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部分人大代表和有关人士对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反映较多，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与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地区收入差距既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也是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地区非均衡发展的反映。解决这两类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的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关键是要通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坚持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坚持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逐步实现城乡之间以及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从当前来看，政府应着力解决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
　　从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发展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是正常的，有利于打破过去计划体制下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但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市场规则不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仍不完善，加上有些地方财经纪律松弛，监督管理不严等，近年来确实出现了部分行业收入水平偏高、工资分配透明度不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的问题，尤其是某些垄断行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的过高收入与其他行业职工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行业分配不公。
　　对此，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强调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主管企业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始终将整顿和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秩序、理顺工资收入分配关系、调节行业工资收入差距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制订实施了有关政策措施，对缓解工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完善市场条件的企业工资宏观调控体系，间接引导企业工资合理增长。一是全面建立和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将指导线与企业工资分配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发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作用。二是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建设。今年要在162个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试点城市全面推行这项制度，并逐步扩大到具备条件的其他中心城市。进一步改进统计调查办法，努力提高工资指导价位制订办法的科学性，及时发布价位信息，切实发挥对企业内部岗位工资设定和劳动者择业的指导作用。三是积极建立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尽快在全国的大中城市抓紧推行。这是指导企业合理确定人工成本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对当前部分行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通过改进完善工资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的方法，对其工资总量实行严格管理，从严核定其工资水平，控制其工资的过快增长。同时，加强对其工资收入的监督检查，对违反国家工资分配法规政策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控制和缓解其工资过快增长的势头。
　　第三，加大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推动企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内部分配制度。特别是要指导垄断行业（企业）建立人工成本约束机制，推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使各类人员收入水平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接轨，提高关键性管理、技术岗位和高素质短缺人才岗位的工资水平，拉开其与一般岗位收入分配的差距，工资水平该高的要高上去，该低的要降下来，形成与市场工资价位接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第四，对职工工资外收入进行综合治理，增强工资分配透明度。按照查清渠道、严肃纪律、总体规划、分项治理的基本思路，重点治理不合理、不合法的工资外收入。
　　第五，保障低收入职工的基本生活。调控收入分配差距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将继续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监督，进一步研究合理剔除垄断级差收益的办法，改革工资和决定机制，使其工资水平与市场价位逐步接轨。今年，我们已经在金融企业探索开展绩效工资改革，建立金融企业工资增长与其绩效相联系的工资分配制度，推进金融企业收入分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同时，为发挥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对工资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我们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企业代扣代缴制度等，强化税收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