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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们常说，一座城市的建筑，就是这座城市存续下来的凝固的历史。既然如此，建筑，有生命吗?
这里所讲的建筑生命，并非是建筑本身的自然的使用寿命，而是指那种有血有肉，有思想和思考，承载历史积淀的有灵性的生命。
或许，每个去柏林的游客都会到柏林墙参观，毕竟那是德国历史的伤疤，也是战争留给德国人民苦难的见证。但，在我眼中，在德国真正最具震撼力的建筑，不是柏林墙，而是“记忆之地”——“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纪念碑的正式名称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它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与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近在咫尺。整个纪念碑群占地约一万九千平方米，约有近三个足球场的面积大，是由二千七百块长二点三米、宽零点九米的混凝土柱墩组成，象征着二战期间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墓碑。这些柱墩露出地面的高度各不同，最高的为五米，最低的仅为零点五米，从远处望去，错落有致的黑灰色的柱墩如同一片波涛起伏的碑林。
在纪念碑——“记忆之地”的下部是一个名为“信息之地”的地下档案展览馆，一共分四个展区，分别展示欧洲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德国迫害和屠杀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是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被屠杀犹太人纪念中心收集来的，多是一些牺牲者的照片和信件，以及他们家庭的真实故事。
纪念碑的设计者是彼得·艾森曼。1932年，他出生于纽约，在康奈尔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建筑硕士学位和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先后在剑桥、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这些世界知名的大学任教。艾森曼算得上是美国建筑业的领军人物，他倡导和坚持的当代文化是一个交互影响的连续体，而所有的文化现象和人类的知识都有可能成为建筑学中的一部分理念，已经成为建筑设计领域的共识。他由此被称为美国“建筑界的五巨头”之一，其作品曾获格雷姆美术高等研究基金会奖。
艾森曼接受设计委托后，为了表现法西斯暴力的残酷与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特别是为了谴责人性中最卑鄙、最肮脏的欲念，唤起人性的良知，他别出心裁地在代表德国最高权力的建筑(国家议会大厦)和国家象征(勃兰登堡门)的旁边，建立起全欧洲最大的纪念碑，让世界各国人民来到在柏林时——这座曾经的法西斯大本营的城市，向被德国纳粹无辜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进行悼念。
在“记忆之地”墓群的造型中，艾森曼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远处或高处望去，整块墓地如同镜子般平整，四周边缘地带的混凝土柱墩差不多与地面持平，四处都是人口又都是出口，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的不同甬道进入这座纪念碑林，也可以从任意一个出口走出去。但墓地的四处又好像不是人口也不是出口，因为人往里面走，实际上是顺势往下走，越深入，周边的混凝土柱墩越高，不知不觉便到了墓碑方阵的中间。此刻，才猛然发现，原来身边的纪念碑已经超过自己身高有两三米。各碑之间大概有一米左右的间距，刚好可容纳两个人擦肩而过。一旦进入了这片肃穆的碑林，就会觉得自己变得十分渺小，放眼望去，四周全都是高矮不同、横竖不一的碑柱。在这片既没有图形也没有铭文的墓碑群中，就如同被淹没在一片黑灰的海洋里，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每个人都会产生绝望与窒息的感觉。
艾森曼在阐述设计理念时讲到，他希望人们走进或离开碑群时，能够找到自己对碑群意义的理解。的确如此，当人们深入到碑群中，被一个个黑灰色混凝土方块包围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压抑和悲沉，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弱小。尤其当夜幕降临时，墓碑上那一簇簇由祭奠者留下的蜡烛，就像是受辱含冤的精灵们的闪烁目光，忽明忽暗的烛光与浩瀚的星空交织在一起，更加使人感到生活的渺茫，命运的苍凉，生命的可贵。
这一切，恰如设计师本人所形容的：“随着参观者沿通道缓缓进入内部，不断加强的昏暗、方向的迷失以及一片死寂的感受便随之袭来；内与外，一个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地，另一个则是一片秩序井然的废墟；一边明确地警示着进入通道便意味着迈向一个恐怖的坟场，而另一边则回荡着法西斯将一切都归入其整齐划一的统治下的冷血与残暴。这种阴森与恐怖，冷血与残暴，是我们必须面对与体验的。”不管是何种肤色，无论是男女老幼，凡到过“记忆之地”的参观者，走出碑群时，每个人的心都是抽紧的，纠结在心中的阴影久久无法摆脱。
修建这座纪念碑的倡导者是一位名叫利娅·罗什的德国女记者和一位名叫埃伯哈德·耶克尔的历史学家。1988年，他们向联邦政府提出，应在德国政治中心为被害犹太人建立一个醒目的纪念物，让世人通过直观的方式，永远记住纳粹的罪行。在一般人看来，既没有显赫一时的权力支持、也没有财大气粗的财团撑腰的利娅·罗什和埃伯哈德·耶克尔要完成这个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
经过锲而不舍的筹集捐款，组建基金会，游说政府，通告公众，他们最终梦想成真。1999年德国联邦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建碑决议。这是德国联邦议院从波恩迁往柏林之前通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决议之一。其后，由德国政府出面，集资数千万欧元建造了这座占地一万九千平方米的“大屠杀纪念碑林”。
二、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或是民族能够像德国一样，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来没有过Mahnmal(警示碑或说是纪念碑)，但战争纪念堂却建了不少。不言而喻，设立这样的纪念堂，就是要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通过对死者的悼念与表彰，宣扬德意志民族的战斗精神，使整个民族同仇敌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的纪念堂就不再修建了，反而修建了不少作为告诫自身的警示碑。在这一点上，与此相反的倒是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安放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直香火不断，参拜者如同过江之鲫。
