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坡脊是个比芝麻还小的圩镇，在中国大陆最南部的雷州半岛上。我在网络地图上放大再放大，怎么也找不到她，我的家乡似乎被一阵热带季风刮跑了。
　　长到8岁要上学了，我仍然常常倒挂在树上。我拉着父亲的手，走在通向龙平小学的黄泥路上，可内心仍然牵挂着我们家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如果不是被迫要直立行走，要进入人类社会，我宁可一直待在树上。
　　现在30年过去了，我身体里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树上荡秋千。在这简单的快乐中，很少有人想到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学毕业，我的语文和数学加起来一共99分。大姐走了后门，把我弄进河唇初级中学，这才有继续读书的机会。上初中后我住集体宿舍，全校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到周末，骑车十几里地回坡脊。
　　河唇初级中学按优、良、中、差分为四等，优等生在一班，劣等生在四班。我和全公社的小坏蛋们都被分在四班，等着自生自灭。我们的老师有杀过猪的、有开过拖拉机的、有打过预防针的、有做过冰棍的，身份都十分可疑。我们班两年内换了四位班主任。初二结束时，来了吴卓寿老师。
　　一天下午，吴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里，不像要大开杀戒，他问我：“广州去过吗？”
　　没等我回答，吴老师就从我苦闷的小黑脸上知道了答案，“别说是你，我都没去过……广州就是天堂。那里人人都穿绫罗绸缎，天天都吃山珍海味，妹子个个像花一样漂亮。你开动脑浆想想……”
　　我脑浆完全不够用。但我脑浆上有根小灯芯，被吴老师舌头上的火焰点燃了。“……我来跟你说读书多么重要！如果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去广州了。你可以留在广州工作，还可以娶大城市的妹子做老婆。今后，你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我那时才14岁，吴老师就对我进行了成功学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是有效果的，我在他的“煽动”下开始努力学习，以六科360分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河唇中学。
　　河唇中学在河唇火车站另一头的山坡上，校舍虽然无序，设施倒是齐全。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学校里，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养鸡养鸭。
　　河唇中学以往通常只有理科班，高一结束时，我要求成立文科班，于是学校就有了文科班。文科班要上历史和地理，却没有老师。政治老师边自学边教我们地理，有时候他没来，我就给班上同学讲历史。对于历史，我知之甚少，只是把历史书看完了，又曾听我父亲讲过一些薛家将、杨家将的故事，胡乱掺和着跟同学们瞎咧咧，大家也很高兴。
　　那年我高二毕业，全班参加湛江地区预考，只有我一个人上线，拥有参加高考的资格。学校专门为我腾出招待所的一个房间方便我学习。
　　1986年，我参加了高考，6门课共考了384分，与大学失之交臂。参加高考失败后，父亲让我进县一中文科补习班复读，他说：“你随便读，考不上就回家卖凉茶。”为了实现混进大城市的梦想，我扎扎实实地拼了10个月，才终于考入了大学。
　　如果没考上大学呢，我就在老家卖凉茶了。后来，在各个大学里演讲时，我常吹嘘说，不上大学，说不定我现在就是凉茶大王，就没有王老吉什么事了。大家一阵掌声伴随一阵笑声。谁知道呢？
　　青铜葵花摘自《读者·校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