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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五岁上，家还住在老村东边的三间小土屋里。那土屋很矮，颜色也很暗，总黑黑着，屋里屋外都是那个样子。院墙也是土的，院口上，立着一扇老吱吱哑哑响的木头大门。门里，长着一棵老树，紧挨着墙头，一到夏天，那树上的黑皮上就爬满了毛毛虫，有时候一条条的，有时那一条条的又凑在一起，显着亲热一样，凑成一层层一堆堆的，看得人脑皮上的头发都要立起来，急急地躲开了。那时的院墙也不高，我趴在墙头上，还能看见墙外河沟里扭着屁股的鸭子。那鸭子是别人家的，我家是从来不养鸭子的。父亲不喜欢它们，总说鸭子太脏，吃得饱了，就把屎走到哪拉到哪儿，人下个脚，都得揣着小心。父亲的鞋边一直是白白的，不沾着一点的泥。那恼人的鸭子屎，父亲更是不喜欢的了。院里只孤孤单单地跑着小鸡，顶多，还有一只猫或一只狗。
在那个屋住的时候，二姐都还没有出嫁，十几口人，在两间卧室一间厨房里，总是显得很拥挤。我来来回回屋里屋外的跑，身子总是会撞到别人。就是吃饭，手也老会碰落旁人的筷子。可碰落了，他们也不敢对我瞪眼睛。我挨着母亲，有一半的身子靠在母亲的膝上。母亲有时用筷子夹菜，都要绕过我的头。我很不得劲，母亲也应该很不得劲。可母亲不说，还总要隔一小会，就往她的怀里再拉拉我。
我其实是喜欢这种拥挤的，人多的时候，或坐在一起吃饭，或躺倒在一起说话、睡觉，我都会很欢喜。只是在西屋住的姐姐们总是不喜欢我，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们就早早地把那很紧的屋门关上，我敲门，她们是一定不开的，我只有使劲地用身体去撞，去顶，可还是不会开。喊了母亲，母亲也不帮我，也招呼着我快回到她那里去。姐姐们在门那边叽叽喳喳的说话，还会笑，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笑些什么。我又气又急，却什么也听不清。
有一年夏天，父亲忽然在院子里拉开了架势编笆，说是第二年要盖新房子用。那笆编时，先把粗一些的柳棍一根根地戳进地里，那柳棍比父亲还要高，溜直的一排。之后父亲把那些细柳条像编辫子一样，在那些的柳棍里绕来绕去，一行行地走，柳条头接着柳条梢，一处都不走空。有些不容易绕的地方，父亲还要抿着嘴，或呲着牙，才能把那个辫花绕好。一天，或者两天，很大的一片笆就出来了。那笆片子平平的，绿绿的，透着一股好闻的树皮浆子味道。
也就在父亲编笆那次，我挨了父亲的打。父亲一般是不打我的，母亲说，那次真的是我惹急了他。父亲先还用小柳条，看我哭缠个没完，就用了巴掌。我当时一定是怕了的，母亲去抱我时，我顺势就趴在了母亲的怀里，很大声音地哭。母亲嘴里一边嘶嘶啦啦地吸气，一边摸着我说，哎呀哎呀，还哭还哭，看屁股都打糊了。之后有姐姐过来，也大惊小怪地说，真打
糊了，真打糊了。我氣恼着她们这么说，可又真害怕着，不知屁股是不是真的糊了。我想起米饭糊了的样子，想起母亲煮猪食时，锅被烧糊的样子，心惊得不行，却又不好说，连哭都没了劲，都犹犹豫豫起来。过了一会，趁别人不注意，我拿了姐姐梳头时的小镜子，跑到黑乎乎的仓房，把裤子脱下一块，照自己的屁股。那镜子又总是不称心我，总是看得不真切，我换了很多个姿势，也自是没看见被打糊的地方。听见有人在仓房外面走，便又忙提了裤子，慌着跑出去了。之后好几天，我都不亲近父亲，父亲笑着叫我，我也不过去他那。
