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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王府井”——五马街的摊贩，被当地记者称为“温州的耻辱”。温州市为清除这一“耻辱”而“战”，允许民营资本成立摊贩公司，力图实现摊贩自律和自治。网民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人们担心因为方式不当，原来看得见的“耻辱”转变成新的看不见的“耻辱”
被当地媒体称为“温州王府井”的五马街，位于温州的中心城区鹿城区。它与北边的广场路、南边的人民路、东边的解放街、西边的府前街，形成一个“日”字型闭合区域，五马街就是中间的那一“横”。
这条全长424米的商业步行街有13家珠宝店，五马街每10家店铺就有1家珠宝店。由地理优势形成的商业向心力，使得以其为核心的“日”字型区域，吸引着巨大的物流和人流。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下称“鹿城一分局”)局长姜益祥，用“五马商圈”来称呼这一区域，“这里遍地是黄金。路边摊贩在这里摆上一个小时，可能比在其他地段摆一天的收入都要多”。
因此，五马街，“乞丐多、流动摊贩多、垃圾油渍遍地等不足为奇”，2007年，温州当地记者沈绍真在一篇杂文里如此痛陈，“那个得之不易、象征温州街市荣耀的全省唯一的‘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不锈钢牌匾也被撞坏，可怜巴巴地蜷曲在街口一隅”，他愤而批评说，“今天五马街已成为温州的耻辱。”
一位卖服装的女业主抱怨，店门口小吃摊扬起的油烟，让她的头发沾满酥油的味道，以至于朋友都以为她在经营餐饮店。商圈内的银泰百货因此丢了几笔大生意——好几个世界品牌考察这个商场，就因周边摊贩出没而放弃入驻的念头。
“铁腕反摊”与疏导点的设立
上任1个月的姜益祥，做了一个“让市局吃惊的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五马商圈内全面禁止摆摊。市局的吃惊来自摊贩们蕴藏的反弹力，根据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局长李世斌提供的数字，仅2007年上半年，温州市就发生暴力抗法160多起，127名执法队员受伤。
在人民路摆小吃摊的江西人陈早珠感觉到的变化是，从全面禁摊起，城管就由过去的晚上11点下班变成全天候值班，还新增了过去没有的“便衣”。11月，陈早珠不得不搬进离商圈5分钟路程的流动摊贩疏导点——飞霞桥。
像这样的疏导点，姜益祥在鹿城区设立4处。尽管影响了摊贩们的生意，但他仍觉得这是市容与民生博弈的最优选择，“五马商圈里不能摆摊，这是刚性要求，就像在北京，肯定不允许在王府井摆摊”。
其实，2008年8月1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但政府制定规划，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同日施行的《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应当注重教育和纠正违法行为，不得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对小商小贩不能一味地围追堵截。
“铁腕反摊”后，商圈内的两三百名摊贩产生分化。在此摆摊6年的重庆人殷胜说，一部分人由此放弃摆摊生涯，一部分人转战火车站等地，剩下的人进入4个疏导点。他自己属于第四类人：在五马街开10元饰品店，不足10平米，一年租金3万8。平白多了租金和税金开支，但没有无照摊贩的竞争，利润差不多跟以前持平。
尽管有铁腕手段和疏导点垫底，但清空商圈摊贩留下的巨大的利益真空，并不能让姜益祥省心。比摊贩的民生更复杂的现实是，根据李世斌的观察，“如果说农贸市场周边、工业园区内的摊贩是为谋生的话，那么市中心区的摊贩完全是逐利而来”，流动摊贩形成的以家族、地域为单位，通过亲友、老乡自发组成的圈子，已经从过去的分散经营演变为集团经营、拉帮结伙、垄断经营。他特别提到，五马街一带的江西帮、安徽帮、河南帮，有一定势力范围，呈现出涉黑性质。
直接与五马商圈摊贩打交道的鹿城一分局基层执法者罗志强(化名)，更愿意以经营据点而非籍贯来划分三股势力，“大致可以分成三伙人，分别在纱帽河、第一桥和解放街活动，这三伙人各有势力范围，基本上势均力敌，但其中纱帽河那伙人最强势，经常跟我们干架”。罗志强性格直率爽朗，以“粗人”自居，被一些熟识的摊贩戏称为“老大”，他经常能获得一些来自摊贩的消息。
