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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MIDA正试图改变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多年来仅面对精英评委们、毫无市场影响力和少人问津的局面。
如果你不喜欢看纪录片,那是因为你没看到过好的纪录片。
6月7日-15日期间,MIDA(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以新名称、新理想和国内少有的世界级质量的公开展映单元横空出世。44部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汇集了世界最知名的五大纪录片节和中国最优秀纪录片导演们的力量,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Docs)主席ChrisMcDonald在开幕式上也赞叹不已,“我也只看过这些优秀纪录片里的三分之一”,2010年的MIDA正试图改变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多年来仅面对精英评委们、毫无市场影响力和少人问津的局面。
放映这44部纪录片的是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路和南京西路的4家电影院(上海万裕国际影城、UME新天地国际影城、世纪大上海电影院和环艺电影城),方便上班一族。尽管后半程将要面临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世界杯撞车,但在6月1日电影院启动正式售票之前,MIDA主办方在两天的预售时间里卖出了2000多张电影票。截至6月4日中午11点,仅放映两场的开幕影片《外滩》、日本纪录片《跟着奈良美智去旅行》和香港纪录片《音乐人生》都只剩下了5张票,40%的场次出票过半。
只要是好片子,不缺观众。MIDA的未来不是梦。
MIDA:培养纪录片观众
MIDA不仅仅是纪录片展映周,作为上海电视节的主体单元,今年的MIDA包括MIDA纪录片奖、MIDA影展、MIDA导演计划和EAA(欧美亚)纪录片论坛四大内容,整体侧重于产业链的打造,为纪录片导演们提供一揽子的资金、平台和渠道。
在7日晚上的开幕式上,SMG总裁助理陈梁以三个词汇定义了MIDA,“继承:突破和开端”。MIDA不是一蹴而就,它是之前15届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评奖单元的延续,也是SMG纪实频道自2006年起推出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的延续。而且今年导演计划的主题定为了“亚洲下一秒”,视野范畴从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们扩展到了亚洲领域。
“真实中国·导演计划”自问世以来,为了吸引更多的独立创作者与电视机构合作,SMG纪实频道每年都在上海新天地的UME国际影城进行若干场的纪录片公开放映,公开售票。这可以看成是MIDA的一次试水,培养这座城市中愿意持之以恒地去电影院里观看纪录片的观众。
多次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导演周浩,曾在早上8点的阿姆斯特丹街头见到买票队伍排了三四百米的“奇景”,因为当天获奖纪录片将会展映一天。“办节是需要融入当地文化的,而不是一群电影人自娱自乐。在阿姆斯特丹,有晚上10点到早上8点的通宵场,放五六部作品,票价40欧元。”
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在平时多一些公开放映的机会,能在放映时多见到一些观众。不仅是上海电视节的纪录片单元“躲在深闺”,广州纪录片大会有些场次只有一两个观众,今年北京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也遇到了观众不足的现象。尽管有五一假期缩短的客观原因,但也有业内人士撰文认为,“这是电影节长期不重视和外部观众的关系导致的恶果”。
在“真实中国·导演计划”几年的影响下,1000多人的会员俱乐部建立起来。他们需要在官方网站上回答一些繁琐的问题,不会有什么礼物,也没什么人会每场必到。SMG纪实频道分析过这群人的特征,30-40岁左右,以女性为主,以白领为主。有趣的是,这和SMG纪实频道本身的观众群可能并不完全一致,纪实频道的男性观众占到了67%,这个数据据说远超同集团的体育频道。
这个会员俱乐部现在被MIDA执行主管干超(他同时也是SMG纪实频道的副总监)看成是一个兴趣小组。如果深究下去,那样的公开展映模式在民间和业内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起码主办方也没有公布过确切的观影人数,大家给予的褒奖更多的是冲着主办者的热情去的。