也就是那年冬天傍年根时，我的一个表哥从外面回来，跟父亲说，他整个冬天，都跟别人在一个叫哈尔滨的城市倒卖鱼了。哈尔滨那可真冷，到处都是冰冰。鼻涕流下来，擦得慢了，都能戳在嘴唇上。他回来的时候，穿着绿色的军大衣，带着绿色的栽绒帽子，像电影里的解放军一样。我那表哥本就长得端正，说话的时候，一边的嘴角会微微上扬，像被一个看不见的线头拽上去的一样。而且还会吐烟圈，哥哥姐姐们围着他听他说话，都兴奋得不行，就像围着一个大英雄。表哥给我带回来一摞画片，八张又或者是十二张，每张画片上都有一个女人，黑乌乌的眼睛，老长老长的睫毛，鼻子上还带着像星星一样的亮东西，连肚脐上都是。身上的衣服很少，肩上和腰上，都露出很多的肉。几个姐姐拿过去看，看了一眼，都哎呀哎呀地惊奇。惊奇过了，很不屑地把画片还给我，冲那画片翻眼睛，说，这都啥东西么，这么难看。停了一停，却又忍不住拿回去，一张一张细细地翻。还指着那鼻子上的亮东西说，这不疼吗，这怎么能不疼么！指指戳
戳了半天，最后把画片又都还给了我。我自是宝贝得不行，把它们放在炕上，又或摆到窗台上，来来回回，总是不能安稳。
又过了几天，一个跟父亲很熟的孙姓男人，从我家的后墙上跳过来，在胡同里把步子迈得老长地往我家屋里走。当时屋里的炕上正剁馅包饺子，细细的酸菜沫泡在水里，铁罩淋伸在里面，一下下地往外捞。那孙姓男人说话声音很大，嗓子像得过气管炎似的，一喘气一说话，嗓子眼里就嘶拉嘶拉地响。那男人进了屋便喘着嘶拉嘶拉的声音说，我借来战友的照相机了，刚给后院殷书记家照了像，二叔，那男人管父亲叫二叔，他说，二叔，你家也照一张吧，照个全家的，挂在镜子里，多好！这自然是好事，父亲也高兴，当即叫了家人快换些整洁的衣服，到外面照相。
我和六姐是穿着小碎花棉袄照的，头上梳着好看的歪歪桃，新洗了脸，甚至把手背上的黑皴也使劲搓了搓。洗手的时候，六姐跟我说，她一会照相的时候，她要歪着头照，她说她看过别人歪着头的照片，可好看了。说完，她还给我示范了一下，对我说，你也歪着头吧，准好看！我相信六姐的话，想着一会照相的时候，我一定要歪着脑袋。临去院里的时候，我把表哥送我的美人卡片也抓在手里，想着，那漂亮的东西，也跟我一起照相，该是多好的么！只是那天的院里真是太冷了，家里人多，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姿势摆来摆去，总是不行。到最后我捏卡片的手都快冻得僵了，被母亲喝令着，只好把那东西又放回到屋里。最后要歪头照相的事，也被那画片搅得忘记了。
十几天后，那照片被拿了回来。上面的人是黑白的，连四姐扎的花头巾，都没一点的颜色。且个个人都被风吹得没了样子，额上的头发胡乱地飞着，肩也缩缩着，一看就冻得狠了。我和六姐是站在母亲旁边的，我两手很用力地藏在衣服里，眉毛也很使劲地往一起扯弄，眼睛怒怒着，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我想，我当时一定是冷得咬着牙，或是抖颤得不行了，才会那个样子的，否则，照相是那么美好的事，怎么会出现那个要拼命的表情呢？六姐虽然没怒着，却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她整个的身子，都向外歪着，头发直直地立了起来，受了惊吓一般，脑瓜顶上的歪歪桃都被遮得没了影子。六姐有些沮丧，又有些堵着气似的说，下次照相，她还歪着头照，不信还会歪成这样子。我笑得不行，并很是庆幸自己当时忘了歪头的事，不然，也要跟六姐一样叹气了。 盖新房那年，正赶上老河套出鱼。那时天还挺热，母亲套着毛驴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的，反正我看着她回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我穿着小背心，小短裤，光着脚丫坐在院墙上，老远的，我就看见母亲赶着毛驴车，从村东头老薛家房前的大土坡上下来了。