“人民路事件”
2008年11月12日晚7点半，《温州晚报》记者刘青松(化名)带相机来到五马商圈，打算采写一篇商圈禁摊两个月的追踪报道，却赶上一条震动温州的大新闻：在人民路与大南路交汇的东联大厦附近，20多名摊贩跟10多名城管对峙上了。城管的两辆执法车被推倒，另一辆执勤的皮卡被推至机动车道，与围观的人群一起，阻断了人民路——鹿城区的横向大动脉。
一位目击者向刘青松还原了冲突的导火索：晚上7点，有6个女摊贩并排摆起摊位卖袜子，在她们后面很不寻常地站着10多个男摊贩。十来个执法者前来管理，男摊贩们一跃而上，抗拒配合，双方动作越来越大。
见证了后半段的刘青松注意到，这些摊贩“分工”严密，一个男摊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女摊贩们向围观路人大喊“城管打人了”，其余男摊贩则与城管产生肢体冲突，进而推翻执法车。最后，他看见那个躺在地上的男摊贩自己爬起来走了。
“人民路事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前奏。11月11日下午，几名自称“摊贩代表”的人来鹿城一分局找到罗志强，要求在商圈内的五马街、蝉街、纱帽河一带摆摊，而且自己可以成立摊贩公司进行自律。遭到拒绝，第二天上午，他们再次找到该局副局长刘玉和，提出同样的要求。刘玉和表示，可以在疏导点摆摊，但绝不能在商圈内。结果，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根据罗志强得到的消息，事件的真正根源在于，禁摊两个月，清空了五马商圈原有的摊贩，原先活动于火车站的20多名摊贩瞄准了这里，希望以制造“官逼民反”的假象来消解禁摊。选择东联大厦附近闹事，是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摆摊，“不属于五马商圈已有的三伙人的势力范围”。
成立摊贩自治组织的要求，罗志强在10月份就接到过。五马商圈“那三伙人”的头头，曾向他提出成立摊贩协会，但由于成立协会需要的民政注册很麻烦，就不了了之。“这就像一块大蛋糕摆在那里，你一天不把它分掉，饿极了的人就一天不会停止去切”，罗说。
“摊贩公司”
温州市重庆商会会长徐雪，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在取得五马商圈摊贩代表的支持后，她在11月牵头成立温州市民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民民公司”)，并找到鹿城一分局，拿下鹿城区4个流动摊贩疏导点之一的飞霞桥作为试点，用为流动摊贩提供相关服务的方式，吸引他们加盟。
摆江西小吃摊的陈早珠，就在11月14日抓阄确定了现在的摆摊位置。她用1000元押金承租民民公司一辆不锈钢餐车，每月租金200元，卫生费200元。飞霞桥离五马商圈5分钟路程，让她每天的收入减了一半，“这里很少有人来，搬来的头一天根本没开张”，她抱怨说。话虽如此，但至少摆脱了“一只眼睛做生意，一只眼睛留意城管”的生活。
“当然，疏导点的资源是公共的，不愿意加入公司也可以在里面摆摊经营，只是享受不到我们提供的服务。”徐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这些服务包括：为摊贩提供统一的服装、不锈钢餐车、健康证以及培训服务；对公司的摊贩进行整体包装、策展、推广；作为与城管执法局对等的法人，代表摊贩与其进行沟通，保障摊贩权益。用她的话说，“把疏导点做火，培育成一个市场”。
徐雪介绍，有一百多名商贩报名加入了民民公司；临近过年，最近大约只有三四十人来摆摊。她预计年后，疏导点的生意会好起来。罗志强透露，这几天，该局即将在公园路、兴文里、高盈里、县前头路等地再开放几个疏导点，将产生的400多个新摊位也会由民民公司接手。
不少温州网友在当地最火的“703论坛”质疑，这样做是在把公共资源让给私营公司用来牟利。对此，姜益祥认为，疏导点就像农贸市场一样，既然我们允许农贸市场引入民营资本管理，疏导点应该也可以。
对于民民公司可能垄断整个温州疏导点“市场”的担忧，他解释说，“其他公司想做，我们也欢迎。”罗志强补充说，起码在目前的试点阶段，还只能让民民公司一家来试水，因为事实上，民民公司的运营模式还处在被观望的阶段，甚至连该局开辟疏导点的行为本身也没有得到区政府的正式批准。
徐雪其人
比起温州市重庆商会会长的头衔，在温州，徐雪更知名的身份是“温州市鹿城新川妹火锅城”的老板。工商资料上的名字是“徐芝容”，但她更愿意以“徐雪”这个名字面对媒体。