保留历史记忆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历史记忆是文明的基础，人若丧失记忆就如同白痴，国家和民族若丧失记忆就将会癫狂。其实，无论东西方，也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作为人类而言，人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因而记忆也总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人只要开始记忆，其自我保护的利己机能便会立即启动。对于经历了大屠杀的德意志民族而言，特别是作为加害者的德国人，究竟如何对待这段历史的记忆呢?是集体性的遗忘和沉默失语，还是保存和捍卫这种记忆，这不仅是对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拷问，也是对人性、对良知、对灵魂的拷问。纪念碑可以竖立别处，但记忆却不能留在别处；生活可以在别处，但历史却不可能丢弃在别处。
在纳粹时期，许多德国人的身边都有着彼此来往熟识的犹太邻居、同事甚至是亲朋好友，在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肆虐横行的时候，这些人往往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他们究竟被送到哪里去了，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可就是装聋作哑。战争结束后，当有人问起这些悲剧时，得到的 或是讳莫如深的百般推脱与辩解，或是装扮出无辜者的模样大声惊呼，感叹对犹太人的命运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要是我们早知道的话……”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将德国人嘲讽挖苦为是“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他认为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是纳粹时代德国的社会共识。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是被希特勒煽动起来的，而是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文化遗产。他在研究了大量集中营的资料之后指出：“每一个刽子手都对种族灭绝计划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少有人不去这么干的，即使他们自己可以做出选择，他们也不会置身于这种勾当之外。……德国人忠诚地、积极地普遍参与对犹太人的残杀，否则，大屠杀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除了那些由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犹太人而未能施虐外，凡是那些接触犹太人的人几乎全部都参加过上述各种行动。”一石激起千重浪，丹尼尔的观点在德国和欧洲均引发巨大的争议。
由此不难想象，建造“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绝非一帆风顺，也充满着曲折、复杂的过程。从1988年利娅·罗什和埃伯哈德·耶克尔提出建立纪念碑算起，到2005年正式落成，整整经历了十七年。此时，距德国战败已经过去了足足一个甲子的时间。这一漫长的时间间隔，这一太久的迟到纪念，充分表明了人类对自身罪恶反省的艰巨，也反映出人性中的幽暗。
在德国，任何一项公共工程都需要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和批准，都必须接受来自各方的质询，都必定按照一定的程序办理，这是各党派与各利益阶层相互制衡的民主体制使然。因此，纪念碑的建立既不可能是由某个国家元首、执政党派独自“拍板”决定，更不可能是某位政治领袖，为了捞取选票而搞的政绩工程。柏林的普通市民，各利益阶层的代表，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团体，纷纷各抒己见，对为什么要建纪念碑，纪念碑的建造主题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建造，花多少钱建造，都充分发表了意见，甚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就在纪念碑兴建提案通过的前一个月，即1999年5月，有五十八位国会议员共同联署提出反对提案，理由是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民意反对修建。另有一部分反对派从政治方面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统一之后的德国应该是向前看，而非背负一大堆历史包袱，盖一大堆对国家没用的纪念碑，一直提醒着过去恶行”，这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国家尚未完全独立，还要看他国的脸色的谄媚举动”。还有一部分反对派则从经济方面算账，“这一工程太昂贵，建筑费用本身就超过五千万欧元，而两万平方米的地价就值二点五亿欧元”。在国家财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即便要修建纪念碑，也不应当占据此“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最好放在郊区并缩小规模。
德国联邦议会经过长期辩论，最终通过了建立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和纪念馆的议案。这个闻名世界的纪念碑群和纪念馆，就选在柏林市中心原纳粹总理府旧址之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当年就曾在此狂妄地叫嚣：“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候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嘴!”但，真正闭嘴的却是他本人，就在他自杀并被侍从在尸首上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的地方，建起了一座让全世界人民永远悼念和缅怀的纪念碑，无言地控诉着那段罪恶。
三、
