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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红岩》作为一部17年文学时期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通过对共产党人经受肉体酷刑和精神酷刑的描写来展现英雄们崇高的革命意识。文章从刘思扬的成长变化透析革命战士在经受洗礼中个人话语逐渐服从于革命话语，抛弃个人情感，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现象，以及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主体的“询唤”，从而对主人公和读者都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刘思扬 革命话语和个人话语 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17年文学很多作品都围绕着个人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关系论述。其中《红岩》最为突出。小说通过对共产党人各种磨砺的描写展现出他们在革命中的成长和大无畏精神。而小说中的刘思扬因为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的成长转变具有独特的意义。通过对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磨炼，逐渐舍弃其资产阶级的情感，思想得到最终的淬炼。这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在革命理想的话语洪流中逐渐减弱，最终塑造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国家政治的力量。对知识分子思想的重塑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个人主体的询唤作用。而这种独属于20世纪中国人独有的认知和情感，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展现出无比的感召力。
一.私密情感屈从于整体意识
个人话语中，男女之情是最主要的情感，它是人性最基本的情绪。但是在《红岩》的时代，“个人”和“革命”的二重对立，使我们很难在小说中看到正面人物对爱情的追求和沉溺于自我情感的表达。在当时，革命任务是最首要的，一切可能会影响革命坚定性的因素都应该舍弃。
刘思扬刚被关进渣宰洞时，心里始终挂念着未婚妻孙明霞，当知道她在监狱里安好后，心情立刻开朗了。这时的他还是一个思想不成熟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该如何正确放置个人情感的位置。但是在渣宰洞里经历了保卫泉水，绝食抗议等艰苦的斗争后，在和战士们一起受刑中，战胜痛苦的成就感和战友们经历苦难仍奋战到底的信念的鼓舞，他的抗争信念更加坚定，变得更加纯洁。在这之后，孙明霞在刘思扬的心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一进集中营就开始写的《铁窗小诗》，基本上是关于革命斗争，没有一首是写给孙明霞的。甚至在最后的越狱暴动中，刘思扬不幸被击中，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起了很多战友，孙明霞却是被排在最后的，并且是“共同战斗的孙明霞”。可见孙明霞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是爱人而仅仅是战友了[1]。在这整个过程中，刘思扬已经完成了他思想的成长，男女情感最终让位于更加崇高伟大的革命意识。他从一个有资产阶级弱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反观叛徒甫志高，他因为无法为了革命抛下私人情感，导致无法坚定地进行革命，走向了他的不归路。
个人的情感话语始终是一个私密的，私人化的情感倾向。在革命时代，这种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革命的顺利开展。会让人变得软弱，犹豫，在死亡面前退缩，做不到毫不犹豫地英勇就义。因而在民族大义上，为了成就伟大的革命事业，个人的小我被放置一边就成为了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做法。
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超脱人性的藩篱，坚定地舍弃个人情感选择革命？这种情感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需要一个磨砺的手段和过程。
二.快乐的肉体炼狱和精神炼狱
我们注意到，《红岩》中对革命者的刑罚非常严苛甚至是血腥的，共产党人却把它们作为对自己革命精神的考验。这就是《红岩》告诉我们的答案。
身体往往和肉欲联系在一起，在《红岩》中更主要的表现为身体的疼痛。身体的舒适是安逸，是放纵。共产党人的成长道路上充斥着这些邪恶的诱惑，能够对抗身体诱惑是成长的第一步。特务们的武器只能是通过对共产党人身体的摧残，希望来瓦解英雄们的精神堡垒。肉身作为精神的障碍，是精神成长必须克服和战胜的对象，而受刑、对肉身的摧残便成为超脱肉身达到最高境界的必要手段。因此肉体受到虐待不是痛苦而是快乐，是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在英雄们的想法中，受刑越重的人说明思想越崇高，越不可战胜，对暴力的接纳与承受成为超脱肉身的资本[2]。
刘思扬在保卫泉水的斗争中，他跟其他共产党人一起忍过了绝食的考验，初次带上了镣铐，他为此感到自豪。他觉得不经刑讯，就不配称为不屈的战士。在他因为资产阶级身份被释放后，他的内心受到自我的不断拷问，他愧疚于自己没有和战友们一起继续进行肉体和精神的磨炼，产生离群之感。这种对于肉体痛苦的追求被称之为受虐倾向。
弗洛伊德认为受虐倾向“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3]。他说：“在受虐幻想中，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必须用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过程来赎罪。”[4]刘思扬是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他觉得自己的衣着太好，又没有受刑，难免要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甚至遭到歧视[5]。他拥有强烈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来源于他和其他人不同而产生自卑感和自我怀疑，因而内心就更加积极主动，希望和其他战友一样经历酷刑，并且这种折磨越痛苦，就会越兴奋，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