徐雪以一个创业传奇的形象出现在温州媒体的报道中：1990年来温(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说法是1992年)，打了半年工后，在一个弄堂里摆两张桌子，办起房屋中介所，赚足第一桶金，随后投身餐饮业，以开麻辣火锅店起家，逐步做大，成为温州的“火锅皇后”。近年来，她把投资目光投向制造、零售、贸易、房地产等行业。2007年，她获得“赢在温州”首届十大杰出外来创业青年功勋奖。
所有的报道都没有提及这一个细节：在温州市工商局主办的红盾信息网上，“温州市2006年6月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单位和个人公示”中，徐雪的火锅城因“商业贿赂”而上榜。
当然，鹿城一分局看中的是徐雪身上的诸多优势：创业标兵，有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外地来温创业者，徐能让以外来人口居多的摊贩们感觉她在代表“新温州人”群体的利益。
在徐雪的叙述中，成立这样一个公司的想法在两年前就有了，“当时根据电视新闻和亲眼所见，了解到不少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我自己有很多老乡也有类似经历。他们为什么不能和谐相处呢？”感受到了“骨子里的一种责任”，她思考后的结果是，要有一个纽带来作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在她看来，这个纽带的最佳形式是公司化运作。
2007年获奖时，徐雪的演讲题目是《创业者必备素质》。她坦言自己很喜欢上一些励志类的培训课。一位老师曾以体验乞讨生活的方式给她的女儿上课，那位老师总结说，“连乞丐都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了呢？”
作为民民公司副总经理的徐雪，也以“章光101”创始人赵章光的赤脚医生生涯，和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鞋匠生涯为例，来寄望于这些实际上正在创业的摊贩们，“连摊贩都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了呢？”她说，相信“温州王府井”的五马街这么多摊贩中，以后肯定会有企业家出来；她希望有朝一日，他们勇于肩负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股东是谁？
就民民公司的事务接受媒体采访，徐雪很乐于强调公司的股东结构：5位股东中，有3位是摊贩代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她进一步透露，公司的5名股东的股权是对等的，10万元的注册资金，每位股东出资额均等，以这样的方式来保障摊贩的权益。
对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关于“公司总经理是谁”的提问，徐雪回答，是一位“在温州的失业人员”。在回答“股东中3位摊贩代表是不是五马商圈的摊贩”问题时，她透露，他们“以前摆过摊，现在没有摆了，但还有一些亲友在摆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到的民民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却是，公司5位股东的出资状况为：郑崇杰5.5万元、祝毅2万元、沈华明0.5万元、徐芝容1万元、林金棠1万元，其法定代表人为徐芝容。
据姜益祥和罗志强所知，祝毅是民民公司总经理，而祝此前的身份是温州市黄河清洁有限公司(下称“黄河公司”)的副总经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于2009年1月5日上午10时许拨打黄河公司的电话“找祝毅副总经理”，一位女性接线员在确认“这里是黄河公司”后，告知“祝总现在不在这里了呀”，“那他去哪里了呢？”“他去民民公司上班了呀。”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透露，黄河公司是一个保洁公司，后来参与运输城建废土，是温州运输业的龙头企业。它还成立了担保公司，并向外发展房地产。据姜益祥了解，黄河公司是温州保洁行业的老大，鹿城区90%以上地段的保洁都是黄河公司在做。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4日，注册资本为510万元，由法定代表人黄晨等3位股东共同出资。此外，黄晨还担任温州市黄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300万元，是由他与另一名股东合出的。