1970年12月7日，一场大雪刚刚过后，潮湿阴冷的华沙上空彤云低锁。在凛冽的寒风中，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向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他伫立凝视着一幅幅受难者浮雕，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冰冷湿漉的大理石板上，大声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自二战结束以来，便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反省与忏悔的历程，这种反省和忏悔不仅体现在德国的政治家们——联邦德国的历任总统与总理奥多尔·豪斯、阿登纳、赫尔佐克、约翰内斯、科尔、谢尔等人——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的诚恳的道歉和真挚的忏悔，先后有两任总理下跪道歉，两任总统真情跪倒；而且体现德国的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纳粹主义的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对纳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德国知识分子绝不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把所有罪责统统归咎于，希特勒，一骂了之，而是从哲学、文学、史学、基督教神学的高度及德国文化的根源，反省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对于大屠杀的反思与批判，首先是责任问题，责任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在当时的欧洲又是一个岽教问题，而宗教归根到底是一个信仰问题。循着这样的思路，在对希特勒极权专制的批判中，德国知识分子寻根溯源，他们认识到，“纳粹分子扮演的角色原本是上帝扮演的角色”。原来，中世纪基督教中的神权政治与纳粹的极权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说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同纳粹主义如出一辙?首先，它们都旨在确立某种终极真理，并形成终极真理与强权暴政的神圣同盟，它们都图谋通过所谓的终极真理达到对人的思想实施绝对控制，让服膺专制、畏惧暴力的观念深入到人类灵魂之中，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专政，对人的全面控制。其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它们都妄图对思想进行审判，对言论进行封锁，不惜用残酷至极的方式摧残、凌辱、虐杀自由的心灵，它们最不能容忍精神多样性和思想自由化，为实现属于它们的终极真理，都用铁血暴力征服一切。最后，它们所干的这一切，又无一不是在神圣与正义的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崇高和伟大的字眼下，将凶残的兽性和腐败的贪欲发挥到极致。它们都宣称自己拥有真理且道德高尚，是一群让人仰慕的代表民意的团体，它们极力宣扬，整个社会必须由它们这些高于普通人的特权阶层才能实现统治，这个团体在中世纪是主教、神甫、修道院的僧侣，而在第三帝国则是纳粹党徒、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
正像有的西方学者所分析的：“只要有极权主义和普通人，就有恶。”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在第三帝国复活，纳粹主义能够猖獗一时，其重要原因是来自人类心底里的最黑暗的本能冲动——无尽的贪欲。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本能冲动就会存在，并成为极权主义的心理动因，而纳粹主义就为这种心理动因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存在提供了最为合适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当人类的贪欲膨胀到试图垄断世界的一切资源，包括垄断人类的精神在内时，或者说试图通过奴役人类的心灵来拥有整个世界时，隐藏在人生命深处的贪欲便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心理起点和专制暴政的导火索。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只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依据同样的道理，如果任何一种理论或是说教一旦戴上了真理的桂冠而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那么这种占据绝对地位的“真理”，是不是也会导致腐败呢?
如果说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道德理由是上帝的救赎和天堂的召唤，那么，德国纳粹的道德理由就是美化、强化和净化人类种族，扩展高等人种的生 存空间，使优秀民族永存。由于人是一种道德的动物，于是道德就常常被用作发泄兽性的虚伪的借口。任何领袖，任何党派，任何团体，只要能将权力凌驾于个人自由的权利之上，就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心安理得放心大胆地在“革命”或是“人民”的名义下肆意展现兽性。
1988年11月10日，就在“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五十周年之际，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詹宁格亲自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在西德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今天，我们聚在德国联邦议院，回溯1938年11月9日和10日对犹太人的屠杀，因为，不是受难者，而是我们——我们这些犯了罪行的人，必须记住这个日子，并且进行清算。我们德国人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且清醒看到，为了今天和未来的方针政策，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
在这篇演讲中，詹宁格博士论证了一个事实并向所有听众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诘问：希特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是全人类的敌人，是一个把国家、民族也包括他自己推向毁灭的魔鬼，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希特勒眼中，他所统治下的子民不过是轻如草芥。问题是，像希特勒这样的怪物是如何滋生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那些轻如草芥的民众又如何成为大屠杀的帮凶?
