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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政治，［美］查尔斯•蒂利、［美］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
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美］桑内特著，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工作、消费、新穷人，［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王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论社会人类学，［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冷凤彩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日本镜中行，［英］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英］凯特•福克斯著，姚芸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
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编，贾士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社会学家”的含义，在中国时常不能为人所确切把握。他们偶尔在媒体上露面，通常被邀请就一些“社会热点”发表看法——孙立平就是这样，2010年被南方系炒红的于建嵘也是，虽然没几个人读过他的成名作《岳村政治》，但他给官员上课时的那种尖锐批评是被很多人记住了。然而社会学家并不仅仅是一个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思考的范畴不应仅仅被局限于此。
已故社会学大师Charles Tilly的《抗争政治》展示了他的宽广思考维度：本书涵盖的时空横跨世界各国200年间的一些政治抗争事件，并以其一贯的学者式中立来看待这些抗争——他运用戏剧术语将抗争中的现象命名为“抗争表演”和“抗争剧目”，试图以此描述一个交互交织的多面向抗争事件，而不是将之视为一个“争取进步的社会运动与黑暗的反动势力之间的两极斗争”。书中也贯穿了一系列Tilly式术语，例如“边界激活”、“强制”等等，在他看来，民主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即便美国也不能为境内所有团体提供完全平等的协商保护，而最专制的国家也不能彻底强制其所有公民。社会学家要做的，是观察、解释这些抗争政治的戏剧性冲突的动力学原理，而不是主动选择站在他认为较为正义和进步的那一极上。
Richard Sonnett著《新资本主义的文化》及Zygmund Bauman《工作、消费、新穷人》则展示了不同的思想取径：这两本著作都不是那种术语满纸的严谨学术著作，读起来更像是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文化批评。作者都是著作等身的社会学家，都奠基于一种对当下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反思，说出了在这一处境下现代人的困境。总体而言，Richard Sonnett似乎略带怀旧情绪：他倡导那种专注于把事做好的“匠人”文化，以反对当下动荡、碎片式文化中的创新人；而Zygmund Bauman则更为悲观一些，他指出：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但却没有指出改变这一处境的可能性何在。不过他书中所引的一句话也许暗示了出路：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它停止自我质疑”。
国内学者中，王笛所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作者的本意是想把它写成历史社会学论著，而非社会学论著。王笛师从罗威廉，本书也和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一样，纠结于同一个问题：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城市中，有没有一个社会公共空间？两人的答复也都一样：有。王笛认为成都的茶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结论且不论对错，它能激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思考。作者时常流露出对那个年代成都社会不由自主的美化，不过这可以理解，而且，这或许也是把历史写好的必备要素之一。
此外，2009年中出版的薛亚利著《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也值得一提。此书出版一年后我才偶然关注到，虽然作者的笔法还欠老辣洗练，但确实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这个社会学、人类学中重要的议题（但以往一直被中国学者所忽视），指出在一个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的村庄日常生活中，闲话对这个道德共同体所具备的功能，就此而言，作者的主要观点显然是功能学派的。其缺陷则在于缺乏历史维度和拓展思考，也没有特别新的一家之见，但不可否认已经相当难得。
人类学领域，首先值得举出的是Edward Evens-Pritchard的经典名著《论社会人类学》。这本书原本是一系列讲座，并不晦涩难懂，却提纲挈领地谈到了这一领域的许多要点，他明白无误地指出“一切都是为了考察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而人类学家需要批判性、阐释性地进行体验——换句话说，他把一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迄今为止，这也一直是社会人类学最吸引人的地方。
Alan Macfarlane的《日本镜中行》似乎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是英国人类学家，对他来说，日本社会不仅是陌生的，而且甚至与他所熟悉的社会规则处处相反（附带说一下，书名原文Japan Through Looking Glass本意就是借用《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典故，指处处相反，现在的中文书名难以传达这个意思）。这种让人困惑的文化现象的存在，则又促使作者反观自身的文化——这确实是社会人类学的典型现象。