“现在我们不满足仅仅把看纪录片当成一个兴趣小组的范畴。已经热爱纪录片的人还会继续热爱下去,很多人还没发现纪录片的魅力,那问题主要还是在我们这边。我们是纪录片的生产者和推广者,但我们并没有把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带给观众。”干超这次挑选了过去一两年里在国际各大纪录片影展上受到过好评的中外纪录片,“这得益于世界五大纪录片节的鼎力支持”。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Docs)、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DOKLeipzig)、新西兰纪录片电影节(Docu-mentaryEdge)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YIDFF)的主席们不仅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各自的精彩片目,甚至还第一次齐聚上海在EAA论坛上挥斥方遒,这是他们在欧美也没有出现过的大聚会。
在开幕式上,上海外语频道的女主持人开场首先说的是英语,而最先被请上台的就是这几位主席们,他们的到来标识着MIDA的档次。入选这几大纪录片节是国内纪录片导演们梦寐以求的机会,如果谁的纪录片被这些影展选中,这就意味着他在纪录片舞台上有了很高的起点。干超告诉记者,“有些主席是自己买飞机票来回;有些主席是我们提供的来上海的机票,回程票需要他们自己掏钱;还有些主席的行程靠的是赞助商。”
在接受本土市场的考验之前,海外的同行们已经给予了最热烈的捧场。“这得益于全世界对于中国和上海的期待。他们期待的是,这么大的国度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在电影院里放过纪录片,也就是说它的观众并没有受到过纪录影片的熏陶。他们就更加期待展映的最后结果,比如观众会给予导演们怎样的反馈,观众对这样的纪录片展映怎样评价。”面对每天飞来的求票信息,干超的信心越来越强。最初策划团队担心没人来买票,甚至有人整晚都在做这样的噩梦。干超自己也说过一句悲壮的话,“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展映”。这句话的背后是,如果市场真不捧场,中国的纪录片人在自己的国度可能永远等不来纪录片的春天。
MIDA:培养独立制片人
对于这类影展来说,在某次邀请到某个世界级名人并不难,难的是年年有名人们愿意来捧场,而且当没有了这些名人,普通人照样愿意来捧场。对于MIDA,如果说今年是在打招牌的话,那干超要做到的就是在此大好局面下,让全国的纪录片创作者们都认识到这里是他们合适的舞台。“以前的白玉兰奖纪录片单元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如果你是电视台的人,获得了这个奖,可以拿来评职称。但对我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这个奖,没钱,还是个虚名,好像可有可无。”导演周浩以前在新华社和南方周末呆过,他了解“体制”,尽管从2001年起就开始独立创作纪录片,但他至今可能也算不上完全的“体制外”,“我如今在南方报业集团里有个21世纪影像工作室,他们支持我做片子,而我为他们做的事非常少了。”
尽管周浩对这个奖无所谓,但周浩却凭借《龙哥》获得了去年白玉兰社会类纪录片银奖。评委干超说,“两年前电视节还是大量采用国内各家电视台选送的作品,去年第一次有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作品入围,还得了奖。今年独立纪录片参赛的数量一下子上来了,官方入选的6部影片里有4部是独立制作人的创作。创作确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电视台应该更加侧重于商业类纪录片的拓展。两条腿走路,我们可以在一个合适的制度下做各自适合的事情。”
寻求和独立制作人的合作、体制内外的合作,是SMG纪实频道近年来的工作重心所在。导演计划,独立制片人获奖的讯号,连纪实频道旗下自1993年就开播的王牌栏目《纪录片编辑室》也开始把独立制作人邀请来,和自己台里的导演们一起竞标。“去年投了15部,其中10部是独立制片人的作品,节目大部分的钱都流到了外面,体制外的人也意识到我们是公开地在做这个事。我们也勇于承认,《纪录片编辑室》的公开竞标上,独立制片人的提案比我们内部人的水平要高。他们一门心思就在想纪录片,他们的理想和对题材的热爱,他们的视野和深度,他们付出的辛劳和艰苦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导演。而我们内部的导演通常是因为要完成工作量,工作状态显然是不一样的。”干超说,他的这番话在频道内部总结时也反复说过。
这样的合作姿态延续到了今年MIDA的导演计划里,MIDA计划拿出100万来支持独立创作人。周浩说,“这次导演计划的支持名单里,大半都是体制外的一班哥们,80%都是这两年在海外各个电影节上崭露头角的一线导演。这可能是MIDA的一种姿态。”