詹宁格博士的发问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纳粹时期的德国既是一个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矛盾混合体。它既独裁，又“民主”。说它独裁，是因为没有任何正式的机制可以约束希特勒的权力或者罢免他；说他民主，是因为希特勒上台，的的确确是德国民众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程序投票推选的，并且当时广大德国民众都认为这个制度和希特勒掌权是符合他们愿望和利益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丧失了思考、放弃了权利、失去了自尊的德国人民造就了希特勒。与此同时，在纳粹的暴政高压下，德国人民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反对派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于是，面对极权专制，德国民众选择了精神上任人阉割，政治上任人玩弄，生活上任人摆布，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德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的羞辱，在人性良知上患了“半身不遂”，成为道德上的“植物人”。
四、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德国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一记响亮的耳光，震惊了全体德国人。她说，自已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仅二十年，一位曾被美军在路德维希拘留所中关押了十八个月的纳粹党员竟然当上了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克拉斯菲尔德的这记耳光虽然打在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ger)的脸上，但却由此将反思大屠杀与纳粹的罪行的运动由极少数人的见解变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就在“耳光事件”不久，1969年初，联邦总理库特·基辛格连同当时的总统吕布克(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在一个设计过纳粹集中营的建筑公司中工作)，在德国人民的反对声中黯然下台。
德国公众对于大屠杀的反思、清算纳粹的罪行是全方位的。1940年出生的画家乔晨·戈兹(Jochen Gerz)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屠杀犹太人的罪恶，他不辞辛苦地奔波在在德国四处，一个一个地寻找犹太人的墓地，查找死者的确切姓名。戈兹发现，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每造访一座坟墓，祭典者都要在墓上放上一块石头。戈兹受到启发，于是和他的学生在萨布肯镇(saarbrficken)——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监狱的所在地——的街道上，将铺在路面的石头挖出来，在每一块石头上刻上他所寻找到的犹太人墓地的名称，以及发现时的日期，然后，再将这些石头字面朝下埋回原处，作为永久的纪念碑。几年来，戈兹和他的学生一共掘出一千九百二十六块石头，并一一刻写后放回原处。为此，他们还在路口安放了一块铭牌——“无形的警示”，提醒来往的行人，就在他们每天行走的脚下，深埋着无数被纳粹残害的犹太人的冤魂。
现在，在德国各处都会有各种形态的“警示碑”，例如柏林市中心的“警示碑”就竖立在几家最热闹的百货公司对面，告诉每天从它面前走过的游人，这里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所在地。在德国，人们已经将保留纳粹集中营的遗迹视为一种反思大屠杀的神圣责任。“当你驾车驶入柏林北边布兰登堡的弗斯特堡(Fiirstcrherg)，一座美丽的、远离大城市喧嚣的小镇的时候，两个指示牌会突然映入眼帘。一个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弗斯特堡!’另一个标出这座小镇每个景点的路径，景点包括前拉文斯堡(Ravensbntick)集中营，在1939年至1945年间，十三万人监禁在那里，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其中一半人未能生还。”([英]布衣：《罪孽的报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八十三页)
1979年春，深刻揭露纳粹战犯灭绝犹太人的美国影片《大屠杀》在德国上演，立即掀起了一股反省战争、清算战犯的浪潮。影片在德国各地放映，观众达两千万，几乎占了联邦德国成年人的一半人数。首映之后的当晚，就有一万二千封信、电报和明信片寄到广播电台，同时，电台和电视台还接到五千二百个电话。对影片持赞同态度的占百分之七十二，反对的仅有百分之七点三，观众中有百分之五十八要求这部电影重新放映。在许多观众的信中，一些生于战后的年轻人都觉得身为德国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门·梅厄所说：“历史已经侵入骨髓，历史渗入我们的血液，父辈的罪恶我们背负在肩。”这些战后出生的青年男女纷纷责问自己的父辈，影片中的事情是否曾经发生过，你们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手上是否也沾满过犹太人的鲜血。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曾说过：虽然“政治只和少数人有关，但却会毁掉全部人的生活”。记忆和忏悔不仅仅对于发生过大屠杀的德国是必须和重要的，其实，对所有经历过动乱、黑暗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记忆和忏悔也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记忆和忏悔不应该仅仅是“个人行为”和“个人隐私”，而应当成为公共事件和国家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丧失了这种集体记忆，丧失了整个民族的忏悔，也就等于丧失了人类的道德，而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其实就是在背叛自己的历史，而背叛历史者是绝不会拥有未来的。
人们常说，一座城市的建筑，就是这座城市存续下来的凝固的历史。既然如此，建筑，有生命吗?
