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松:螺丝不肯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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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庆松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不跟甲方打交道,從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
  有段时间他常常说这样的道理,“把没挣来的钱买时间”,“我总觉得我最需要的是时间,这时间不管是拿来玩,拿来看书,拿来练琴,这是我的自由”。
  陆庆松,贵州独山人,10岁半被选拔进京,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音乐专业人才,读中央民族学院(注: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的预科班,15岁上大学,学了三年小提琴,两年作曲,20岁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在音乐教研室工作,带乐队、上课、演出,25岁离开清华大学,履历自此之后的近30年是同一行:自由职业。
  离开清华后,陆庆松靠当钢琴家教挣吃饭的钱,靠住得远节省花出去的钱。他的工作日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天晚上结束,他只在周末定闹钟,早起进城教小孩子学钢琴。剩下的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练琴、看书、骑车、踢球、打网球,陪弟弟聊天、做饭、种花、玩游戏,偶尔见见朋友,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独处,直到今天。
  他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不跟甲方打交道,从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买房、贷款、学区划片、996、绩效、职称、晋级……这些常规意义上的人生大事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活,把人卷入日夜奔腾的大机器,一天又一天,焦虑研磨出更多焦虑,压力像齿轮旋转、加速,紧紧咬合在一起。一颗螺丝停了下来,向自己的人生提问——我不拧紧行不行?
  “我早就放弃当一个螺丝钉,哪怕是在学校当一个很舒服的螺丝钉。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只适合养老,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老。”陆庆松告诉记者,“我觉得一个人没有老的时候。你可以年纪很大了,大到你走不动路,但是你不老,我内心里面一直是这样想的。我没有养老的心态,那时候的事,那时候再说吧。”
  松弛地进入54岁,没结婚,也没孩子,不在任何公司拥有一个能够等价兑换的职级头衔,阿里的P、腾讯的T、字节跳动的M和E对他都毫无意义。在音乐专业领域,他只在学校排练厅办过一场非公开的演奏会,只给弟弟的纪录片改编过片尾曲,除此之外,正式作品为零。他骑了很多年自行车去上钢琴课,后来骑电动车,大部分时间坐公交,直到最近两年搬家才买了车,开一辆logo坏掉的二手车。
  为什么这样过?这个问题他听过无数次,提问来自陌生人,也来自老师、同学、朋友、自己家亲戚。不了解他的人猜不中答案,以为他是闲云野鹤,喜欢遁世隐居,做一个现代陶渊明,了解他的人知道这不是答案,他虽然住在农村,但跟乡村生活没什么关系。他的小院是座孤岛,搬新家快一年了,他不认识邻居,不知道附近哪儿有饭馆,每天闭门自己在家,磨咖啡,听音乐,弹钢琴,和外面村子最主要的关联是开车去村口取快递。
  陆庆松身上活着一个人的复杂。他有一种对赢的本能追求,喜欢刺激,喜欢争第一。跟人打网球的心理目标是“把对手灭掉”,开车时看到黄灯亮起来,他会近乎本能地加速,一脚油门冲过去。他喜欢有赢家的运动,最喜欢足球,因为觉得“足球比赛像一场战争”。他讨厌防守型的球队,喜欢的球队在巴西、英格兰、荷兰里面转,上场谁拼得凶就喜欢谁。
  但他又有一种天生的松弛,生活越到细处越宽松,为了赢玩命比赛,一旦输了,他也不计较。他用咖啡壶泡茶,手磨咖啡也懒得用滤纸,总带着咖啡渣一起喝。他以职业钢琴演奏家的标准审视自己,想要凭借专业作品赢得认可,但这件事没办成,他也不着急,慢慢练琴,慢慢等。较劲和松弛共同构成了他的生活:一个不服输的人,想以松弛的姿态赢。