另一个英国人类学家Kate Fox所著《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选取的路径恰好相反：她要做的不是跑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文化之中，相反是要做一个“本土人类学家”，换言之，她作为一个英国人来观察英国文化，使得那些英国人早已熟知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变得看起来似乎陌生起来，对英国人的社交拘泥症和阶级区分的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本书写得妙趣横生，有些段落让人想起早些年的《格调》和《有闲阶级论》，如果和那些“日本人论”的著作对比看也很有趣，显示出人类学家对国民性的写法，与记者、心理学家等的写法有多么不同。
另一本经典著作是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正如译序中所言，这本书“为社会人类学如何思考其学科事实奠定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Edmund Leach是一个很有创见、也很有个性的人类学家，他毫不掩饰对自己同行著作的厌烦，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些遥远的原始部落发生的事，对各地文化特色也“提不起什么真正的兴趣”，但他本人的著作确实不仅仅停留在介绍这一点上。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任一个体都可被认为同时在几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拥有一个身份”，一个人可能通过对某些仪式的采纳“变成”另一个族群的成员，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克钦社区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是注定的或者可预知的；相反，个人和个人组成的人群经常要面临在几个可能正确的备选方案中做出抉择的局面。因此社群的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地选择中发生变迁，而不同的体系都有结构性缺陷，一旦确立后就引发朝反方向变化的动力——从偏向自治和“民主”的贡劳型社区到较为专制的贡萨型社区，同一个社区的政治制度经常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荡和变化。因而“结构上的理想状态本身就有可能自相矛盾，两个或者更多个南辕北辙的行动过程能够同时‘正确’（或者‘错误’）”。如果说早先的人类学家常常不自觉地将当地政治制度视为一个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实体，那么Edmund Leach的理论就是对这一观念的颠覆性挑战——并且，现在人类学界已经公认他的挑战是正确的。
另一本经典是西敏司所著《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此书从“糖”这“第一种资本主义产品”介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权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历史变迁。糖由此不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介质，折射出资本主义文化的形象。糖的历史有许多种写法，这里人类学家的写法，与经济史学家（见穆素洁《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及王键《日据时期台湾米糖经济史研究》）及中外关系史（季羡林《糖史》）的写法是明显不同的，着眼点不同，想折射、阐明和体现的东西也不同。
不仅是糖，饮食也是人类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Jack Goody著《烹饪、菜肴与阶级》就意在阐明饮食对社会的意义：事实上，饮食习惯中的基本行为都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层制约，映射出不同文化的深刻内在差异，食物及其禁忌乃至特色菜肴，一直是人们确定其邻居和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早先人类学对食物的兴趣集中在禁忌、图腾崇拜、献祭和圣餐的问题上，那么现在则涉及食物从生产到消费、到其符号象征意义的全部过程。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深刻。
从上述著作也可以看出，社会人类学已经为历史研究贡献了许多思考路径和阐释深度。丹麦女学者Kirsten Hastrup主编的论文集《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虽只薄薄一册，但却是论述这个问题的上乘之作。全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人类学对不同社会以不同的模式制作和思考历史一事，有越来越高的敏感度，其结果是打破了现代欧洲历史学家所宣称的独一性（uniqueness）和一致性（unity），也就是说，把世界史重写成一种非驯化的（non-domesticated）多元历史。虽然书中的案例全部都在欧洲，但其阐发对世界其他地方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揭开被主流历史记忆所遮盖和埋没的历史，通过反思来恢复一个更为多元的历史。
人类学在传统上常常是对异质文化社会的考察，但在中国，人类学家通常考察的是本国的边缘社会（主要是少数民族社群），却向来极少有走出国门的，直到近年才有选派青年学者去国外，于2009年8月开始陆续出版“海外民族志”系列。就我已过目的两本《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吴晓黎著）和《“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康敏著）来看，确实在书写上比起老一代学者更接近于国际的学术规范，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一批学者大多只有30多岁，甚至是第一次出版自己的著作，在著作中对当地的考察有时未能聚焦于几个点上来集中说明问题，以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就材料的取舍剪裁、理论的论证和建构等方面而言都不无弱点，但毕竟这是中国人类学界重要的一步。
另一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铭铭主编的《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述》。这本书实际上可说是一本书评论文集，而评点的著作大部分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经典民族志著作。这是现在新一代的学者与经典的对话和解读，用以建构一个中国论述的新传统和反思中国的人类学学术史。中国学者要在人类学的领域有耀眼的表现，不仅要“走出去”，同时也要立足过往，以期在坚实的基础上开创新的道路。