这里所讲的建筑生命，并非是建筑本身的自然的使用寿命，而是指那种有血有肉，有思想和思考，承载历史积淀的有灵性的生命。
或许，每个去柏林的游客都会到柏林墙参观，毕竟那是德国历史的伤疤，也是战争留给德国人民苦难的见证。但，在我眼中，在德国真正最具震撼力的建筑，不是柏林墙，而是“记忆之地”——“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
纪念碑的正式名称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它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与德国联邦议院和总理府近在咫尺。整个纪念碑群占地约一万九千平方米，约有近三个足球场的面积大，是由二千七百块长二点三米、宽零点九米的混凝土柱墩组成，象征着二战期间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墓碑。这些柱墩露出地面的高度各不同，最高的为五米，最低的仅为零点五米，从远处望去，错落有致的黑灰色的柱墩如同一片波涛起伏的碑林。
在纪念碑——“记忆之地”的下部是一个名为“信息之地”的地下档案展览馆，一共分四个展区，分别展示欧洲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德国迫害和屠杀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是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被屠杀犹太人纪念中心收集来的，多是一些牺牲者的照片和信件，以及他们家庭的真实故事。
纪念碑的设计者是彼得·艾森曼。1932年，他出生于纽约，在康奈尔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建筑硕士学位和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先后在剑桥、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这些世界知名的大学任教。艾森曼算得上是美国建筑业的领军人物，他倡导和坚持的当代文化是一个交互影响的连续体，而所有的文化现象和人类的知识都有可能成为建筑学中的一部分理念，已经成为建筑设计领域的共识。他由此被称为美国“建筑界的五巨头”之一，其作品曾获格雷姆美术高等研究基金会奖。
艾森曼接受设计委托后，为了表现法西斯暴力的残酷与犹太人的悲惨命运，特别是为了谴责人性中最卑鄙、最肮脏的欲念，唤起人性的良知，他别出心裁地在代表德国最高权力的建筑(国家议会大厦)和国家象征(勃兰登堡门)的旁边，建立起全欧洲最大的纪念碑，让世界各国人民来到在柏林时——这座曾经的法西斯大本营的城市，向被德国纳粹无辜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进行悼念。
在“记忆之地”墓群的造型中，艾森曼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远处或高处望去，整块墓地如同镜子般平整，四周边缘地带的混凝土柱墩差不多与地面持平，四处都是人口又都是出口，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的不同甬道进入这座纪念碑林，也可以从任意一个出口走出去。但墓地的四处又好像不是人口也不是出口，因为人往里面走，实际上是顺势往下走，越深入，周边的混凝土柱墩越高，不知不觉便到了墓碑方阵的中间。此刻，才猛然发现，原来身边的纪念碑已经超过自己身高有两三米。各碑之间大概有一米左右的间距，刚好可容纳两个人擦肩而过。一旦进入了这片肃穆的碑林，就会觉得自己变得十分渺小，放眼望去，四周全都是高矮不同、横竖不一的碑柱。在这片既没有图形也没有铭文的墓碑群中，就如同被淹没在一片黑灰的海洋里，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每个人都会产生绝望与窒息的感觉。
艾森曼在阐述设计理念时讲到，他希望人们走进或离开碑群时，能够找到自己对碑群意义的理解。的确如此，当人们深入到碑群中，被一个个黑灰色混凝土方块包围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感到前所未有过的压抑和悲沉，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弱小。尤其当夜幕降临时，墓碑上那一簇簇由祭奠者留下的蜡烛，就像是受辱含冤的精灵们的闪烁目光，忽明忽暗的烛光与浩瀚的星空交织在一起，更加使人感到生活的渺茫，命运的苍凉，生命的可贵。
这一切，恰如设计师本人所形容的：“随着参观者沿通道缓缓进入内部，不断加强的昏暗、方向的迷失以及一片死寂的感受便随之袭来；内与外，一个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地，另一个则是一片秩序井然的废墟；一边明确地警示着进入通道便意味着迈向一个恐怖的坟场，而另一边则回荡着法西斯将一切都归入其整齐划一的统治下的冷血与残暴。这种阴森与恐怖，冷血与残暴，是我们必须面对与体验的。”不管是何种肤色，无论是男女老幼，凡到过“记忆之地”的参观者，走出碑群时，每个人的心都是抽紧的，纠结在心中的阴影久久无法摆脱。
修建这座纪念碑的倡导者是一位名叫利娅·罗什的德国女记者和一位名叫埃伯哈德·耶克尔的历史学家。1988年，他们向联邦政府提出，应在德国政治中心为被害犹太人建立一个醒目的纪念物，让世人通过直观的方式，永远记住纳粹的罪行。在一般人看来，既没有显赫一时的权力支持、也没有财大气粗的财团撑腰的利娅·罗什和埃伯哈德·耶克尔要完成这个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
经过锲而不舍的筹集捐款，组建基金会，游说政府，通告公众，他们最终梦想成真。1999年德国联邦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建碑决议。这是德国联邦议院从波恩迁往柏林之前通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决议之一。其后，由德国政府出面，集资数千万欧元建造了这座占地一万九千平方米的“大屠杀纪念碑林”。
二、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或是民族能够像德国一样，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来没有过Mahnmal(警示碑或说是纪念碑)，但战争纪念堂却建了不少。不言而喻，设立这样的纪念堂，就是要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通过对死者的悼念与表彰，宣扬德意志民族的战斗精神，使整个民族同仇敌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的纪念堂就不再修建了，反而修建了不少作为告诫自身的警示碑。在这一点上，与此相反的倒是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安放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直香火不断，参拜者如同过江之鲫。