  这事儿多小啊,他常常说这句话。对他来说,挣钱多了少了,房子近了远了,干活亏了赚了,人与人之间,谁付出得多,谁得到的少,都是人生小事。人生当然有大事,弹了不起的大曲目,写不凡的音乐,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是大事也得松弛着做,先把春天安顿好,他才能安心练琴、作曲,干自己的正经事。
  松弛就这样住在这个院子里,在这里,大事和小事平起平坐,没有谁不可或缺,没有什么至关重要,也不是只有胜者才能存活。枯萎的花,碎掉的瓷盘,只剩下香味的佛手柑,谁都可以留下来。活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或强或弱,或生或死,花与树任意生长,人也一样。
  离开清华大学的近30年时间里,陆庆松和学生时代一样,每天练琴,弹古典曲目,也做了很多不划算的事。他当过乐团指挥,天天带着管弦乐团排练,但他只负责工作,功劳没算在他身上,挂名的正式指挥是另一个人。他在大学当过网球教练,陪人练球,带队训练,花了好几年时间带校队打比赛,拿过高校网球比赛团体冠军。赢下冠军的时候,教练栏写的是陆庆松的名字,但赢了就只是赢了,之后的事情跟他没太大关系,他既不属于这所大学,也没人给他发工资。他只得到了赢本身,没有引申义。
  聊起这些经历的时候,他看上去既不生气,也不着急。问及陆庆松,什么是不公平?他的答案是,不愿意才是不公平。
  “公平就是我乐意。当时跟这帮人玩挺开心的,我带着他们排练,都爱围着我玩,我觉得挺好的。不愿意的事让我去干,那就叫不公平了。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也要让别人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陆庆松说。
  2019年年底,陆庆松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奏会,那一年他52岁。老同学帮他订了大学里的排练厅,但当时的状况下,他没法一个人登台,只能按学生演出的邀请嘉宾出场。演出开始,学生乐团先上台拉了一曲,然后他再上台,开始自己的演奏会。
  这场演奏会找不到任何完整记录,只有两段不足5分钟的手机录像和零星的照片。舞台上堆着没收拾的椅子,观众席只坐了两三排,主要是他和弟弟的朋友们。那天的曲目很简单,全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一首《悲怆》,一首《热情》。
  《热情》的时候,弟弟哭了,他后来在豆瓣上写道:“也许是他在练琴时我听过太多次,那种反复勾勒的状态,有一种习作感,我逐渐没有了聆听的愿望。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努力,在他登上舞台的那个时刻里,我才感受到了那种庄严的仪式感,非常感动……感谢这世界有光、有声音。”   弹完最后一个音,陆庆松说他松了一口气,“还行,没撂在台上。”他花了很大力气准备这场演奏会,但太久不上台了,舞台上的很多小事让他感到不适应,台下的注视,观众的呼吸,他还提到一个其他钢琴家很少提到的理由——钢琴本身。那天排练厅里是一架施坦威钢琴,和平时习惯的声场不一样,尽管在弹一首谱都背下来的曲子,听起来却不熟悉,“经常被自己的声音吓到”。
  陆庆松很喜欢的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槌子键琴”,作品Op.106。20多年前开始弹,“弹着弹着我就觉得,他跟我年纪也差不多吧,他是怎么样的?弹琴的时候,他好像就在耳边说话一样,那种贴近内心的抚慰。他是你的一个朋友,在跟你诉说,他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揪着你。”
  写这首槌子奏鸣曲的时候,贝多芬正在照顾弟弟的儿子小卡尔,弟弟去世了,他承担了这个青春期少年的生活,给他找学校上学。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在和生活作战,耳聋越发严重,观众只想听“快乐的旋律”,乐团也常常抱怨他,作品越来越难,没法演奏。
  贝多芬在这部作品的草稿上写了一句话,“一个好小的房间”,对此,陆庆松认为,“我想他是觉得,这房间太小了,这曲子太‘大’了,根本装不下”。
  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写过最漫长的奏鸣曲,长达45分钟。陆庆松弹得更慢,常常要一个小时才能弹完。他最喜欢第三章的慢板乐章,弹的时候像在音乐里探索无穷无尽的情感,痛苦、希望、攀登顶峰之前又迷了路。同样的演奏感受在其他钢琴家的访谈里也出现过——对抗、挣扎、折磨、考验、炼狱、浮士德、圣女贞德。它或许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表达:失败。