刘思扬之所以会认为受虐是必要的，自然的，和日常生活中战友们的言行举止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周围被这种信念包围会潜移默化地让人们的思想趋同。而之所以每个共产党人都坚定这样的信念，和背后隐藏着的国家话语是密不可分的。
各种报刊、书籍的传播，家庭受到的教育和身边人的影响等等软性因素，把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这是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询唤”[6]。概括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各种行为如学校、宗教、报刊等国家机器来表现自身，人们受这些召唤行为的引导，无意识地创造自己的意义，并参与到实践中。在《红岩》中，报刊是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传达媒介。《挺进报》在地下偷偷刊印发行，刘思扬也是在写《挺进报》的稿件时被捕的。它传播着无产阶级的思想，通过多种形式，反复向它的读者传输共产党人是克服欲望的英雄，共产党人的身体和意识坚不可摧的思想，使之自然化。这种思想从报纸到个人再到群体到整个阶级，最终塑造出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意义上的主体。刘思扬在渣宰洞里不断受到革命英雄许云峰、江姐等战友的影响，逐渐成长起来，摒弃一切私人化的软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之中。
这种意识形态的询唤，不仅仅是对小说中的共产党人，更是对阅读《红岩》的读者的询唤。通过小说中英雄们身体和精神的强韧，来引导当时的读者在现实中感觉自己在革命前全身充满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代环境下，爱国主义是时代的最强音。人们经历了艰苦的革命岁月，对革命时的艰难困苦感同身受，对这些拥有崇高品格，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怀有崇高的敬意。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在阅读《红岩》时会产生情感共鸣的原因。
《红岩》这部作品是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共产党人经历各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磨难的描写，来展现当年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的解放而做出的壮烈而又令人钦佩的牺牲。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感染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现今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晶.以《红岩》为例谈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转化[J].《文学教育下半月》.2013年第5期
[2]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83页
[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85页
[4]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85頁
[5]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09
[6]（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刘思扬 革命话语和个人话语 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17年文学很多作品都围绕着个人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关系论述。其中《红岩》最为突出。小说通过对共产党人各种磨砺的描写展现出他们在革命中的成长和大无畏精神。而小说中的刘思扬因为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的成长转变具有独特的意义。通过对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磨炼，逐渐舍弃其资产阶级的情感，思想得到最终的淬炼。这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在革命理想的话语洪流中逐渐减弱，最终塑造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国家政治的力量。对知识分子思想的重塑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个人主体的询唤作用。而这种独属于20世纪中国人独有的认知和情感，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展现出无比的感召力。
一.私密情感屈从于整体意识
个人话语中，男女之情是最主要的情感，它是人性最基本的情绪。但是在《红岩》的时代，“个人”和“革命”的二重对立，使我们很难在小说中看到正面人物对爱情的追求和沉溺于自我情感的表达。在当时，革命任务是最首要的，一切可能会影响革命坚定性的因素都应该舍弃。
刘思扬刚被关进渣宰洞时，心里始终挂念着未婚妻孙明霞，当知道她在监狱里安好后，心情立刻开朗了。这时的他还是一个思想不成熟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该如何正确放置个人情感的位置。但是在渣宰洞里经历了保卫泉水，绝食抗议等艰苦的斗争后，在和战士们一起受刑中，战胜痛苦的成就感和战友们经历苦难仍奋战到底的信念的鼓舞，他的抗争信念更加坚定，变得更加纯洁。在这之后，孙明霞在刘思扬的心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一进集中营就开始写的《铁窗小诗》，基本上是关于革命斗争，没有一首是写给孙明霞的。甚至在最后的越狱暴动中，刘思扬不幸被击中，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起了很多战友，孙明霞却是被排在最后的，并且是“共同战斗的孙明霞”。可见孙明霞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是爱人而仅仅是战友了[1]。在这整个过程中，刘思扬已经完成了他思想的成长，男女情感最终让位于更加崇高伟大的革命意识。他从一个有资产阶级弱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反观叛徒甫志高，他因为无法为了革命抛下私人情感，导致无法坚定地进行革命，走向了他的不归路。
