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晨先生新著《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于2001年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通读之后，觉得此书有以下特点：
　　 ㈠体例新颖，结构合理。
　　作者打破了人物评传的传统写作模式，将丁日昌一生的主要思想、事功分为洋务、吏治、外交、海防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又按时间顺序进行总分式纵向阐述，横纵结合，不落俗套。在结构安排上，把丁日昌由书生到幕客的早年岁月及1877年归隐后的乡居生活各辟一章，分列首尾，并以余论：“丁日昌与潮汕文化”结束全书。结构严谨，一气呵成。
　　㈡持论公允，褒贬得当。
　　作者本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物评价的标准和原则，对丁日昌的一生业绩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述，力求还历史本来面貌。如作者认为，丁日昌的外交主张“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具体论证时，作者强调把丁日昌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找出其历史和阶级根源，而不苛求于丁日昌本人。对于丁日昌在同时代、同阶级封建官僚中所凸显出的社会才干，作者也给予充分肯定，如认为其外交主张“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斗争性”，“实是开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先河”。
　　㈢资料翔实，论证有力。
　　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不遗余力，论证过程中广征博引，结论水到渠成，令人信服。本书材料非常丰富，做到了让材料说话，且分析透彻，论证到位。如第六章“负谤因由”一节，所引材料多达16种26条。作者认为1877年丁日昌猝然离开仕途，根本原因在于丁氏的洋务、外交、吏治思想及实践触动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从而遭到他们的嫉恨和攻击，而丁氏自感负谤甚深，生平抱负无法实现，对朝政日渐失望，遂决定归隐林泉。作者指出：“丁之负谤主要不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社会原因造成的，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即近代中国改革家们所遭遇的逆境和坎坷。”
　　此外，作者在资料的鉴别运用上也颇见功力，纠正了现存资料中的不少讹误：如《百兰山馆政书》把丁日昌《陈粤东洋务书》的写作时间误标为“同治丙寅”（1866年），正确应是1860年春。现存资料或论著中有言丁日昌出身于洋行买办，作者认为此“系沿袭清末士大夫揣测之言所造成的舛误”，实不足信。类似的例子尚有多处，此不赘举。
　　当然，本书也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有的地方引用资料多而论证不足；对丁日昌的社会交往及对他的影响论述不够充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部关于丁日昌研究的学术力作，代表了目前丁日昌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