我一边冲院里哇哇地叫着，妈回来了，妈回来了！一边快速地溜下墙去，可着劲地跑着去迎母亲。母亲的车上被席糜茓子围着，两个高或又两个半那么高，里面装满了白白的小鱼票子，小小的，细细的，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只是一动都不动，全惨白着颜色，散发着一股热热的腥臭味。我盯着那些小鱼看，眼睛使劲地睁着，又眯起来，可还是被那些小白鱼晃得花了。我是头一次看见那么多的小鱼，我几乎不相信，这些小鱼会都是我家的。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家一到做饭的时候，就会从房子里飘出来一股煎鱼味，那味道臭臭的，又香香的，很古怪，也很诱人。街上很多玩耍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往我家里瞄眼睛。盖新房时，家里经常有很多人做事，或木匠，或挑土的或垛墙的，总是要在吃饭的时候走过来很多人。他们总是一到院门口的时候，就使劲地吸着鼻子，很大声地说，哎呀好香呢，有煎鱼呢！又煎鱼啦！他们嘻嘻哈哈馋鱼的样子很是让我生气，因为这些人要天天吃，那小鱼不用我去瞅，也知道是一定越来越少了。母亲开始不舍得自家人吃了，那些吃饭的外人一走，那鱼干便被母亲连同盘子一起端走了。我们这些不干活的小孩子，更是没了希望。可我被那香味诱惑得实在不行，趁着厨房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溜到碗橱子边上，很小的声音拉开门，找着橱子里那个装鱼干的盘子，瞄准了一条大的攥在手里，翘着脚跑到后墙或院外的木门后面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嘴里咬。
冬天，一只老母鸡得了病，又或是别的什么，反正被母亲用菜刀砍了脖子，扔到院子里去了。中午的时候，那鸡肉便在案板上被剁得碎了，连骨头都碎得不见了踪影，跟咸菜丁一起，放在大锅里炖了。母亲叫它鸡渣咸菜。那鸡渣咸菜上一次大桌后，剩下的，便被母亲留下来，给父亲做了小灶。冬天的泥火盆就放在一进屋的炕沿边上，一早一晚的，盆里总是会扒满了红堂堂的火炭，旺旺的，却又不燃起来。母亲把盛鸡渣咸菜的盘子就坐在那火炭上，只一会，那盘子周遭的汤便吱吱啦啦的开始响了。
我就守在那火盆边上。离火盆不远的大桌上，哥姐们的筷子都在夹大桌碗里的菜。那菜里，只有白菜和土豆，偶尔的，或多出一条两条的粉丝出来。她们招呼我，过来吃饭，快点，过来吃饭！我才不会过去，我守着火盆，听不见一样。两只手抄在身后，连看都不看她们一眼，我在等着父亲。父亲却是磨蹭的，或在慢慢悠悠地洗手，或是擦着盅子要烫壶酒喝，那走走停停的步子，一点都不懂我的焦急。
大桌上，姐姐们吃菜的声音越来越响，忽然，就有一个很惊讶的声音说，哎呀，我怎么吃了一块肉么，哎呀哎呀，我真是吃了一块肉呢！这菜碗里，竟然是有肉的哦！我自是没防备，听了这话，忙拿了眼睛去看，那个说话的姐姐便故意地把腮帮子鼓起来，嘴巴闭得严严的，眉毛却挑得很高，好像那肉都香到眉毛上去了一样。我一下就猜出她们是骗我的，连那眉毛的样子，都带出了撒谎样儿，我才不去信呢。于是我重新收回眼神，继续等着父亲。
姐姐们一定是不甘心的，她们把头低下去，嘀嘀咕咕地说话，甚至还忍不住地偷笑一两声出来。我拿眼角瞄着她们，我知道她们一定还会耍出花样来的。还真就是这样的，只一会，一个姐姐便又不小心“夹”到肉了，却又不想吃，非要送给别人。别人却偏偏地要谦虚，怎么都不接下，那“肉”便被筷子捉着，在桌上推来推去的，架势就像真的一般。