保留历史记忆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历史记忆是文明的基础，人若丧失记忆就如同白痴，国家和民族若丧失记忆就将会癫狂。其实，无论东西方，也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作为人类而言，人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因而记忆也总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人只要开始记忆，其自我保护的利己机能便会立即启动。对于经历了大屠杀的德意志民族而言，特别是作为加害者的德国人，究竟如何对待这段历史的记忆呢?是集体性的遗忘和沉默失语，还是保存和捍卫这种记忆，这不仅是对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拷问，也是对人性、对良知、对灵魂的拷问。纪念碑可以竖立别处，但记忆却不能留在别处；生活可以在别处，但历史却不可能丢弃在别处。
在纳粹时期，许多德国人的身边都有着彼此来往熟识的犹太邻居、同事甚至是亲朋好友，在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肆虐横行的时候，这些人往往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他们究竟被送到哪里去了，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可就是装聋作哑。战争结束后，当有人问起这些悲剧时，得到的 或是讳莫如深的百般推脱与辩解，或是装扮出无辜者的模样大声惊呼，感叹对犹太人的命运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要是我们早知道的话……”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将德国人嘲讽挖苦为是“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他认为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是纳粹时代德国的社会共识。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不是被希特勒煽动起来的，而是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文化遗产。他在研究了大量集中营的资料之后指出：“每一个刽子手都对种族灭绝计划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少有人不去这么干的，即使他们自己可以做出选择，他们也不会置身于这种勾当之外。……德国人忠诚地、积极地普遍参与对犹太人的残杀，否则，大屠杀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除了那些由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犹太人而未能施虐外，凡是那些接触犹太人的人几乎全部都参加过上述各种行动。”一石激起千重浪，丹尼尔的观点在德国和欧洲均引发巨大的争议。
由此不难想象，建造“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绝非一帆风顺，也充满着曲折、复杂的过程。从1988年利娅·罗什和埃伯哈德·耶克尔提出建立纪念碑算起，到2005年正式落成，整整经历了十七年。此时，距德国战败已经过去了足足一个甲子的时间。这一漫长的时间间隔，这一太久的迟到纪念，充分表明了人类对自身罪恶反省的艰巨，也反映出人性中的幽暗。
在德国，任何一项公共工程都需要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和批准，都必须接受来自各方的质询，都必定按照一定的程序办理，这是各党派与各利益阶层相互制衡的民主体制使然。因此，纪念碑的建立既不可能是由某个国家元首、执政党派独自“拍板”决定，更不可能是某位政治领袖，为了捞取选票而搞的政绩工程。柏林的普通市民，各利益阶层的代表，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团体，纷纷各抒己见，对为什么要建纪念碑，纪念碑的建造主题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建造，花多少钱建造，都充分发表了意见，甚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就在纪念碑兴建提案通过的前一个月，即1999年5月，有五十八位国会议员共同联署提出反对提案，理由是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民意反对修建。另有一部分反对派从政治方面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统一之后的德国应该是向前看，而非背负一大堆历史包袱，盖一大堆对国家没用的纪念碑，一直提醒着过去恶行”，这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国家尚未完全独立，还要看他国的脸色的谄媚举动”。还有一部分反对派则从经济方面算账，“这一工程太昂贵，建筑费用本身就超过五千万欧元，而两万平方米的地价就值二点五亿欧元”。在国家财力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即便要修建纪念碑，也不应当占据此“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最好放在郊区并缩小规模。
德国联邦议会经过长期辩论，最终通过了建立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和纪念馆的议案。这个闻名世界的纪念碑群和纪念馆，就选在柏林市中心原纳粹总理府旧址之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当年就曾在此狂妄地叫嚣：“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候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嘴!”但，真正闭嘴的却是他本人，就在他自杀并被侍从在尸首上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的地方，建起了一座让全世界人民永远悼念和缅怀的纪念碑，无言地控诉着那段罪恶。
三、