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美］桑内特著，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工作、消费、新穷人，［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王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论社会人类学，［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冷凤彩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日本镜中行，［英］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英］凯特•福克斯著，姚芸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
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编，贾士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社会学家”的含义，在中国时常不能为人所确切把握。他们偶尔在媒体上露面，通常被邀请就一些“社会热点”发表看法——孙立平就是这样，2010年被南方系炒红的于建嵘也是，虽然没几个人读过他的成名作《岳村政治》，但他给官员上课时的那种尖锐批评是被很多人记住了。然而社会学家并不仅仅是一个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思考的范畴不应仅仅被局限于此。
已故社会学大师Charles Tilly的《抗争政治》展示了他的宽广思考维度：本书涵盖的时空横跨世界各国200年间的一些政治抗争事件，并以其一贯的学者式中立来看待这些抗争——他运用戏剧术语将抗争中的现象命名为“抗争表演”和“抗争剧目”，试图以此描述一个交互交织的多面向抗争事件，而不是将之视为一个“争取进步的社会运动与黑暗的反动势力之间的两极斗争”。书中也贯穿了一系列Tilly式术语，例如“边界激活”、“强制”等等，在他看来，民主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即便美国也不能为境内所有团体提供完全平等的协商保护，而最专制的国家也不能彻底强制其所有公民。社会学家要做的，是观察、解释这些抗争政治的戏剧性冲突的动力学原理，而不是主动选择站在他认为较为正义和进步的那一极上。
Richard Sonnett著《新资本主义的文化》及Zygmund Bauman《工作、消费、新穷人》则展示了不同的思想取径：这两本著作都不是那种术语满纸的严谨学术著作，读起来更像是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文化批评。作者都是著作等身的社会学家，都奠基于一种对当下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反思，说出了在这一处境下现代人的困境。总体而言，Richard Sonnett似乎略带怀旧情绪：他倡导那种专注于把事做好的“匠人”文化，以反对当下动荡、碎片式文化中的创新人；而Zygmund Bauman则更为悲观一些，他指出：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但却没有指出改变这一处境的可能性何在。不过他书中所引的一句话也许暗示了出路：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它停止自我质疑”。
国内学者中，王笛所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作者的本意是想把它写成历史社会学论著，而非社会学论著。王笛师从罗威廉，本书也和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一样，纠结于同一个问题：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城市中，有没有一个社会公共空间？两人的答复也都一样：有。王笛认为成都的茶馆就充当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结论且不论对错，它能激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思考。作者时常流露出对那个年代成都社会不由自主的美化，不过这可以理解，而且，这或许也是把历史写好的必备要素之一。
此外，2009年中出版的薛亚利著《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也值得一提。此书出版一年后我才偶然关注到，虽然作者的笔法还欠老辣洗练，但确实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这个社会学、人类学中重要的议题（但以往一直被中国学者所忽视），指出在一个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的村庄日常生活中，闲话对这个道德共同体所具备的功能，就此而言，作者的主要观点显然是功能学派的。其缺陷则在于缺乏历史维度和拓展思考，也没有特别新的一家之见，但不可否认已经相当难得。
人类学领域，首先值得举出的是Edward Evens-Pritchard的经典名著《论社会人类学》。这本书原本是一系列讲座，并不晦涩难懂，却提纲挈领地谈到了这一领域的许多要点，他明白无误地指出“一切都是为了考察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而人类学家需要批判性、阐释性地进行体验——换句话说，他把一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迄今为止，这也一直是社会人类学最吸引人的地方。
Alan Macfarlane的《日本镜中行》似乎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是英国人类学家，对他来说，日本社会不仅是陌生的，而且甚至与他所熟悉的社会规则处处相反（附带说一下，书名原文Japan Through Looking Glass本意就是借用《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典故，指处处相反，现在的中文书名难以传达这个意思）。这种让人困惑的文化现象的存在，则又促使作者反观自身的文化——这确实是社会人类学的典型现象。
另一个英国人类学家Kate Fox所著《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选取的路径恰好相反：她要做的不是跑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文化之中，相反是要做一个“本土人类学家”，换言之，她作为一个英国人来观察英国文化，使得那些英国人早已熟知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变得看起来似乎陌生起来，对英国人的社交拘泥症和阶级区分的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本书写得妙趣横生，有些段落让人想起早些年的《格调》和《有闲阶级论》，如果和那些“日本人论”的著作对比看也很有趣，显示出人类学家对国民性的写法，与记者、心理学家等的写法有多么不同。
