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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7日召开的中国卫生论坛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提出了成立大健康部的设想，随即引发社会热议。
当天，卫生部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描述了未来的大健康部的轮廓：涉及人民健康的若干职能相近的部门，如卫生、医疗保障、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等部门，可以考虑逐步合并，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
“这个大健康部不是议事机构。”参与编撰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马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它应该是有决策权力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由卫生部在2008年启动，其编委会主任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和桑国卫，以及卫生部部长陈竺，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
建立大健康部的设想目前仅仅处于专家建议阶段，尚未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虽然卫生部门对此设想颇为支持，但是由于涉及面广泛，牵涉到多方利益，是否能够落地以及何时落地目前仍不明朗。
“监管分散不利于协调”
如果大健康部的设想最终付诸实施，现有的卫生领域的多头监管局面将成为历史。
在一些卫生系统人士看来，多头监管的格局已经难以适应当下医改的大形势。仅以公立医院为例，在监管方面，卫生、药监、物价、财政等部门各有职能；在运营方面，卫生、教育、财政、组织、人事和劳动等部门多头负责。
参与编撰报告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健康卫生事业有其特殊性，而把职责权限分散到多个部门，导致个性化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共性政策之间存在不匹配之处。
卫生部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未能协调到位的问题。比如三年新医改中，政府卫生支出虽然较往年显著增加，但是卫生费用投入状况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1.35％。
报告编撰者之一、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则表示，在医疗健康领域，目前医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不到20％，更多决定人的健康的是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所以，大健康部门应该把对相关领域的管理囊括进来。
吴明发现，在三年新医改中，相关的20个部委都非常支持也非常重视新医改，但是，“有的部委非常庞大，管理的事情和行业非常多，与卫生对口的人员就几个，根本没那么大精力和人力，最终的结果就是部委之间的协调不到位，政策出现出位，或者制定出来并不能十分完善地落实。”
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启动新一轮医改，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医改领导小组)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医改办)，其中医改领导小组被赋予的职责之一是，统筹协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在8月17日开幕的“2012中国卫生论坛”上，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提到了各部门协调的重要性。不过，由于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医改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任务完成后即撤销，并非“常设机构”。
因此，该机构撤销之后，谁来协调各部委之间的工作，并不明确。卫生部部长陈竺在随后的演讲中，则进一步描述了各部门协调的路径：在医改中，要形成医保、医疗、医药的三轮驱动，需要多个部委的协调合作。
在陈竺看来，随着医改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体制机制、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突出，医改的推进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医保、医疗、医药由不同部门管理，三个体系内部协调不够，例如医保管理尚存在几个制度、医药中的基本药物制度仍需向大医院延伸、公立医院深层次改革和属地化管理尚未实现。
另外就是医保、医药、医疗体系之间也存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不够协调，不能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情况。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医改还处于建立基本制度的阶段，而各项制度、制度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身的历史脉络，存在所谓路径依赖，协调难度不小。
“是权限转移，也是责任转移”
在意识到卫生事业相关权责分布于多个部委之后，健康战略2020研究组专家意识到，成立大健康部门成为可行的路径。
在参与编撰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马进看来，在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下，以“高投入、高成本、高技术、低产出”为特征的、以晚期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大行其道，而正常模式应该是“以预防为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卫生部的管理权限过窄，最主要的资金和人力都只能放在医疗机构等，不能对相关领域进行必要的有效的干涉。
“大健康部设想，不仅仅是权限的转移，更是责任的转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说，拥有更多权限就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
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在过去几年，卫生部扩权意图较为明显。
关于卫生部门的分分合合在过去曾有所反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医药关系”。1998年，原卫生部药政局析出，与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合并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药分家。十年后的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又决定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移交卫生部管理，理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医药的十年分家历史就此终结。这年，卫生部又新设了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医疗服务监管司两个新部门，分别承担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组织实施工作和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管工作。
