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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29年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江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江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进行的艰辛探索，有许多准确而又精当的描述，从多方面呈现了红土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江西 毛泽东 邓小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以大量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全面准确地记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里，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正是在这部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都非常强的党史著作中，对江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进行的艰辛探索，有许多准确而又精当的描述，从多方面呈现了红土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江西为巩固东南海防、反击国民党军武装窜扰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怂恿和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当局时时图谋“反攻大陆”，不断派遣正规部队、海匪和武装特务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窜犯、袭扰等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史》二卷对此有较为系统的记述，其中涉及到江西的主要有二处：
其一，鹰厦铁路建成通车。1952年初，为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中央决定修建闽赣铁路。不久，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铁道部拟定了线路方案：由江西鹰潭南出，沿泸溪河谷上升，经资溪越武夷山至福建厦门。该线路全长697．7公里，其中江西境内89公里。1954年第四季度，铁道部第七基建分局在南昌成立，负责鹰厦铁路修建工程发包及监察工作；同时，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刘克率所部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分别进驻沿线11个路段。1955年2月21日，鹰潭至资溪70公里路段率先开工。
为支援铁道兵抢建鹰厦线，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掀起了支援筑路工程的热潮：成立了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杰庸为主任的江西省筑路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政治处、工程处、粮食处、供应处、材料处）；［1］组织动员了3．25万余民工组成7个民工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分队、分队下设小队）参加筑路中的土石方工程，［2］并从省、地、县、乡4级政府抽调1692名干部参加各民工大队及下辖组织的管理工作；［2］全面保障了铁道兵第三、第七2个师及独立桥梁团2万多官兵的粮食、猪肉、蔬菜等生活资料及其他需要的供应。此外，具有支前拥军光荣传统的贵溪、资溪两县人民群众，自觉服从国家利益，愉快地接受政府征用土地、房屋的办法，计有1万余亩土地被征收、237栋又323间房屋遭拆迁。［1］1956年12月9日，在江西、福建两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打通46个隧道、构筑1973座桥梁、涵洞的鹰厦铁路全线铺轨工程完工。1957年4月12日，全线正式通车。对此，《党史》二卷给予了高度评价：1957年4月，鹰厦铁路建成通车，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国防运输能力。……这就为在开展对美斗争的同时，直接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实施惩罚性打击创造了有利条件。［3］p634-635
其二，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南昌附近首次成功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1960年，美国为搜集中国大陆纵深的情报，向台湾国民党空军提供了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1962年1月13日开始，该机型开始频频“光顾”中国大陆。8月27日，为打击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的嚣张气焰，遵照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命令，装备有苏制萨姆—2导弹的空军第五四三部队第二营由长沙大托铺秘密转移至南昌向塘地区设伏。9月9日6时许，1架U-2型高空侦察机再次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32分，该机以2万米的高度由福建平潭岛进入大陆上空，尔后经福州、南平飞临南昌地区。8时50分，早已锁定了目标的空军第五四三部队第二营抓住战机，连续发射3枚导弹，一举击毁了这架U-2飞机。敌机残骸坠落于南昌县罗家区石桥公社义坊大队（即现在的罗家集），敌少校飞行员陈怀被机警的义坊大队民兵营擒获（因其左胸负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打下U-2飞机（此前苏联用飞机撞下一架U-2）。周恩来第一个给刘亚楼司令员打来电话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当日下午，刘亚楼飞抵南昌，并在邵式平省长的陪同下，亲临罗家区现场，听取民兵围捕敌飞行员和维护现场的情况汇报。刘亚楼听完汇报后说：“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威力无穷，不管敌人从哪里来，都将是有来无回。”［4］p279他还同义坊大队民兵营长余相保及两名民兵代表合影留念。1963年11月1日14时，这支英雄的地空导弹部队又在广丰县上空击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残骸陷落于县境的东山公社槐芳坞万罗山下。东山公社迅速组织1600余民兵和900多名群众包围搜山，敌少校飞行员叶常棣跳伞着陆不久即被活捉。［4］p279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江西的卓越战绩和红土地人民群众的机警及参战热情同样获得《党史》二卷的称赞：1962年9月9日，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南昌附近设伏，首次成功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此后，这支导弹部队又多次击落国民党空军的高空战略侦察机。在人民解放军和防空部队反侦察窜扰的打击下，到1968年，国民党军不得不停止了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3］p699-700 二、江西是老一辈革命家多次视察或召集许多重要会议的地方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来到江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唤起工农千百万，实践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对曾经养育了十余万红军的这块红土地一往情深，多次“千里来寻故地”——或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或视察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在江西召开的重要会议，《党史》二卷着重提到的有4次：
一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3］p539-548
二是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此次全会是接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的。全会最后通过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4个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发起“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反右倾”斗争随即在党内展开。［3］p549-551
三是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进行。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1962年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3］p587-589
四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毛泽东觉察到了林彪一伙的宗派阴谋活动，8月2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责令陈伯达检讨。9月6日上午，全会回到原定的议程，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3］p837-839