另一本经典著作是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正如译序中所言，这本书“为社会人类学如何思考其学科事实奠定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Edmund Leach是一个很有创见、也很有个性的人类学家，他毫不掩饰对自己同行著作的厌烦，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些遥远的原始部落发生的事，对各地文化特色也“提不起什么真正的兴趣”，但他本人的著作确实不仅仅停留在介绍这一点上。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任一个体都可被认为同时在几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拥有一个身份”，一个人可能通过对某些仪式的采纳“变成”另一个族群的成员，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克钦社区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是注定的或者可预知的；相反，个人和个人组成的人群经常要面临在几个可能正确的备选方案中做出抉择的局面。因此社群的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地选择中发生变迁，而不同的体系都有结构性缺陷，一旦确立后就引发朝反方向变化的动力——从偏向自治和“民主”的贡劳型社区到较为专制的贡萨型社区，同一个社区的政治制度经常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荡和变化。因而“结构上的理想状态本身就有可能自相矛盾，两个或者更多个南辕北辙的行动过程能够同时‘正确’（或者‘错误’）”。如果说早先的人类学家常常不自觉地将当地政治制度视为一个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实体，那么Edmund Leach的理论就是对这一观念的颠覆性挑战——并且，现在人类学界已经公认他的挑战是正确的。
另一本经典是西敏司所著《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此书从“糖”这“第一种资本主义产品”介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权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历史变迁。糖由此不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介质，折射出资本主义文化的形象。糖的历史有许多种写法，这里人类学家的写法，与经济史学家（见穆素洁《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及王键《日据时期台湾米糖经济史研究》）及中外关系史（季羡林《糖史》）的写法是明显不同的，着眼点不同，想折射、阐明和体现的东西也不同。
不仅是糖，饮食也是人类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Jack Goody著《烹饪、菜肴与阶级》就意在阐明饮食对社会的意义：事实上，饮食习惯中的基本行为都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层制约，映射出不同文化的深刻内在差异，食物及其禁忌乃至特色菜肴，一直是人们确定其邻居和自我形象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早先人类学对食物的兴趣集中在禁忌、图腾崇拜、献祭和圣餐的问题上，那么现在则涉及食物从生产到消费、到其符号象征意义的全部过程。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深刻。
从上述著作也可以看出，社会人类学已经为历史研究贡献了许多思考路径和阐释深度。丹麦女学者Kirsten Hastrup主编的论文集《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虽只薄薄一册，但却是论述这个问题的上乘之作。全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人类学对不同社会以不同的模式制作和思考历史一事，有越来越高的敏感度，其结果是打破了现代欧洲历史学家所宣称的独一性（uniqueness）和一致性（unity），也就是说，把世界史重写成一种非驯化的（non-domesticated）多元历史。虽然书中的案例全部都在欧洲，但其阐发对世界其他地方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揭开被主流历史记忆所遮盖和埋没的历史，通过反思来恢复一个更为多元的历史。
人类学在传统上常常是对异质文化社会的考察，但在中国，人类学家通常考察的是本国的边缘社会（主要是少数民族社群），却向来极少有走出国门的，直到近年才有选派青年学者去国外，于2009年8月开始陆续出版“海外民族志”系列。就我已过目的两本《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吴晓黎著）和《“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康敏著）来看，确实在书写上比起老一代学者更接近于国际的学术规范，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一批学者大多只有30多岁，甚至是第一次出版自己的著作，在著作中对当地的考察有时未能聚焦于几个点上来集中说明问题，以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就材料的取舍剪裁、理论的论证和建构等方面而言都不无弱点，但毕竟这是中国人类学界重要的一步。
另一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铭铭主编的《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述》。这本书实际上可说是一本书评论文集，而评点的著作大部分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经典民族志著作。这是现在新一代的学者与经典的对话和解读，用以建构一个中国论述的新传统和反思中国的人类学学术史。中国学者要在人类学的领域有耀眼的表现，不仅要“走出去”，同时也要立足过往，以期在坚实的基础上开创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