继收回食品、药品的监管权后，在一些卫生领域人士看来，卫生部目前最为迫切的工作之一是，要把医保纳入管辖范围之内。
参与编撰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马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保现在归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部门的目标是管控资金不超支，但是卫生部门的目标是健康，是看好病，两者之间有时候会有不相适应的情况。
不过，目前暂无迹象表明，人社部医疗保险司会在短期内将这部分工作移交给卫生部。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考虑到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管理，目前国内已经有宁夏、成都、温州、昆明等多个地方，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卫生部门划转至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管理。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看来，卫生部管理医疗保险，从业务、技术方面来讲很有优势，但是卫生部既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又为他们支付费用，存在弊端。而医保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做，将成为真正的第三方付费，但其在业务上可能不会那么熟，很难绝对地说孰优孰劣。
亦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保系统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健康部门设想可行的前提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上述人士认为，要把医保部门统一归口到大健康部门管理，并非不可行，但是前提之一是医疗机构的管办真正分开，“管办分开之后，卫生系统不再是医院的出资人代表，而成为了医疗机构的监管单位，否则卫生部门又是供方要办医院，又是需方要管理医保基金，那是左右手来回倒。”
卫生部在《报告》中还援引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案例称，在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中，已有将健康和社会福利事业联系起来，组建“健康与社会福利部”的先例。
2004年，日本政府将劳动省与厚生省合并，重组为劳动厚生省，把医疗卫生、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统筹到一个部门。而美国的“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整合了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人口老龄化、疾病控制和预防、药品和食品等一系列与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相关的管理职权，中国台湾和香港也是类似模式。
不过，包括吴明和马进在内的专家均认为，大健康部门的真正落实非常困难。
按照《报告》设想，上述大健康部门的建立，至少涉及到卫生部、人力瓷源和社会保障部、计划生育委员会、环保部、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十几个部门。“对十几个部委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分，并非易事，这只能是国务院层面来考虑的事。”吴明说。
当天，卫生部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描述了未来的大健康部的轮廓：涉及人民健康的若干职能相近的部门，如卫生、医疗保障、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等部门，可以考虑逐步合并，建立国家健康福利部或国家健康委员会。
“这个大健康部不是议事机构。”参与编撰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马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它应该是有决策权力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由卫生部在2008年启动，其编委会主任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和桑国卫，以及卫生部部长陈竺，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
建立大健康部的设想目前仅仅处于专家建议阶段，尚未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虽然卫生部门对此设想颇为支持，但是由于涉及面广泛，牵涉到多方利益，是否能够落地以及何时落地目前仍不明朗。
“监管分散不利于协调”
如果大健康部的设想最终付诸实施，现有的卫生领域的多头监管局面将成为历史。
在一些卫生系统人士看来，多头监管的格局已经难以适应当下医改的大形势。仅以公立医院为例，在监管方面，卫生、药监、物价、财政等部门各有职能；在运营方面，卫生、教育、财政、组织、人事和劳动等部门多头负责。
参与编撰报告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健康卫生事业有其特殊性，而把职责权限分散到多个部门，导致个性化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共性政策之间存在不匹配之处。
卫生部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未能协调到位的问题。比如三年新医改中，政府卫生支出虽然较往年显著增加，但是卫生费用投入状况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1.35％。
报告编撰者之一、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则表示，在医疗健康领域，目前医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不到20％，更多决定人的健康的是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所以，大健康部门应该把对相关领域的管理囊括进来。
吴明发现，在三年新医改中，相关的20个部委都非常支持也非常重视新医改，但是，“有的部委非常庞大，管理的事情和行业非常多，与卫生对口的人员就几个，根本没那么大精力和人力，最终的结果就是部委之间的协调不到位，政策出现出位，或者制定出来并不能十分完善地落实。”
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启动新一轮医改，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医改领导小组)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医改办)，其中医改领导小组被赋予的职责之一是，统筹协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在8月17日开幕的“2012中国卫生论坛”上，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提到了各部门协调的重要性。不过，由于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医改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任务完成后即撤销，并非“常设机构”。