干超说,看到这些名字,他就大概知道最后出来的片子是怎样的。周浩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体制内外创作力量的最大差异:央视在青藏铁路开通半年前要做一个纪录片,以他们的速度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最后他们找到了著名的独立纪录片导演段锦川,“段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该片”。
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人缺钱,能争取到国外资金支持的不超过十个人。他们更缺渠道,干超的理解是,“普遍情况是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放个一两次,或者回到国内做一些地下的放映。大量观众看不到你的片子,能看到的,永远是那几个精英评委。”
有了MIDA和导演计划的平台,上海纪实频道为这些独立创作者们当制作人,提供设备和财务监督,提供专业较色和立体声道,销往全国各家电视台,介绍到国际舞台,甚至邀请国际买家们一起投资。以专业较色为例,1小时的较色价格为1万元,一部纪录片通常会做20小时的较色,独立导演们通常不会做,而干超的作品《红跑道》就做了全部较色。“而且所有我们投资的纪录片,等到第五年时,我们手上拥有的权利全部还给独立制作人,他们听到这个时非常开心。”干超说。
对于纪实频道和干超来说,MIDA现在只是尝试。“我们不会占据体制内太多的资源,我们不占据太多的银幕,不占据太多的资金,而是想看看这个模式是否可行:先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奖,有了纪录片奖,我们就有了对好纪录片发言的标准。阿姆斯特丹追求偏重于人生哲学的深沉的纪录片,加拿大接近于社会批判的纪录片。那MIDA的纪录片会是怎样的?不是我来定的,而是需要几届时间,看看我们能吸引到怎样的一批纪录片导演聚拢在我们周围。”
7日晚上开幕影片《外滩》放映前,主办方进行了一个简短而别开生面的开幕式,嘉宾们妙语如珠,双语主持人应对自如,连现场乐队都high翻了天。而《外滩》放映时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满了人,没人提前离场,这是对一部纪录片最大的褒奖。而今年导演计划的终审评委之一崔明慧在手舞足蹈尽情地愉悦现场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钱是重要的,但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喜欢看纪录片,那是因为你没看到过好的纪录片。
6月7日-15日期间,MIDA(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以新名称、新理想和国内少有的世界级质量的公开展映单元横空出世。44部公开放映的纪录片汇集了世界最知名的五大纪录片节和中国最优秀纪录片导演们的力量,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Docs)主席ChrisMcDonald在开幕式上也赞叹不已,“我也只看过这些优秀纪录片里的三分之一”,2010年的MIDA正试图改变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多年来仅面对精英评委们、毫无市场影响力和少人问津的局面。
放映这44部纪录片的是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路和南京西路的4家电影院(上海万裕国际影城、UME新天地国际影城、世纪大上海电影院和环艺电影城),方便上班一族。尽管后半程将要面临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世界杯撞车,但在6月1日电影院启动正式售票之前,MIDA主办方在两天的预售时间里卖出了2000多张电影票。截至6月4日中午11点,仅放映两场的开幕影片《外滩》、日本纪录片《跟着奈良美智去旅行》和香港纪录片《音乐人生》都只剩下了5张票,40%的场次出票过半。
只要是好片子,不缺观众。MIDA的未来不是梦。
MIDA:培养纪录片观众
MIDA不仅仅是纪录片展映周,作为上海电视节的主体单元,今年的MIDA包括MIDA纪录片奖、MIDA影展、MIDA导演计划和EAA(欧美亚)纪录片论坛四大内容,整体侧重于产业链的打造,为纪录片导演们提供一揽子的资金、平台和渠道。
在7日晚上的开幕式上,SMG总裁助理陈梁以三个词汇定义了MIDA,“继承:突破和开端”。MIDA不是一蹴而就,它是之前15届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评奖单元的延续,也是SMG纪实频道自2006年起推出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的延续。而且今年导演计划的主题定为了“亚洲下一秒”,视野范畴从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们扩展到了亚洲领域。