五马商圈的摊贩对黄河公司并不陌生，他们遗留下的垃圾和污渍一直是这个公司在清理。现在已在五马街开10元饰品店的摊贩殷胜记得，10月底或者11月初，他和很多同伴曾被叫到鹿城一分局开会，动员他们去疏导点摆摊，“打交道的就是黄河公司的一个老总，那时民民公司还没成立呢”。
“灰色人物”与新模式
对于温州“703论坛”网友提出的“鹿城一分局收民民公司钱有没有”的疑问，一位不愿具名的鹿城一分局官员说，“绝对没有。”他解释“城管行政执法局”和“城管局”区别时说，前者享受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审批权和行政处罚权是分离的，不像靠差额拨款过活的后者，“城管局的工资可能可以吃财政，奖金就得靠罚款了，而我们城管执法局的罚款是全额上交的”。
这位官员认为，用企业形式来管理和运作疏导点是最合适的方法。他举例说，温州市原城市管理局(已在2001年与原市政公用局和原园林管理局合并为市政园林局)以前也尝试搞过管理擦皮鞋摊贩的机构，但效果并不好，“只顾收钱不讲服务，凭空提高了加盟摊贩的经营成本。人家一看，一样的服务，在你这里擦要2块钱，别人那里只要1块钱，当然不来你这里了”。他认为，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公司化的运作方式，把摊贩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利益绑在一起；如果摊贩对公司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
关于民民公司除徐雪和祝毅之外的3位股东的身份，《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暂未查实。这位官员透露，该局在与徐雪接触成立公司事宜时，一直都在与上述五马商圈“三伙人的头头”打交道。
在他的解读里，这是出于对某种既成秩序的确认。“私下里说，在这样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中，能成为一股势力的领袖，肯定不那么简单。但是，当人家坐下来跟你协商时，他们确实又是代表了三个摊贩‘帮派’的利益。”这位官员谈道，“就算有涉黑嫌疑，只要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在法律上就是清白的，可以说他们是灰色人物吧。”
被当地媒体称为“温州王府井”的五马街，位于温州的中心城区鹿城区。它与北边的广场路、南边的人民路、东边的解放街、西边的府前街，形成一个“日”字型闭合区域，五马街就是中间的那一“横”。
这条全长424米的商业步行街有13家珠宝店，五马街每10家店铺就有1家珠宝店。由地理优势形成的商业向心力，使得以其为核心的“日”字型区域，吸引着巨大的物流和人流。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下称“鹿城一分局”)局长姜益祥，用“五马商圈”来称呼这一区域，“这里遍地是黄金。路边摊贩在这里摆上一个小时，可能比在其他地段摆一天的收入都要多”。
因此，五马街，“乞丐多、流动摊贩多、垃圾油渍遍地等不足为奇”，2007年，温州当地记者沈绍真在一篇杂文里如此痛陈，“那个得之不易、象征温州街市荣耀的全省唯一的‘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不锈钢牌匾也被撞坏，可怜巴巴地蜷曲在街口一隅”，他愤而批评说，“今天五马街已成为温州的耻辱。”
一位卖服装的女业主抱怨，店门口小吃摊扬起的油烟，让她的头发沾满酥油的味道，以至于朋友都以为她在经营餐饮店。商圈内的银泰百货因此丢了几笔大生意——好几个世界品牌考察这个商场，就因周边摊贩出没而放弃入驻的念头。
“铁腕反摊”与疏导点的设立
上任1个月的姜益祥，做了一个“让市局吃惊的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五马商圈内全面禁止摆摊。市局的吃惊来自摊贩们蕴藏的反弹力，根据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局长李世斌提供的数字，仅2007年上半年，温州市就发生暴力抗法160多起，127名执法队员受伤。
在人民路摆小吃摊的江西人陈早珠感觉到的变化是，从全面禁摊起，城管就由过去的晚上11点下班变成全天候值班，还新增了过去没有的“便衣”。11月，陈早珠不得不搬进离商圈5分钟路程的流动摊贩疏导点——飞霞桥。