  这份体会也许是音乐最公平的礼物。钢琴面前,声名往往只会被极少数人得到,但共鸣却可以属于所有人。
  疫情期间,陆庆松搬了两次家,越搬越远。过去每周只出去工作一天,最近他开始周末两天都上课。他开始常常提起“紧迫感”这个词,也开始说,“人应该强迫自己”,“人需要压强才能做成事”。陆庆松给自己设了Deadline——55岁之前专心练琴,办一场说得过去的演奏会,然后专心作曲,写不了严肃音乐就写电影音乐,写糖水音乐也可以,但他要写出不俗。
  然而,松弛也活在他的Deadline上。距离目标还有不到12个月,今年春天他花了一个月给花圃铺砖,又一个月种花,接下来的大事是把院子里的杂草一根根拔掉,种些小瓜,给小雏菊灭虫。前两天开车遇到路边的文冠果树林,连说好几遍“多可爱啊”,下车跑去问园林工人怎么种,回到车里下了决心,他舍不得这么好看的树,回去也要种一棵。
  院子里的植物跟陆庆松一样,松弛地活着。门口的金竹今年春天枯死了,放在盆里不管,也许下个春天还会活。朋友留下的多肉,有的活了,有的死了,任由它们在院子墙角自己过。给花浇水也很随意,想得起来的时候就多浇,没想起来就旱着,蔫就蔫着,活就活下来,听天由命,日子也能这么过。
  过往的一切都以这种自由姿态留在他的生活里。毕业那年买的旧钢琴,所有的音都走调了,走调就不弹了,搁在客厅当花架,弟弟十几年前送给他的玻璃花瓶摆在上面,里面插着找他爬山的朋友摘的花,早已枯成干花。打开琴盖时,一只蜘蛛从泛黄的白键迅速逃向落了灰的黑键。几次搬家撞坏了琴板,撞坏就撞坏了,它就缺个角站在那儿。
  “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乐趣里面,音乐和网球他喜欢,但你要让他再也不打网球了,可能他也不在意,让他现在就没有了钢琴,我想他也可以接受。我提起他觉得有点悲凉就是在这儿,他还有更多有待挖掘的可能性,但在这个时代,或者说因为什么东西,被搁浅了一点。说起他来,我就觉得人的一生太短暂了,你想探索的事情太多,但没有那么多精力跟能力,就可惜吧。”弟弟陆庆屹说。
  危机感偶尔也会出现,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陆庆松有时候会做噩梦,梦到房东通知又要搬家,醒过来发现不是真的,又安心地睡着了。他坦率地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值得推荐。
  或好或坏,20岁永远留在了陆庆松身上。他没有中年人的社会积累,但人到中年的常见恐惧——退休、养老、积蓄、疾病——在他身上也不成立。他的生活像是一场春天的露营野炊,从花圃里掐一把最嫩的葱做葱油面吃,把吃不完的水果拿到院子里晒干,摆在盘子里好看,把无花果树干磨成小花瓶,里面插着晒干的狗尾巴草,放在车里装饰。聊天时提到音乐,他会自然地哼唱起来,弹琴的时候也是,边弹边唱,他说自己的工作本质就是“和钢琴一起唱歌”。
  老师阮寿宁92岁的时候,陆庆松去看望他。阮老师一生默默无闻,院系官网上都搜不到他的名字,但他过得自在,骑自行车出门逛,过生日要吃蛋糕。喜欢他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群,叫做“阮老师好”。有人问这位老师,当初那么坚持,帮陆庆松争取上了大学,结果他也没跟着你学小提琴,这是不是辜负了你的栽培?
  老人头发全白了,他的回答是,不是只有小提琴才是音乐,我教他喜欢音乐,他做的一切都是音乐。
  陆庆松喜欢音乐,也留在了音乐里,只是人生大部分的夜晚,他总在没有人听得到的地方弹钢琴,在距离北京60公里以外的小院,没有掌声,没人喝彩。他的听众是客厅里的松与竹,留在玻璃瓶里的花,偶然飞进来的柳絮和蜂,村里永远亮着的路灯。
  或许有一天,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能成为一位真正的音乐家。这天或许明天就来,或许不会来,或许早已来过了。他应该专心练琴、作曲,挣更多的钱,弹更好的琴,但他没有选这条路,这未必正确,但没问题,毕竟,活着是每个人的个人问题。
  人生的第54个春天,空气里又一次扬起柳絮,太阳没那么烈的时候,陆庆松还是蹲在院子里,照顾花与树,他舍不得让植物错过它们的春天。此时此刻,这里住的是一个温柔的普通人,和满院子的人生小事。跟他告别的时候,一只眼睛受伤的小狗路过,安静地趴在他家门口。大门旁边的水泥缝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种子,一株蒲公英活了下来,开出一朵小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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