个人的情感话语始终是一个私密的，私人化的情感倾向。在革命时代，这种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革命的顺利开展。会让人变得软弱，犹豫，在死亡面前退缩，做不到毫不犹豫地英勇就义。因而在民族大义上，为了成就伟大的革命事业，个人的小我被放置一边就成为了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做法。
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超脱人性的藩篱，坚定地舍弃个人情感选择革命？这种情感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需要一个磨砺的手段和过程。
二.快乐的肉体炼狱和精神炼狱
我们注意到，《红岩》中对革命者的刑罚非常严苛甚至是血腥的，共产党人却把它们作为对自己革命精神的考验。这就是《红岩》告诉我们的答案。
身体往往和肉欲联系在一起，在《红岩》中更主要的表现为身体的疼痛。身体的舒适是安逸，是放纵。共产党人的成长道路上充斥着这些邪恶的诱惑，能够对抗身体诱惑是成长的第一步。特务们的武器只能是通过对共产党人身体的摧残，希望来瓦解英雄们的精神堡垒。肉身作为精神的障碍，是精神成长必须克服和战胜的对象，而受刑、对肉身的摧残便成为超脱肉身达到最高境界的必要手段。因此肉体受到虐待不是痛苦而是快乐，是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在英雄们的想法中，受刑越重的人说明思想越崇高，越不可战胜，对暴力的接纳与承受成为超脱肉身的资本[2]。
刘思扬在保卫泉水的斗争中，他跟其他共产党人一起忍过了绝食的考验，初次带上了镣铐，他为此感到自豪。他觉得不经刑讯，就不配称为不屈的战士。在他因为资产阶级身份被释放后，他的内心受到自我的不断拷问，他愧疚于自己没有和战友们一起继续进行肉体和精神的磨炼，产生离群之感。这种对于肉体痛苦的追求被称之为受虐倾向。
弗洛伊德认为受虐倾向“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3]。他说：“在受虐幻想中，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必须用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过程来赎罪。”[4]刘思扬是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少爷。他觉得自己的衣着太好，又没有受刑，难免要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甚至遭到歧视[5]。他拥有强烈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来源于他和其他人不同而产生自卑感和自我怀疑，因而内心就更加积极主动，希望和其他战友一样经历酷刑，并且这种折磨越痛苦，就会越兴奋，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
刘思扬之所以会认为受虐是必要的，自然的，和日常生活中战友们的言行举止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周围被这种信念包围会潜移默化地让人们的思想趋同。而之所以每个共产党人都坚定这样的信念，和背后隐藏着的国家话语是密不可分的。
各种报刊、书籍的传播，家庭受到的教育和身边人的影响等等软性因素，把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这是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询唤”[6]。概括来说，由于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各种行为如学校、宗教、报刊等国家机器来表现自身，人们受这些召唤行为的引导，无意识地创造自己的意义，并参与到实践中。在《红岩》中，报刊是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传达媒介。《挺进报》在地下偷偷刊印发行，刘思扬也是在写《挺进报》的稿件时被捕的。它传播着无产阶级的思想，通过多种形式，反复向它的读者传输共产党人是克服欲望的英雄，共产党人的身体和意识坚不可摧的思想，使之自然化。这种思想从报纸到个人再到群体到整个阶级，最终塑造出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意义上的主体。刘思扬在渣宰洞里不断受到革命英雄许云峰、江姐等战友的影响，逐渐成长起来，摒弃一切私人化的软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之中。
这种意识形态的询唤，不仅仅是对小说中的共产党人，更是对阅读《红岩》的读者的询唤。通过小说中英雄们身体和精神的强韧，来引导当时的读者在现实中感觉自己在革命前全身充满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代环境下，爱国主义是时代的最强音。人们经历了艰苦的革命岁月，对革命时的艰难困苦感同身受，对这些拥有崇高品格，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怀有崇高的敬意。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在阅读《红岩》时会产生情感共鸣的原因。
《红岩》这部作品是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共产党人经历各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磨难的描写，来展现当年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的解放而做出的壮烈而又令人钦佩的牺牲。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感染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现今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黄晶.以《红岩》为例谈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转化[J].《文学教育下半月》.2013年第5期
[2]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83页
[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85页
[4]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85頁
[5]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09
[6]（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