“真实中国·导演计划”自问世以来,为了吸引更多的独立创作者与电视机构合作,SMG纪实频道每年都在上海新天地的UME国际影城进行若干场的纪录片公开放映,公开售票。这可以看成是MIDA的一次试水,培养这座城市中愿意持之以恒地去电影院里观看纪录片的观众。
多次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导演周浩,曾在早上8点的阿姆斯特丹街头见到买票队伍排了三四百米的“奇景”,因为当天获奖纪录片将会展映一天。“办节是需要融入当地文化的,而不是一群电影人自娱自乐。在阿姆斯特丹,有晚上10点到早上8点的通宵场,放五六部作品,票价40欧元。”
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在平时多一些公开放映的机会,能在放映时多见到一些观众。不仅是上海电视节的纪录片单元“躲在深闺”,广州纪录片大会有些场次只有一两个观众,今年北京的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也遇到了观众不足的现象。尽管有五一假期缩短的客观原因,但也有业内人士撰文认为,“这是电影节长期不重视和外部观众的关系导致的恶果”。
在“真实中国·导演计划”几年的影响下,1000多人的会员俱乐部建立起来。他们需要在官方网站上回答一些繁琐的问题,不会有什么礼物,也没什么人会每场必到。SMG纪实频道分析过这群人的特征,30-40岁左右,以女性为主,以白领为主。有趣的是,这和SMG纪实频道本身的观众群可能并不完全一致,纪实频道的男性观众占到了67%,这个数据据说远超同集团的体育频道。
这个会员俱乐部现在被MIDA执行主管干超(他同时也是SMG纪实频道的副总监)看成是一个兴趣小组。如果深究下去,那样的公开展映模式在民间和业内可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起码主办方也没有公布过确切的观影人数,大家给予的褒奖更多的是冲着主办者的热情去的。
“现在我们不满足仅仅把看纪录片当成一个兴趣小组的范畴。已经热爱纪录片的人还会继续热爱下去,很多人还没发现纪录片的魅力,那问题主要还是在我们这边。我们是纪录片的生产者和推广者,但我们并没有把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带给观众。”干超这次挑选了过去一两年里在国际各大纪录片影展上受到过好评的中外纪录片,“这得益于世界五大纪录片节的鼎力支持”。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Docs)、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DOKLeipzig)、新西兰纪录片电影节(Docu-mentaryEdge)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YIDFF)的主席们不仅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各自的精彩片目,甚至还第一次齐聚上海在EAA论坛上挥斥方遒,这是他们在欧美也没有出现过的大聚会。
在开幕式上,上海外语频道的女主持人开场首先说的是英语,而最先被请上台的就是这几位主席们,他们的到来标识着MIDA的档次。入选这几大纪录片节是国内纪录片导演们梦寐以求的机会,如果谁的纪录片被这些影展选中,这就意味着他在纪录片舞台上有了很高的起点。干超告诉记者,“有些主席是自己买飞机票来回;有些主席是我们提供的来上海的机票,回程票需要他们自己掏钱;还有些主席的行程靠的是赞助商。”
在接受本土市场的考验之前,海外的同行们已经给予了最热烈的捧场。“这得益于全世界对于中国和上海的期待。他们期待的是,这么大的国度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在电影院里放过纪录片,也就是说它的观众并没有受到过纪录影片的熏陶。他们就更加期待展映的最后结果,比如观众会给予导演们怎样的反馈,观众对这样的纪录片展映怎样评价。”面对每天飞来的求票信息,干超的信心越来越强。最初策划团队担心没人来买票,甚至有人整晚都在做这样的噩梦。干超自己也说过一句悲壮的话,“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展映”。这句话的背后是,如果市场真不捧场,中国的纪录片人在自己的国度可能永远等不来纪录片的春天。
MIDA:培养独立制片人