像这样的疏导点，姜益祥在鹿城区设立4处。尽管影响了摊贩们的生意，但他仍觉得这是市容与民生博弈的最优选择，“五马商圈里不能摆摊，这是刚性要求，就像在北京，肯定不允许在王府井摆摊”。
其实，2008年8月1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但政府制定规划，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同日施行的《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应当注重教育和纠正违法行为，不得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对小商小贩不能一味地围追堵截。
“铁腕反摊”后，商圈内的两三百名摊贩产生分化。在此摆摊6年的重庆人殷胜说，一部分人由此放弃摆摊生涯，一部分人转战火车站等地，剩下的人进入4个疏导点。他自己属于第四类人：在五马街开10元饰品店，不足10平米，一年租金3万8。平白多了租金和税金开支，但没有无照摊贩的竞争，利润差不多跟以前持平。
尽管有铁腕手段和疏导点垫底，但清空商圈摊贩留下的巨大的利益真空，并不能让姜益祥省心。比摊贩的民生更复杂的现实是，根据李世斌的观察，“如果说农贸市场周边、工业园区内的摊贩是为谋生的话，那么市中心区的摊贩完全是逐利而来”，流动摊贩形成的以家族、地域为单位，通过亲友、老乡自发组成的圈子，已经从过去的分散经营演变为集团经营、拉帮结伙、垄断经营。他特别提到，五马街一带的江西帮、安徽帮、河南帮，有一定势力范围，呈现出涉黑性质。
直接与五马商圈摊贩打交道的鹿城一分局基层执法者罗志强(化名)，更愿意以经营据点而非籍贯来划分三股势力，“大致可以分成三伙人，分别在纱帽河、第一桥和解放街活动，这三伙人各有势力范围，基本上势均力敌，但其中纱帽河那伙人最强势，经常跟我们干架”。罗志强性格直率爽朗，以“粗人”自居，被一些熟识的摊贩戏称为“老大”，他经常能获得一些来自摊贩的消息。
“人民路事件”
2008年11月12日晚7点半，《温州晚报》记者刘青松(化名)带相机来到五马商圈，打算采写一篇商圈禁摊两个月的追踪报道，却赶上一条震动温州的大新闻：在人民路与大南路交汇的东联大厦附近，20多名摊贩跟10多名城管对峙上了。城管的两辆执法车被推倒，另一辆执勤的皮卡被推至机动车道，与围观的人群一起，阻断了人民路——鹿城区的横向大动脉。
一位目击者向刘青松还原了冲突的导火索：晚上7点，有6个女摊贩并排摆起摊位卖袜子，在她们后面很不寻常地站着10多个男摊贩。十来个执法者前来管理，男摊贩们一跃而上，抗拒配合，双方动作越来越大。
见证了后半段的刘青松注意到，这些摊贩“分工”严密，一个男摊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女摊贩们向围观路人大喊“城管打人了”，其余男摊贩则与城管产生肢体冲突，进而推翻执法车。最后，他看见那个躺在地上的男摊贩自己爬起来走了。
“人民路事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前奏。11月11日下午，几名自称“摊贩代表”的人来鹿城一分局找到罗志强，要求在商圈内的五马街、蝉街、纱帽河一带摆摊，而且自己可以成立摊贩公司进行自律。遭到拒绝，第二天上午，他们再次找到该局副局长刘玉和，提出同样的要求。刘玉和表示，可以在疏导点摆摊，但绝不能在商圈内。结果，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根据罗志强得到的消息，事件的真正根源在于，禁摊两个月，清空了五马商圈原有的摊贩，原先活动于火车站的20多名摊贩瞄准了这里，希望以制造“官逼民反”的假象来消解禁摊。选择东联大厦附近闹事，是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摆摊，“不属于五马商圈已有的三伙人的势力范围”。
成立摊贩自治组织的要求，罗志强在10月份就接到过。五马商圈“那三伙人”的头头，曾向他提出成立摊贩协会，但由于成立协会需要的民政注册很麻烦，就不了了之。“这就像一块大蛋糕摆在那里，你一天不把它分掉，饿极了的人就一天不会停止去切”，罗说。
“摊贩公司”
温州市重庆商会会长徐雪，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在取得五马商圈摊贩代表的支持后，她在11月牵头成立温州市民民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民民公司”)，并找到鹿城一分局，拿下鹿城区4个流动摊贩疏导点之一的飞霞桥作为试点，用为流动摊贩提供相关服务的方式，吸引他们加盟。
