代，不要着急。因为急没有意义，可以做的有几点：第一，好好保护公益自由结社的基因；第二，创造性扩展与深化新公共空间构建；第三，对新生代的大数量级的吸引与卷入。所有产业，能否创造未来，就看有没有新生代加入。
我呼吁各位告别千年理想幻象与空谈，参与行动，构建中国公益社会巿场和现代化文明。
中国儒家千年的社会理想有一个类比的幻象。儒家所构造的理想社会核心是理想秩序，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所有的概念以家庭为原型，父亲爱儿子、儿子忠于父亲。这个秩序，在家庭中问题不大，因为有血缘，没有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但君臣之间就复杂很多。在一个多元扁平的现代市场机制下，这样的理想秩序显得垂直单调且不切实际，搞不好会成为幻象。
同时，中国式的置身事外的空谈和批评更要命。很多国人在骂政府、骂社会、骂别人，在骂很多东西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置身事外”，从来不反省自己、内观自身。为什么王阳明看似简单的“知行合一”会成为新儒学的巅峰，值得深思。说明置身事外的空谈和批评与说一套做一套的文化在我们几千年的儒家文明中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沉疴。
因此，特别呼吁更多的中国公民，丢掉不切实际的幻象，抛弃置身事外的空谈与批评，我们民族缺乏大数量级公益行动和公共精神的历史沉淀。为避免以盲导盲，需要抛弃空谈，崇尚公益行动，通过行动、再行动，加入、再加入，来累积社会变革的经验与技巧，改变中国社会的小公共空间，构建公益市场化和现代文明。中国的未来，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与行动高度相关，置身事外的空谈与批评应该休矣。
人的生命很长时期处于无助状态，身体和心理都很脆弱。脆弱是人作为动物个体的本质特征。公益就发端于这种个体脆弱性。
由于个体脆弱，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依赖性。譬如哺乳期对母亲的依赖，成长期对家庭的依赖，老年期对社会和家庭的依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个人怎么能够存活下去？
人的社会依赖和个人独立的斗争构成了生命的主旋律，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德性的内生需求。因为依赖不仅产生了频繁的社会联系，而且产生了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机制和人对社会的期盼。因为依赖，所以人需要频繁地社会联系。现在很多人每分钟都要看手机，因为他觉得没有社会联系，他就无法定义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社会也对你形成一种评价，这种评价是一种期盼从而反过来使人对社会产生期盼，人期盼社会对自己赞赏、承认，从而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如何行动。当然也有存在主义的萨特认为人应该完全忽视社会的期盼自由地釆取行动，可是萨特本人完全自由了吗？
这种社会评价机制和教育，孕育了人的独立与制约等社会价值观。同时，这一生命主旋律推动了社会的组织化发育与震荡。人需要社会组织，将人组织到群体里，个体的依赖性才找到归属，个体才感到安全，才能得到认可、尊重。但是，一旦组织开始产生，组织就开始异化，人类的组织化进程常常伴随着腥风血雨，常常反过来将个人的独立性消灭掉。这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冲突与纠结。比如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忽视人的基本独立需要，希特勒通过组织化将个人从精神到肉体的独立性全部干掉，中国“文化大革命”通过组织化企图将每一个人为己为家庭的基本人性干掉，金三胖通过组织化把人变成动物把社会变成怪胎。所以组织这个东西，我们个体对其有绕不开的依赖与归属需求，同时它也很可怕，会将个体绑架，将个体的个性彻底阉割掉，所以我们几千年来都在社会组织化发展和发育中震荡与纠结。
人的独立与依赖的生命主旋律和上述实践推动人的自我认知与反思，人类反思，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组织，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个人，我才可能是真正安全的？因为人从小就很无助，老了也很无助，因此希望社会要有对人的保护从而让个体有安全感，这种期盼的社会是真正有价值的社会，值得去生存并为之奋斗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定是有同情和悲悯心的社会。千百年来，人类在组织化发育与动荡中相互杀戮，加之疾病、灾难、死亡……这种种风暴给我们一种沉思与认知：人必须要有同情心、要有悲悯心，从而要有慈善、公益的公共精神，而不能仅仅为了个人而变得冷酷无情。
如果人仅仅为了个人，这个社会一定非常残酷、惨无人道。没有公共精神的社会很可怕，所以需要社会德性。没有德性的社会，就算不上是人类社会。人类从脆弱性到依赖性，由于独立和依赖的斗争，慢慢内生出一种需求，这就是社会德性，这种德性精神就是慈善和公益的公共精神。