说实话，如果不是母亲冲我眨眼睛，我几乎就要动心了。她们的样子真是太真了，虽然那筷子上一点红肉的痕迹都没有，但或许就是块白肉呢，我忍不住地想。我开始犹犹豫豫了，我真的有些相信了。
父亲终于是上炕了。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接过母亲递给我的饭碗，紧挨着父亲的身边坐下。父亲冲我笑笑，拿筷子在火盆的盘子里扒了扒，挑出几块稍大的鸡肉来，先夹到我的碗里。对我说，吃吧，老丫头，吃吧！我倒一下子害起羞来，低着头，不去吃那肉，只使劲地往嘴里扒饭。父亲或喝几盅酒，又或不喝，饭里泡了米汤，吃得呼呼噜噜的响。有时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把饭
泡了米汤，也呼呼噜噜地吃。
姐姐们对我的样子却是生了讨厌的，她们把嘴角翘起来，又不看着我，说，那小孩子咋那么馋么，哎呀，那小孩子可真是太馋了哈！她们都懒得叫我的名字了，只说，那小孩子，那小孩子。她们说，我小的時候，可不是那样的，我们小的时候，可都不是那样子的。只有那个小孩子，才馋得这么不像样子。说到最后，她们似乎都有些生气了，好像我的馋，对她们的小时候都有了伤害似的。母亲在一边的时候，我会跟她们顶嘴，晃着脑袋，偏笑着气她们，说，管不着，我愿意，我愿意！若是母亲不在，我便不搭话，随她们怎么说，反正她们说的是那孩子，又不是我，我只假装听不见。
但有时还是要不得已面对的。比如，我要她们拿给我什么东西，或让她们帮我开西屋那关紧的门，她们都要在应之前，悄着声反复问我，那你说，你还馋不，还馋不？我虽然恼怒，可没有一点办法，脸臊得出着火，可还得一定答着她们的。赶上哪个姐多事，更要多说出一些话来，做小检讨和小保证。说出哪个哪个，不该我吃的东西，我就是不能吃，爸妈给了都不能要，要了就真是太馋了。以后我一定要改，一定再不的了。直到说得她们满意了，也瞧我真是可怜了，才拉倒。
可她们还是不原谅我，她们给我起了非常不好听的外号，叫小馋馋。她们高兴了，或不高兴了，都过来过去地说，哈，小馋馋，小馋馋！她们可能也知道这样叫我很不过意，所以那声音里，倒多多少少的，竟显出点小亲切来。我自是不愿意，我跟母亲告状，母亲也只是笑笑，有时喊上她们几嗓子，却也不恼怒，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在意。
责任编辑 胡兴尚
在那个屋住的时候，二姐都还没有出嫁，十几口人，在两间卧室一间厨房里，总是显得很拥挤。我来来回回屋里屋外的跑，身子总是会撞到别人。就是吃饭，手也老会碰落旁人的筷子。可碰落了，他们也不敢对我瞪眼睛。我挨着母亲，有一半的身子靠在母亲的膝上。母亲有时用筷子夹菜，都要绕过我的头。我很不得劲，母亲也应该很不得劲。可母亲不说，还总要隔一小会，就往她的怀里再拉拉我。
我其实是喜欢这种拥挤的，人多的时候，或坐在一起吃饭，或躺倒在一起说话、睡觉，我都会很欢喜。只是在西屋住的姐姐们总是不喜欢我，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们就早早地把那很紧的屋门关上，我敲门，她们是一定不开的，我只有使劲地用身体去撞，去顶，可还是不会开。喊了母亲，母亲也不帮我，也招呼着我快回到她那里去。姐姐们在门那边叽叽喳喳的说话，还会笑，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笑些什么。我又气又急，却什么也听不清。
有一年夏天，父亲忽然在院子里拉开了架势编笆，说是第二年要盖新房子用。那笆编时，先把粗一些的柳棍一根根地戳进地里，那柳棍比父亲还要高，溜直的一排。之后父亲把那些细柳条像编辫子一样，在那些的柳棍里绕来绕去，一行行地走，柳条头接着柳条梢，一处都不走空。有些不容易绕的地方，父亲还要抿着嘴，或呲着牙，才能把那个辫花绕好。一天，或者两天，很大的一片笆就出来了。那笆片子平平的，绿绿的，透着一股好闻的树皮浆子味道。