因此，该机构撤销之后，谁来协调各部委之间的工作，并不明确。卫生部部长陈竺在随后的演讲中，则进一步描述了各部门协调的路径：在医改中，要形成医保、医疗、医药的三轮驱动，需要多个部委的协调合作。
在陈竺看来，随着医改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体制机制、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突出，医改的推进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医保、医疗、医药由不同部门管理，三个体系内部协调不够，例如医保管理尚存在几个制度、医药中的基本药物制度仍需向大医院延伸、公立医院深层次改革和属地化管理尚未实现。
另外就是医保、医药、医疗体系之间也存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不够协调，不能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情况。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医改还处于建立基本制度的阶段，而各项制度、制度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身的历史脉络，存在所谓路径依赖，协调难度不小。
“是权限转移，也是责任转移”
在意识到卫生事业相关权责分布于多个部委之后，健康战略2020研究组专家意识到，成立大健康部门成为可行的路径。
在参与编撰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马进看来，在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下，以“高投入、高成本、高技术、低产出”为特征的、以晚期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大行其道，而正常模式应该是“以预防为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卫生部的管理权限过窄，最主要的资金和人力都只能放在医疗机构等，不能对相关领域进行必要的有效的干涉。
“大健康部设想，不仅仅是权限的转移，更是责任的转移。”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说，拥有更多权限就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
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在过去几年，卫生部扩权意图较为明显。
关于卫生部门的分分合合在过去曾有所反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医药关系”。1998年，原卫生部药政局析出，与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合并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药分家。十年后的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又决定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移交卫生部管理，理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医药的十年分家历史就此终结。这年，卫生部又新设了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医疗服务监管司两个新部门，分别承担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组织实施工作和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管工作。
继收回食品、药品的监管权后，在一些卫生领域人士看来，卫生部目前最为迫切的工作之一是，要把医保纳入管辖范围之内。
参与编撰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马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保现在归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部门的目标是管控资金不超支，但是卫生部门的目标是健康，是看好病，两者之间有时候会有不相适应的情况。
不过，目前暂无迹象表明，人社部医疗保险司会在短期内将这部分工作移交给卫生部。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考虑到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管理，目前国内已经有宁夏、成都、温州、昆明等多个地方，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卫生部门划转至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管理。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看来，卫生部管理医疗保险，从业务、技术方面来讲很有优势，但是卫生部既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又为他们支付费用，存在弊端。而医保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做，将成为真正的第三方付费，但其在业务上可能不会那么熟，很难绝对地说孰优孰劣。
亦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保系统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健康部门设想可行的前提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上述人士认为，要把医保部门统一归口到大健康部门管理，并非不可行，但是前提之一是医疗机构的管办真正分开，“管办分开之后，卫生系统不再是医院的出资人代表，而成为了医疗机构的监管单位，否则卫生部门又是供方要办医院，又是需方要管理医保基金，那是左右手来回倒。”
卫生部在《报告》中还援引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案例称，在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中，已有将健康和社会福利事业联系起来，组建“健康与社会福利部”的先例。
2004年，日本政府将劳动省与厚生省合并，重组为劳动厚生省，把医疗卫生、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统筹到一个部门。而美国的“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整合了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人口老龄化、疾病控制和预防、药品和食品等一系列与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相关的管理职权，中国台湾和香港也是类似模式。
不过，包括吴明和马进在内的专家均认为，大健康部门的真正落实非常困难。
按照《报告》设想，上述大健康部门的建立，至少涉及到卫生部、人力瓷源和社会保障部、计划生育委员会、环保部、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十几个部门。“对十几个部委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分，并非易事，这只能是国务院层面来考虑的事。”吴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