1970年12月7日，一场大雪刚刚过后，潮湿阴冷的华沙上空彤云低锁。在凛冽的寒风中，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向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他伫立凝视着一幅幅受难者浮雕，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冰冷湿漉的大理石板上，大声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自二战结束以来，便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反省与忏悔的历程，这种反省和忏悔不仅体现在德国的政治家们——联邦德国的历任总统与总理奥多尔·豪斯、阿登纳、赫尔佐克、约翰内斯、科尔、谢尔等人——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的诚恳的道歉和真挚的忏悔，先后有两任总理下跪道歉，两任总统真情跪倒；而且体现德国的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纳粹主义的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对纳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德国知识分子绝不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把所有罪责统统归咎于，希特勒，一骂了之，而是从哲学、文学、史学、基督教神学的高度及德国文化的根源，反省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对于大屠杀的反思与批判，首先是责任问题，责任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在当时的欧洲又是一个岽教问题，而宗教归根到底是一个信仰问题。循着这样的思路，在对希特勒极权专制的批判中，德国知识分子寻根溯源，他们认识到，“纳粹分子扮演的角色原本是上帝扮演的角色”。原来，中世纪基督教中的神权政治与纳粹的极权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说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同纳粹主义如出一辙?首先，它们都旨在确立某种终极真理，并形成终极真理与强权暴政的神圣同盟，它们都图谋通过所谓的终极真理达到对人的思想实施绝对控制，让服膺专制、畏惧暴力的观念深入到人类灵魂之中，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专政，对人的全面控制。其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它们都妄图对思想进行审判，对言论进行封锁，不惜用残酷至极的方式摧残、凌辱、虐杀自由的心灵，它们最不能容忍精神多样性和思想自由化，为实现属于它们的终极真理，都用铁血暴力征服一切。最后，它们所干的这一切，又无一不是在神圣与正义的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崇高和伟大的字眼下，将凶残的兽性和腐败的贪欲发挥到极致。它们都宣称自己拥有真理且道德高尚，是一群让人仰慕的代表民意的团体，它们极力宣扬，整个社会必须由它们这些高于普通人的特权阶层才能实现统治，这个团体在中世纪是主教、神甫、修道院的僧侣，而在第三帝国则是纳粹党徒、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
正像有的西方学者所分析的：“只要有极权主义和普通人，就有恶。”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在第三帝国复活，纳粹主义能够猖獗一时，其重要原因是来自人类心底里的最黑暗的本能冲动——无尽的贪欲。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本能冲动就会存在，并成为极权主义的心理动因，而纳粹主义就为这种心理动因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存在提供了最为合适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当人类的贪欲膨胀到试图垄断世界的一切资源，包括垄断人类的精神在内时，或者说试图通过奴役人类的心灵来拥有整个世界时，隐藏在人生命深处的贪欲便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心理起点和专制暴政的导火索。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只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依据同样的道理，如果任何一种理论或是说教一旦戴上了真理的桂冠而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那么这种占据绝对地位的“真理”，是不是也会导致腐败呢?
如果说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道德理由是上帝的救赎和天堂的召唤，那么，德国纳粹的道德理由就是美化、强化和净化人类种族，扩展高等人种的生 存空间，使优秀民族永存。由于人是一种道德的动物，于是道德就常常被用作发泄兽性的虚伪的借口。任何领袖，任何党派，任何团体，只要能将权力凌驾于个人自由的权利之上，就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心安理得放心大胆地在“革命”或是“人民”的名义下肆意展现兽性。
1988年11月10日，就在“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五十周年之际，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詹宁格亲自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在西德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今天，我们聚在德国联邦议院，回溯1938年11月9日和10日对犹太人的屠杀，因为，不是受难者，而是我们——我们这些犯了罪行的人，必须记住这个日子，并且进行清算。我们德国人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且清醒看到，为了今天和未来的方针政策，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
在这篇演讲中，詹宁格博士论证了一个事实并向所有听众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诘问：希特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是全人类的敌人，是一个把国家、民族也包括他自己推向毁灭的魔鬼，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希特勒眼中，他所统治下的子民不过是轻如草芥。问题是，像希特勒这样的怪物是如何滋生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那些轻如草芥的民众又如何成为大屠杀的帮凶?