也就在父亲编笆那次，我挨了父亲的打。父亲一般是不打我的，母亲说，那次真的是我惹急了他。父亲先还用小柳条，看我哭缠个没完，就用了巴掌。我当时一定是怕了的，母亲去抱我时，我顺势就趴在了母亲的怀里，很大声音地哭。母亲嘴里一边嘶嘶啦啦地吸气，一边摸着我说，哎呀哎呀，还哭还哭，看屁股都打糊了。之后有姐姐过来，也大惊小怪地说，真打
糊了，真打糊了。我氣恼着她们这么说，可又真害怕着，不知屁股是不是真的糊了。我想起米饭糊了的样子，想起母亲煮猪食时，锅被烧糊的样子，心惊得不行，却又不好说，连哭都没了劲，都犹犹豫豫起来。过了一会，趁别人不注意，我拿了姐姐梳头时的小镜子，跑到黑乎乎的仓房，把裤子脱下一块，照自己的屁股。那镜子又总是不称心我，总是看得不真切，我换了很多个姿势，也自是没看见被打糊的地方。听见有人在仓房外面走，便又忙提了裤子，慌着跑出去了。之后好几天，我都不亲近父亲，父亲笑着叫我，我也不过去他那。
也就是那年冬天傍年根时，我的一个表哥从外面回来，跟父亲说，他整个冬天，都跟别人在一个叫哈尔滨的城市倒卖鱼了。哈尔滨那可真冷，到处都是冰冰。鼻涕流下来，擦得慢了，都能戳在嘴唇上。他回来的时候，穿着绿色的军大衣，带着绿色的栽绒帽子，像电影里的解放军一样。我那表哥本就长得端正，说话的时候，一边的嘴角会微微上扬，像被一个看不见的线头拽上去的一样。而且还会吐烟圈，哥哥姐姐们围着他听他说话，都兴奋得不行，就像围着一个大英雄。表哥给我带回来一摞画片，八张又或者是十二张，每张画片上都有一个女人，黑乌乌的眼睛，老长老长的睫毛，鼻子上还带着像星星一样的亮东西，连肚脐上都是。身上的衣服很少，肩上和腰上，都露出很多的肉。几个姐姐拿过去看，看了一眼，都哎呀哎呀地惊奇。惊奇过了，很不屑地把画片还给我，冲那画片翻眼睛，说，这都啥东西么，这么难看。停了一停，却又忍不住拿回去，一张一张细细地翻。还指着那鼻子上的亮东西说，这不疼吗，这怎么能不疼么！指指戳
戳了半天，最后把画片又都还给了我。我自是宝贝得不行，把它们放在炕上，又或摆到窗台上，来来回回，总是不能安稳。
又过了几天，一个跟父亲很熟的孙姓男人，从我家的后墙上跳过来，在胡同里把步子迈得老长地往我家屋里走。当时屋里的炕上正剁馅包饺子，细细的酸菜沫泡在水里，铁罩淋伸在里面，一下下地往外捞。那孙姓男人说话声音很大，嗓子像得过气管炎似的，一喘气一说话，嗓子眼里就嘶拉嘶拉地响。那男人进了屋便喘着嘶拉嘶拉的声音说，我借来战友的照相机了，刚给后院殷书记家照了像，二叔，那男人管父亲叫二叔，他说，二叔，你家也照一张吧，照个全家的，挂在镜子里，多好！这自然是好事，父亲也高兴，当即叫了家人快换些整洁的衣服，到外面照相。
我和六姐是穿着小碎花棉袄照的，头上梳着好看的歪歪桃，新洗了脸，甚至把手背上的黑皴也使劲搓了搓。洗手的时候，六姐跟我说，她一会照相的时候，她要歪着头照，她说她看过别人歪着头的照片，可好看了。说完，她还给我示范了一下，对我说，你也歪着头吧，准好看！我相信六姐的话，想着一会照相的时候，我一定要歪着脑袋。临去院里的时候，我把表哥送我的美人卡片也抓在手里，想着，那漂亮的东西，也跟我一起照相，该是多好的么！只是那天的院里真是太冷了，家里人多，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姿势摆来摆去，总是不行。到最后我捏卡片的手都快冻得僵了，被母亲喝令着，只好把那东西又放回到屋里。最后要歪头照相的事，也被那画片搅得忘记了。
