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当今世界，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执政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政党、不同国家之间治理水平的差异更加明显，背后的制度竞争也更加凸显。
　　此时，对不同制度的比较，也会更加去意识形态化。这是正在发生的、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很多国家和地区，所谓政治素人的崛起，反映的正是这个趋势。去意识形态化，对应的是对治理的实际绩效的渴望。
　　中国正在发生的是不同的故事。对于不同制度的比较——衡量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执政党一以贯之坚持的是比较务实的标准。
　　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中提出的是三条标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标准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看看这些标准，也可以明白一点，不同制度的差异再大，实际上要实现的都是同样的价值：权力有序更替，权力受到监督，公民的政治参与，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民众利益的表达和实现等等。只不过，不同的制度，实现这些价值的方式会不一样。这些价值的实现与否以及实现程度，反过来也就成为衡量不同制度治理水平的具体标准。
　　毫无疑问，对中国来说，相比其他国家，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已经和正在呈现出自己的显著优势。只不过，制度竞争远未结束，所谓“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正说明，制度优势要从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的治理成效，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也是前述价值得到实现或者得到更高水平实现的过程。新时代的中国要塑造内生性发展动力，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不加快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步伐。
　　为了加快这个步伐，就不能不用更大力气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点人们已经谈论很多了。除了落實制度，还应当对制度本身进行检视。
　　在1月8日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建章立制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
　　这段论述提出的要求，和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推进制度建设的主要特点是一样的，即讲究管用、解决问题，讲究简便易行。管用，最明显的就是要能够果断提高作恶成本，减少做坏事;简便，最明显的就是要人们能够轻松上阵，更好地干事创业。所以，建章立制既不能大而全，那就像是牛栏关猫，约束不了作恶;也不能小而碎，过于繁琐，搞繁琐哲学，那就给人们干事创业制造了太多羁绊，甚至会造成激励的扭曲。
　　好的建章立制，一定是能防止坏人做坏事、激励好人做好事。如果说一段时间以来，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约束和限制上，以压缩不断蔓延的灰色甚至是黑色空间，否则就不能建立起制度的严肃性，那么到了现在，主要矛盾恐怕会开始转向到防止繁琐哲学的出现，过于繁琐的建章立制会把人们做事的手脚捆绑起来，无法把社会活力给充分激发出来。
　　无论是哪个领域哪个地区，对于建章立制都应该按照既不能大而全又不能过于繁琐的要求，来一次认真的检视，这对我们做好未来的工作，真的无比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