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后1700年的2700年中，人类都在寻找这种公益慈善的公共精神。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孔子、老子、墨子、荀子，再到吠陀经、奥义书、佛陀、耶苏、托马斯阿奎那等等，都不太对个人现世物欲和完全的个人主义予以宗教和哲学认同，而且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公共精神。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始自十七世纪的现代工业革命，科技发达了，财富创造极大增加了，但是人类的德性与文明还停留在公元1700年前，甚至比当时还要倒退。有人认为现在是人类精神冲突的第二轴心时代，是产生精神变革需求的时代。
经济市场化推动着公益市场
在公元1700年之前流行的这种公共精神，在哲学上称之为“理性主义”。但这种理性主义在经历了牛顿的自然哲学试验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之后，终于在洛克那里坍塌了。具体的过程有点复杂，但简要说是英国的洛克发明了经验主义，而此前的公共精神属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将个人主义抬了出来，主张个人主义的体验具有极强的现世合理性。经验主义因此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动力源。洛克的经验主义奠定了现代个人主义社会的哲学基础，证明除了神学公共理性之外，人在现世的个体欲望和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休谟和边沁进一步完善了现代个人主义经验理论，他们认为，有一种制度设计可以让个人利己主义与上帝利他使命的千年冲突和解，形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非零和共赢博弈。就是说，不见得像理性主义认为的那样：追求个人的利益就一定没有利他的公共精神。
亚当·斯密进一步在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社会制度——巿场竞争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和管控下，市场能够将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通过竞争制度导引到客观为社会创造公共利益福祉的结果上来，成为解决利己主义与上帝公共精神冲突和解的“看不见的手”，政府则转变为简单的“守夜人”。人类的千年冲突命题似乎消解。
但是，巿场经济的实践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社会变得贫富不均，悬殊拉得很大，个人主义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并未消解，而是演绎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阶级冲突，以致出现了对个人主义乃至家庭彻底否定的公有制暴力革命和实践探索。世界上超过1/3的人口，以苏联为代表（中国也加入了），选择将私有财产制度消灭掉，用公有财产制度来解决人类的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冲突。理论是令人期盼的，但是天下事往往事与愿违，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公有制是可以解决贫富悬殊，但没有人为其增值与创新负责，就像主人期望将自家的财产交给保姆实现增值一样。无主的财产导致创造能力锐减和贫穷，结果犹如噩梦。因此，金三胖穷到每过生日才能给人民配发一块豆腐。
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慈善公益的NGO、NPO应运而生。让富人交遗产税，并且通过建立基金会与公益组织，让先富人群出钱出力来帮助穷人，再拿出一些钱做新公共事务，做政府做不了的小的公共事务，也不废除个人主义。这就找到一种办法使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和解，这条道路就是公益道路。因此公益是人类解决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冲突的第三条道路。人类为否定私有制，在全世界死了多少人？每次暴力的彻底否定，都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所以急不得，还是要找和平、非暴力的第三条路线来走。这种第三条道路通过公益找回了人类的新公共精神，并找到了调解个人利己主义和上帝公共精神的新路径、新方法与新模式，找到了政府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新公共调解器和填充剂。因此，这个世界变得和谐了很多，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举一个例子，现在台湾和香港有大量的公益组织在解决社会冲突，构建新公共空间。公益是美国第三大产业，占全国GDP的12%，占到就业的10%。公益产业在解决一些社会的小问题，譬如老人群体中有3%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要有社区公益护理中心，帮这些老人洗澡、擦身和喂饭，虽然事不关国家强大，但代表着文明的高度。 这种公益模式的核心是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和展示人的悲悯、爱与自由意志。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钱我做主。为了展示这种自由意志和爱，让人为了用自由意志与爱构建新公共空间而展开竞争，并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与裁判系统，以保证有效地创造新公共产品以缓释市场经济创富竞争造成的社会鸿沟与冲突。在完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会造成人的自我为中心与唯利是图，中国当下市场机制畸形的情况下更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断裂、情绪紧张。这些情绪需要调整与安抚，都需要在小范围内通过公益巿场竞争机制及时解决，创造很多细小巨数的新公共空间予以缓释社会张力。