十几天后，那照片被拿了回来。上面的人是黑白的，连四姐扎的花头巾，都没一点的颜色。且个个人都被风吹得没了样子，额上的头发胡乱地飞着，肩也缩缩着，一看就冻得狠了。我和六姐是站在母亲旁边的，我两手很用力地藏在衣服里，眉毛也很使劲地往一起扯弄，眼睛怒怒着，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我想，我当时一定是冷得咬着牙，或是抖颤得不行了，才会那个样子的，否则，照相是那么美好的事，怎么会出现那个要拼命的表情呢？六姐虽然没怒着，却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她整个的身子，都向外歪着，头发直直地立了起来，受了惊吓一般，脑瓜顶上的歪歪桃都被遮得没了影子。六姐有些沮丧，又有些堵着气似的说，下次照相，她还歪着头照，不信还会歪成这样子。我笑得不行，并很是庆幸自己当时忘了歪头的事，不然，也要跟六姐一样叹气了。 盖新房那年，正赶上老河套出鱼。那时天还挺热，母亲套着毛驴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的，反正我看着她回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我穿着小背心，小短裤，光着脚丫坐在院墙上，老远的，我就看见母亲赶着毛驴车，从村东头老薛家房前的大土坡上下来了。我一边冲院里哇哇地叫着，妈回来了，妈回来了！一边快速地溜下墙去，可着劲地跑着去迎母亲。母亲的车上被席糜茓子围着，两个高或又两个半那么高，里面装满了白白的小鱼票子，小小的，细细的，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只是一动都不动，全惨白着颜色，散发着一股热热的腥臭味。我盯着那些小鱼看，眼睛使劲地睁着，又眯起来，可还是被那些小白鱼晃得花了。我是头一次看见那么多的小鱼，我几乎不相信，这些小鱼会都是我家的。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家一到做饭的时候，就会从房子里飘出来一股煎鱼味，那味道臭臭的，又香香的，很古怪，也很诱人。街上很多玩耍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往我家里瞄眼睛。盖新房时，家里经常有很多人做事，或木匠，或挑土的或垛墙的，总是要在吃饭的时候走过来很多人。他们总是一到院门口的时候，就使劲地吸着鼻子，很大声地说，哎呀好香呢，有煎鱼呢！又煎鱼啦！他们嘻嘻哈哈馋鱼的样子很是让我生气，因为这些人要天天吃，那小鱼不用我去瞅，也知道是一定越来越少了。母亲开始不舍得自家人吃了，那些吃饭的外人一走，那鱼干便被母亲连同盘子一起端走了。我们这些不干活的小孩子，更是没了希望。可我被那香味诱惑得实在不行，趁着厨房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溜到碗橱子边上，很小的声音拉开门，找着橱子里那个装鱼干的盘子，瞄准了一条大的攥在手里，翘着脚跑到后墙或院外的木门后面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嘴里咬。
冬天，一只老母鸡得了病，又或是别的什么，反正被母亲用菜刀砍了脖子，扔到院子里去了。中午的时候，那鸡肉便在案板上被剁得碎了，连骨头都碎得不见了踪影，跟咸菜丁一起，放在大锅里炖了。母亲叫它鸡渣咸菜。那鸡渣咸菜上一次大桌后，剩下的，便被母亲留下来，给父亲做了小灶。冬天的泥火盆就放在一进屋的炕沿边上，一早一晚的，盆里总是会扒满了红堂堂的火炭，旺旺的，却又不燃起来。母亲把盛鸡渣咸菜的盘子就坐在那火炭上，只一会，那盘子周遭的汤便吱吱啦啦的开始响了。