新中国成立后，除三上庐山出席中央会议外，毛泽东还先后15次来江西视察，《党史》二卷主要记述了其中的一次：1971年8月31日，毛泽东乘专列由长沙抵达他此次巡视南方的第三站——南昌。9月3日，转往杭州。在南昌期间，毛泽东召集江苏、福建、江西3省党政军负责人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希望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认识，了解中央内部的严重分歧，防止因不了解底细而继续跟林彪走。［5］p1597对林彪等人的种种阴谋活动，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他反复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如“一好带三好”（即“政治思想好”带“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和“生活管理好”）、做思想工作要“雷厉风行”、轻视军事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批评了林彪让自己的妻子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批评了对林立果的狂热吹捧。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集团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并且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3］p845-847
三、江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基本前提，直接影响着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于粮食问题，《党史》二卷有这样一段记述：到1976年，过去一直提供商品粮较多的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江西等省，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调不出粮食。［3］p958这段话表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全国农业生产再次跌入谷底；但它同时也明确表明，江西一直是粮食调出省份之一。
江西是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省份，是我国南方主要的商品粮产地和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都承担了中央下达的上调粮食、支援部队和城市用粮的繁重调拨任务。1950年至1952年，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命令，江西共调出大米8．15亿公斤。其中，调给上海、广州两地大米6．1亿公斤，运往苏联大米728万公斤，支援朝鲜大米1860万公斤。1953年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江西遵循“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的调拨原则，始终把外调粮食置于优先位置。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省内粮食也很紧张的基本形势，省委、省人委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依然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今年（指1960年）外调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行署主任、各专署专员、各县市长亲自抓粮食调运，把农村消费水平作了大大压缩，每人每日一般只有12两（16两秤），甚至半斤；城市口粮压到26斤以下，搭配红薯、荞麦及其他杂粮，优先保证上海、北京及国家出口需要。［6］p752通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江西这3年共计外调粮食15．3亿公斤，成为当时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两个省份之一。 除三年困难时期紧急调粮外，江西还完成了众多的救灾、援外及稳定市场等紧急调粮任务。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江西省内40个县（市）同时遭受洪水灾害，仍支援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灾区粮食2亿公斤；1957年黄河流域发生水灾，江西紧急调运粮食6000万公斤，支援河南、山东等省灾区；1962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江西突击调粮1247万公斤，支援福建前线；1968至1971年，江西不断排除“文化大革命”干扰，克服停产、停电、交通受阻等困难，保持每年调运给上海大米4．5亿公斤；1971至1972年，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江西先后两次突击完成调运援越大米1．05亿公斤的任务；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大地震，江西又突击调出大米1616万公斤，运往震区，救助灾民。［6］p753
省委、省人委的顾全大局，人民群众的甘愿奉献，使江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间断调出粮食的两个省份之一。據统计，1950至1978年，全省共外调粮食165．85亿公斤，其中净上调133．76亿公斤。江西人民在稳定全国粮食局势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共和国没有忘记。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在结束南方谈话途经江西时，就曾动情地对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7］p170
四、江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发祥地
在邓小平波澜壮阔、功勋卓著的一生中，有过“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中两次与江西密切相关：一次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时期，一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第二次的“落”和“起”，《党史》二卷先后有过两次涉及：1969年底，原来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这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而且包括虽已在群众中点名批判但还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紧急地分别疏散到外地，从而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3］p814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被错误地打倒后，已于1973年2月从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3］p908
正是1969年底至1973年2月在江西“劳动锻炼”的这5个年头里，身处逆境中的邓小平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除参加劳动外，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1971年11月6日，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后，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1972年11月，在获准到井冈山和永新、宁冈、泰和、吉安等地调查研究时，他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人员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传统丢不得。”他还充满信心地对当地干部群众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12月，他又到赣南调查研究。1973年1月，在获准回京前夕，他还到景德镇、进贤等地进行调查。
在江西各地的这几次调研，对邓小平来说十分重要。“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几次调研，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此时，邓小平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8］p265-266许多年以后，邓小平当年在南昌步兵学校院子里清理思路、考究问题时踏出的蜿蜒小路，因贯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思路，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平小道”。
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对他在江西的这段艰辛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起三落”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9］p635
五、江西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治国安邦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经过无数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的江西籍时代精英，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西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党史》二卷也没有忘记他们。书中虽然对他们点名不可能多，着墨更不可能多，但在这些有限的篇幅中，都浓缩了他们革命和奋斗生涯的精彩片断：