对于这类影展来说,在某次邀请到某个世界级名人并不难,难的是年年有名人们愿意来捧场,而且当没有了这些名人,普通人照样愿意来捧场。对于MIDA,如果说今年是在打招牌的话,那干超要做到的就是在此大好局面下,让全国的纪录片创作者们都认识到这里是他们合适的舞台。“以前的白玉兰奖纪录片单元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如果你是电视台的人,获得了这个奖,可以拿来评职称。但对我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这个奖,没钱,还是个虚名,好像可有可无。”导演周浩以前在新华社和南方周末呆过,他了解“体制”,尽管从2001年起就开始独立创作纪录片,但他至今可能也算不上完全的“体制外”,“我如今在南方报业集团里有个21世纪影像工作室,他们支持我做片子,而我为他们做的事非常少了。”
尽管周浩对这个奖无所谓,但周浩却凭借《龙哥》获得了去年白玉兰社会类纪录片银奖。评委干超说,“两年前电视节还是大量采用国内各家电视台选送的作品,去年第一次有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作品入围,还得了奖。今年独立纪录片参赛的数量一下子上来了,官方入选的6部影片里有4部是独立制作人的创作。创作确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电视台应该更加侧重于商业类纪录片的拓展。两条腿走路,我们可以在一个合适的制度下做各自适合的事情。”
寻求和独立制作人的合作、体制内外的合作,是SMG纪实频道近年来的工作重心所在。导演计划,独立制片人获奖的讯号,连纪实频道旗下自1993年就开播的王牌栏目《纪录片编辑室》也开始把独立制作人邀请来,和自己台里的导演们一起竞标。“去年投了15部,其中10部是独立制片人的作品,节目大部分的钱都流到了外面,体制外的人也意识到我们是公开地在做这个事。我们也勇于承认,《纪录片编辑室》的公开竞标上,独立制片人的提案比我们内部人的水平要高。他们一门心思就在想纪录片,他们的理想和对题材的热爱,他们的视野和深度,他们付出的辛劳和艰苦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导演。而我们内部的导演通常是因为要完成工作量,工作状态显然是不一样的。”干超说,他的这番话在频道内部总结时也反复说过。
这样的合作姿态延续到了今年MIDA的导演计划里,MIDA计划拿出100万来支持独立创作人。周浩说,“这次导演计划的支持名单里,大半都是体制外的一班哥们,80%都是这两年在海外各个电影节上崭露头角的一线导演。这可能是MIDA的一种姿态。”
干超说,看到这些名字,他就大概知道最后出来的片子是怎样的。周浩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体制内外创作力量的最大差异:央视在青藏铁路开通半年前要做一个纪录片,以他们的速度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最后他们找到了著名的独立纪录片导演段锦川,“段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该片”。
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人缺钱,能争取到国外资金支持的不超过十个人。他们更缺渠道,干超的理解是,“普遍情况是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放个一两次,或者回到国内做一些地下的放映。大量观众看不到你的片子,能看到的,永远是那几个精英评委。”
有了MIDA和导演计划的平台,上海纪实频道为这些独立创作者们当制作人,提供设备和财务监督,提供专业较色和立体声道,销往全国各家电视台,介绍到国际舞台,甚至邀请国际买家们一起投资。以专业较色为例,1小时的较色价格为1万元,一部纪录片通常会做20小时的较色,独立导演们通常不会做,而干超的作品《红跑道》就做了全部较色。“而且所有我们投资的纪录片,等到第五年时,我们手上拥有的权利全部还给独立制作人,他们听到这个时非常开心。”干超说。
对于纪实频道和干超来说,MIDA现在只是尝试。“我们不会占据体制内太多的资源,我们不占据太多的银幕,不占据太多的资金,而是想看看这个模式是否可行:先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奖,有了纪录片奖,我们就有了对好纪录片发言的标准。阿姆斯特丹追求偏重于人生哲学的深沉的纪录片,加拿大接近于社会批判的纪录片。那MIDA的纪录片会是怎样的?不是我来定的,而是需要几届时间,看看我们能吸引到怎样的一批纪录片导演聚拢在我们周围。”
7日晚上开幕影片《外滩》放映前,主办方进行了一个简短而别开生面的开幕式,嘉宾们妙语如珠,双语主持人应对自如,连现场乐队都high翻了天。而《外滩》放映时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满了人,没人提前离场,这是对一部纪录片最大的褒奖。而今年导演计划的终审评委之一崔明慧在手舞足蹈尽情地愉悦现场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钱是重要的,但合作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