我就守在那火盆边上。离火盆不远的大桌上，哥姐们的筷子都在夹大桌碗里的菜。那菜里，只有白菜和土豆，偶尔的，或多出一条两条的粉丝出来。她们招呼我，过来吃饭，快点，过来吃饭！我才不会过去，我守着火盆，听不见一样。两只手抄在身后，连看都不看她们一眼，我在等着父亲。父亲却是磨蹭的，或在慢慢悠悠地洗手，或是擦着盅子要烫壶酒喝，那走走停停的步子，一点都不懂我的焦急。
大桌上，姐姐们吃菜的声音越来越响，忽然，就有一个很惊讶的声音说，哎呀，我怎么吃了一块肉么，哎呀哎呀，我真是吃了一块肉呢！这菜碗里，竟然是有肉的哦！我自是没防备，听了这话，忙拿了眼睛去看，那个说话的姐姐便故意地把腮帮子鼓起来，嘴巴闭得严严的，眉毛却挑得很高，好像那肉都香到眉毛上去了一样。我一下就猜出她们是骗我的，连那眉毛的样子，都带出了撒谎样儿，我才不去信呢。于是我重新收回眼神，继续等着父亲。
姐姐们一定是不甘心的，她们把头低下去，嘀嘀咕咕地说话，甚至还忍不住地偷笑一两声出来。我拿眼角瞄着她们，我知道她们一定还会耍出花样来的。还真就是这样的，只一会，一个姐姐便又不小心“夹”到肉了，却又不想吃，非要送给别人。别人却偏偏地要谦虚，怎么都不接下，那“肉”便被筷子捉着，在桌上推来推去的，架势就像真的一般。
说实话，如果不是母亲冲我眨眼睛，我几乎就要动心了。她们的样子真是太真了，虽然那筷子上一点红肉的痕迹都没有，但或许就是块白肉呢，我忍不住地想。我开始犹犹豫豫了，我真的有些相信了。
父亲终于是上炕了。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接过母亲递给我的饭碗，紧挨着父亲的身边坐下。父亲冲我笑笑，拿筷子在火盆的盘子里扒了扒，挑出几块稍大的鸡肉来，先夹到我的碗里。对我说，吃吧，老丫头，吃吧！我倒一下子害起羞来，低着头，不去吃那肉，只使劲地往嘴里扒饭。父亲或喝几盅酒，又或不喝，饭里泡了米汤，吃得呼呼噜噜的响。有时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把饭
泡了米汤，也呼呼噜噜地吃。
姐姐们对我的样子却是生了讨厌的，她们把嘴角翘起来，又不看着我，说，那小孩子咋那么馋么，哎呀，那小孩子可真是太馋了哈！她们都懒得叫我的名字了，只说，那小孩子，那小孩子。她们说，我小的時候，可不是那样的，我们小的时候，可都不是那样子的。只有那个小孩子，才馋得这么不像样子。说到最后，她们似乎都有些生气了，好像我的馋，对她们的小时候都有了伤害似的。母亲在一边的时候，我会跟她们顶嘴，晃着脑袋，偏笑着气她们，说，管不着，我愿意，我愿意！若是母亲不在，我便不搭话，随她们怎么说，反正她们说的是那孩子，又不是我，我只假装听不见。
但有时还是要不得已面对的。比如，我要她们拿给我什么东西，或让她们帮我开西屋那关紧的门，她们都要在应之前，悄着声反复问我，那你说，你还馋不，还馋不？我虽然恼怒，可没有一点办法，脸臊得出着火，可还得一定答着她们的。赶上哪个姐多事，更要多说出一些话来，做小检讨和小保证。说出哪个哪个，不该我吃的东西，我就是不能吃，爸妈给了都不能要，要了就真是太馋了。以后我一定要改，一定再不的了。直到说得她们满意了，也瞧我真是可怜了，才拉倒。
可她们还是不原谅我，她们给我起了非常不好听的外号，叫小馋馋。她们高兴了，或不高兴了，都过来过去地说，哈，小馋馋，小馋馋！她们可能也知道这样叫我很不过意，所以那声音里，倒多多少少的，竟显出点小亲切来。我自是不愿意，我跟母亲告状，母亲也只是笑笑，有时喊上她们几嗓子，却也不恼怒，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在意。
责任编辑 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