摆江西小吃摊的陈早珠，就在11月14日抓阄确定了现在的摆摊位置。她用1000元押金承租民民公司一辆不锈钢餐车，每月租金200元，卫生费200元。飞霞桥离五马商圈5分钟路程，让她每天的收入减了一半，“这里很少有人来，搬来的头一天根本没开张”，她抱怨说。话虽如此，但至少摆脱了“一只眼睛做生意，一只眼睛留意城管”的生活。
“当然，疏导点的资源是公共的，不愿意加入公司也可以在里面摆摊经营，只是享受不到我们提供的服务。”徐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这些服务包括：为摊贩提供统一的服装、不锈钢餐车、健康证以及培训服务；对公司的摊贩进行整体包装、策展、推广；作为与城管执法局对等的法人，代表摊贩与其进行沟通，保障摊贩权益。用她的话说，“把疏导点做火，培育成一个市场”。
徐雪介绍，有一百多名商贩报名加入了民民公司；临近过年，最近大约只有三四十人来摆摊。她预计年后，疏导点的生意会好起来。罗志强透露，这几天，该局即将在公园路、兴文里、高盈里、县前头路等地再开放几个疏导点，将产生的400多个新摊位也会由民民公司接手。
不少温州网友在当地最火的“703论坛”质疑，这样做是在把公共资源让给私营公司用来牟利。对此，姜益祥认为，疏导点就像农贸市场一样，既然我们允许农贸市场引入民营资本管理，疏导点应该也可以。
对于民民公司可能垄断整个温州疏导点“市场”的担忧，他解释说，“其他公司想做，我们也欢迎。”罗志强补充说，起码在目前的试点阶段，还只能让民民公司一家来试水，因为事实上，民民公司的运营模式还处在被观望的阶段，甚至连该局开辟疏导点的行为本身也没有得到区政府的正式批准。
徐雪其人
比起温州市重庆商会会长的头衔，在温州，徐雪更知名的身份是“温州市鹿城新川妹火锅城”的老板。工商资料上的名字是“徐芝容”，但她更愿意以“徐雪”这个名字面对媒体。
徐雪以一个创业传奇的形象出现在温州媒体的报道中：1990年来温(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说法是1992年)，打了半年工后，在一个弄堂里摆两张桌子，办起房屋中介所，赚足第一桶金，随后投身餐饮业，以开麻辣火锅店起家，逐步做大，成为温州的“火锅皇后”。近年来，她把投资目光投向制造、零售、贸易、房地产等行业。2007年，她获得“赢在温州”首届十大杰出外来创业青年功勋奖。
所有的报道都没有提及这一个细节：在温州市工商局主办的红盾信息网上，“温州市2006年6月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单位和个人公示”中，徐雪的火锅城因“商业贿赂”而上榜。
当然，鹿城一分局看中的是徐雪身上的诸多优势：创业标兵，有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作为外地来温创业者，徐能让以外来人口居多的摊贩们感觉她在代表“新温州人”群体的利益。
在徐雪的叙述中，成立这样一个公司的想法在两年前就有了，“当时根据电视新闻和亲眼所见，了解到不少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我自己有很多老乡也有类似经历。他们为什么不能和谐相处呢？”感受到了“骨子里的一种责任”，她思考后的结果是，要有一个纽带来作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在她看来，这个纽带的最佳形式是公司化运作。
2007年获奖时，徐雪的演讲题目是《创业者必备素质》。她坦言自己很喜欢上一些励志类的培训课。一位老师曾以体验乞讨生活的方式给她的女儿上课，那位老师总结说，“连乞丐都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了呢？”
作为民民公司副总经理的徐雪，也以“章光101”创始人赵章光的赤脚医生生涯，和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鞋匠生涯为例，来寄望于这些实际上正在创业的摊贩们，“连摊贩都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了呢？”她说，相信“温州王府井”的五马街这么多摊贩中，以后肯定会有企业家出来；她希望有朝一日，他们勇于肩负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股东是谁？
就民民公司的事务接受媒体采访，徐雪很乐于强调公司的股东结构：5位股东中，有3位是摊贩代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她进一步透露，公司的5名股东的股权是对等的，10万元的注册资金，每位股东出资额均等，以这样的方式来保障摊贩的权益。