詹宁格博士的发问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纳粹时期的德国既是一个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矛盾混合体。它既独裁，又“民主”。说它独裁，是因为没有任何正式的机制可以约束希特勒的权力或者罢免他；说他民主，是因为希特勒上台，的的确确是德国民众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程序投票推选的，并且当时广大德国民众都认为这个制度和希特勒掌权是符合他们愿望和利益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丧失了思考、放弃了权利、失去了自尊的德国人民造就了希特勒。与此同时，在纳粹的暴政高压下，德国人民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反对派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于是，面对极权专制，德国民众选择了精神上任人阉割，政治上任人玩弄，生活上任人摆布，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德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的羞辱，在人性良知上患了“半身不遂”，成为道德上的“植物人”。
四、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德国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一记响亮的耳光，震惊了全体德国人。她说，自已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仅二十年，一位曾被美军在路德维希拘留所中关押了十八个月的纳粹党员竟然当上了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克拉斯菲尔德的这记耳光虽然打在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ger)的脸上，但却由此将反思大屠杀与纳粹的罪行的运动由极少数人的见解变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就在“耳光事件”不久，1969年初，联邦总理库特·基辛格连同当时的总统吕布克(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在一个设计过纳粹集中营的建筑公司中工作)，在德国人民的反对声中黯然下台。
德国公众对于大屠杀的反思、清算纳粹的罪行是全方位的。1940年出生的画家乔晨·戈兹(Jochen Gerz)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屠杀犹太人的罪恶，他不辞辛苦地奔波在在德国四处，一个一个地寻找犹太人的墓地，查找死者的确切姓名。戈兹发现，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每造访一座坟墓，祭典者都要在墓上放上一块石头。戈兹受到启发，于是和他的学生在萨布肯镇(saarbrficken)——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监狱的所在地——的街道上，将铺在路面的石头挖出来，在每一块石头上刻上他所寻找到的犹太人墓地的名称，以及发现时的日期，然后，再将这些石头字面朝下埋回原处，作为永久的纪念碑。几年来，戈兹和他的学生一共掘出一千九百二十六块石头，并一一刻写后放回原处。为此，他们还在路口安放了一块铭牌——“无形的警示”，提醒来往的行人，就在他们每天行走的脚下，深埋着无数被纳粹残害的犹太人的冤魂。
现在，在德国各处都会有各种形态的“警示碑”，例如柏林市中心的“警示碑”就竖立在几家最热闹的百货公司对面，告诉每天从它面前走过的游人，这里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所在地。在德国，人们已经将保留纳粹集中营的遗迹视为一种反思大屠杀的神圣责任。“当你驾车驶入柏林北边布兰登堡的弗斯特堡(Fiirstcrherg)，一座美丽的、远离大城市喧嚣的小镇的时候，两个指示牌会突然映入眼帘。一个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弗斯特堡!’另一个标出这座小镇每个景点的路径，景点包括前拉文斯堡(Ravensbntick)集中营，在1939年至1945年间，十三万人监禁在那里，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其中一半人未能生还。”([英]布衣：《罪孽的报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八十三页)
1979年春，深刻揭露纳粹战犯灭绝犹太人的美国影片《大屠杀》在德国上演，立即掀起了一股反省战争、清算战犯的浪潮。影片在德国各地放映，观众达两千万，几乎占了联邦德国成年人的一半人数。首映之后的当晚，就有一万二千封信、电报和明信片寄到广播电台，同时，电台和电视台还接到五千二百个电话。对影片持赞同态度的占百分之七十二，反对的仅有百分之七点三，观众中有百分之五十八要求这部电影重新放映。在许多观众的信中，一些生于战后的年轻人都觉得身为德国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门·梅厄所说：“历史已经侵入骨髓，历史渗入我们的血液，父辈的罪恶我们背负在肩。”这些战后出生的青年男女纷纷责问自己的父辈，影片中的事情是否曾经发生过，你们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手上是否也沾满过犹太人的鲜血。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曾说过：虽然“政治只和少数人有关，但却会毁掉全部人的生活”。记忆和忏悔不仅仅对于发生过大屠杀的德国是必须和重要的，其实，对所有经历过动乱、黑暗的国家和民族来说，记忆和忏悔也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记忆和忏悔不应该仅仅是“个人行为”和“个人隐私”，而应当成为公共事件和国家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丧失了这种集体记忆，丧失了整个民族的忏悔，也就等于丧失了人类的道德，而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其实就是在背叛自己的历史，而背叛历史者是绝不会拥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