自由结社是核心DNA
现代工业文明开启的制宪确定了人的权利边界，自由结社权在仼何现代国家宪法中都是人的天赋权利之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明时代的“君权神授、民权君授”理念转变为“天赋人权、君权民授”。这构成了通过个人自由意志推动公益，构建新公共空间的法律基础，而法律基础就是自由结社（参见中国八二宪法第三十五条）。十八届四中全会说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所有法必须服从宪法。现在据说要搞违宪审查委员会。这是很大的进步。
公益作为私力介入公共空间，构建社会自治新公共空间，其核心是自由结社。从前中国人认为超出家门的事都是政府的事，其实好的有效政府常常只管政权不管产权，只管公平正义的立法与执法，只管国防与外交，在私人和政府公共事务之间有大量的新公共空间需要公民自觉自愿地自治性构建。这对很多公民来说，找到了一种用私力介入新公共空间构建的理想归宿，也找到生命的价值和信仰的行动替代。只有这种基于自由结社形成的社会自治，才能构建不同于政府行为的新公共空间，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的扁平化、人性化和精细化。
北京长安街的高楼大厦完全可与发达社会相比，但是往里走50米可能就经不住推敲了。这些精细化、扁平化的新公共空间，如果不通过公益组织基于自由结社来做，根本不可能管理得好。缺乏公益社会，即使再有钱，也是走进长安街50米就经不起推敲的社会，相当于马屎表面光的社会，离现代社会的文明还差得很远。
公益自由结社的动机源于人基本需求的满足与超越，如果大家都饿得要死，衣服都穿不上，提倡公益这个东西没有多大意义。但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和超越，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对生命意义、社会公共价值的寻找与再认知就会开启。公益组织就会大量涌现。
抛弃空谈与批评，行动！参与！
数量决定现代文明的性质。人均6000美元之上、城市化50%之上，才可能有足够的剩余财富、剩余时间供人的公益自由意志所驱使，从而形成大数量级的公民自觉参与公益结社与社会改造运动，从而构建继巿场经济创造财富之后的社会巿场化文明。
公益新公共空间的构建包括方方面面的公民自觉行动：要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扶持；要有人道主义救援与世界公民精神；要有行业自律与人类德行的行业协会与合作社；要有新公共空间构建的城巿社区民主自治行动；要有保护艺术、环境、传统等真善美文化的公共倡导；要有生命管理与灵魂导向的公共教化与公共抚慰。
所以，我们需要对阻碍我们行动的旧机制进行改革。
首先就是去行政化，重建社会自治机制；其次，政府退出社会治理垄断，还权于民，还权于社，还官僚制度于社会自治新机制。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对这些问题是有明确答案的，执行得怎么样，可以拭目以待。
新机制的发育及对旧机制的替代，不要着急。因为急没有意义，可以做的有几点：第一，好好保护公益自由结社的基因；第二，创造性扩展与深化新公共空间构建；第三，对新生代的大数量级的吸引与卷入。所有产业，能否创造未来，就看有没有新生代加入。
我呼吁各位告别千年理想幻象与空谈，参与行动，构建中国公益社会巿场和现代化文明。
中国儒家千年的社会理想有一个类比的幻象。儒家所构造的理想社会核心是理想秩序，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所有的概念以家庭为原型，父亲爱儿子、儿子忠于父亲。这个秩序，在家庭中问题不大，因为有血缘，没有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但君臣之间就复杂很多。在一个多元扁平的现代市场机制下，这样的理想秩序显得垂直单调且不切实际，搞不好会成为幻象。
同时，中国式的置身事外的空谈和批评更要命。很多国人在骂政府、骂社会、骂别人，在骂很多东西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置身事外”，从来不反省自己、内观自身。为什么王阳明看似简单的“知行合一”会成为新儒学的巅峰，值得深思。说明置身事外的空谈和批评与说一套做一套的文化在我们几千年的儒家文明中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沉疴。
因此，特别呼吁更多的中国公民，丢掉不切实际的幻象，抛弃置身事外的空谈与批评，我们民族缺乏大数量级公益行动和公共精神的历史沉淀。为避免以盲导盲，需要抛弃空谈，崇尚公益行动，通过行动、再行动，加入、再加入，来累积社会变革的经验与技巧，改变中国社会的小公共空间，构建公益市场化和现代文明。中国的未来，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与行动高度相关，置身事外的空谈与批评应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