对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关于“公司总经理是谁”的提问，徐雪回答，是一位“在温州的失业人员”。在回答“股东中3位摊贩代表是不是五马商圈的摊贩”问题时，她透露，他们“以前摆过摊，现在没有摆了，但还有一些亲友在摆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到的民民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却是，公司5位股东的出资状况为：郑崇杰5.5万元、祝毅2万元、沈华明0.5万元、徐芝容1万元、林金棠1万元，其法定代表人为徐芝容。
据姜益祥和罗志强所知，祝毅是民民公司总经理，而祝此前的身份是温州市黄河清洁有限公司(下称“黄河公司”)的副总经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于2009年1月5日上午10时许拨打黄河公司的电话“找祝毅副总经理”，一位女性接线员在确认“这里是黄河公司”后，告知“祝总现在不在这里了呀”，“那他去哪里了呢？”“他去民民公司上班了呀。”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透露，黄河公司是一个保洁公司，后来参与运输城建废土，是温州运输业的龙头企业。它还成立了担保公司，并向外发展房地产。据姜益祥了解，黄河公司是温州保洁行业的老大，鹿城区90%以上地段的保洁都是黄河公司在做。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4日，注册资本为510万元，由法定代表人黄晨等3位股东共同出资。此外，黄晨还担任温州市黄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300万元，是由他与另一名股东合出的。
五马商圈的摊贩对黄河公司并不陌生，他们遗留下的垃圾和污渍一直是这个公司在清理。现在已在五马街开10元饰品店的摊贩殷胜记得，10月底或者11月初，他和很多同伴曾被叫到鹿城一分局开会，动员他们去疏导点摆摊，“打交道的就是黄河公司的一个老总，那时民民公司还没成立呢”。
“灰色人物”与新模式
对于温州“703论坛”网友提出的“鹿城一分局收民民公司钱有没有”的疑问，一位不愿具名的鹿城一分局官员说，“绝对没有。”他解释“城管行政执法局”和“城管局”区别时说，前者享受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审批权和行政处罚权是分离的，不像靠差额拨款过活的后者，“城管局的工资可能可以吃财政，奖金就得靠罚款了，而我们城管执法局的罚款是全额上交的”。
这位官员认为，用企业形式来管理和运作疏导点是最合适的方法。他举例说，温州市原城市管理局(已在2001年与原市政公用局和原园林管理局合并为市政园林局)以前也尝试搞过管理擦皮鞋摊贩的机构，但效果并不好，“只顾收钱不讲服务，凭空提高了加盟摊贩的经营成本。人家一看，一样的服务，在你这里擦要2块钱，别人那里只要1块钱，当然不来你这里了”。他认为，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公司化的运作方式，把摊贩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利益绑在一起；如果摊贩对公司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
关于民民公司除徐雪和祝毅之外的3位股东的身份，《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暂未查实。这位官员透露，该局在与徐雪接触成立公司事宜时，一直都在与上述五马商圈“三伙人的头头”打交道。
在他的解读里，这是出于对某种既成秩序的确认。“私下里说，在这样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中，能成为一股势力的领袖，肯定不那么简单。但是，当人家坐下来跟你协商时，他们确实又是代表了三个摊贩‘帮派’的利益。”这位官员谈道，“就算有涉黑嫌疑，只要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在法律上就是清白的，可以说他们是灰色人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