——在1966年11月中下旬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陶铸、谷牧、余秋里和对工交企业几个月来遭受冲击和破坏深感忧虑的与会者，纷纷以事实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稿，赞同周恩来等人的一贯主张，即工交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厂不要再建立群众组织，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3］p777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斗争达到白热化。这天的会议原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议一开始又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根本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措词尖锐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3］p788余秋里是江西吉安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毛主席批准，协助国务院领导抓经济工作。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主持下，党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9次座谈会。……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愤怒谴责林彪集团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行径，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散播的种种谬论。［3］p851曾山是江西吉安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
——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3］p963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当选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后来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事业刚刚起步。他顽强克服造反派对试验的几次严重破坏，在近乎保密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科研工作，终于在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上连续攻关，取得突破性成果。［3］p975-976袁隆平是江西德安人，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和“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选为200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党史》二卷中提及到的江西籍政治人物还有以下几位：李井泉，江西临川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政四川，曾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川西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正人，江西遂川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建筑工程部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王恩茂，江西永新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喀什区党委书记、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萧华，江西兴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主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思玉，江西信丰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丁盛，江西于都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四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此外，《党史》二卷还提到了一些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江西籍人物，他们是：饶漱石，江西临川人，新中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与高岗进行分裂、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吴法宪，江西兴国人，曾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因参加林彪集团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邱会作，江西兴国人，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因参加林彪集团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李作鹏，江西吉安人，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因参加林彪集团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
历史像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29年只是其中短暂的一刻。在《党史》二卷视野中的江西，那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它结束了旧中国、旧江西的腐朽和昏暗；那是欢欣鼓舞的一刻，它迈开了中国逐步告别贫穷和落后，走向繁荣和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那是光芒耀眼的一刻，它将映照着江西奔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灿烂的前程。○
参考文獻：
［1］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援鹰厦铁路建设工程的指示［B］．1954-10-13．
［2］江西省筑路委员会、鹰厦铁路工程检查报告及今后意见［B］．1955-1．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江西省军事志［M］．内部出版，1997．
［5］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江西省人民政府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7］邓小平在江西［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8］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0．
［9］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A］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江西 毛泽东 邓小平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以大量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全面准确地记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里，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正是在这部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都非常强的党史著作中，对江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进行的艰辛探索，有许多准确而又精当的描述，从多方面呈现了红土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江西为巩固东南海防、反击国民党军武装窜扰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怂恿和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当局时时图谋“反攻大陆”，不断派遣正规部队、海匪和武装特务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窜犯、袭扰等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史》二卷对此有较为系统的记述，其中涉及到江西的主要有二处：
其一，鹰厦铁路建成通车。1952年初，为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中央决定修建闽赣铁路。不久，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铁道部拟定了线路方案：由江西鹰潭南出，沿泸溪河谷上升，经资溪越武夷山至福建厦门。该线路全长697．7公里，其中江西境内89公里。1954年第四季度，铁道部第七基建分局在南昌成立，负责鹰厦铁路修建工程发包及监察工作；同时，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刘克率所部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分别进驻沿线11个路段。1955年2月21日，鹰潭至资溪70公里路段率先开工。
为支援铁道兵抢建鹰厦线，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掀起了支援筑路工程的热潮：成立了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杰庸为主任的江西省筑路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政治处、工程处、粮食处、供应处、材料处）；［1］组织动员了3．25万余民工组成7个民工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分队、分队下设小队）参加筑路中的土石方工程，［2］并从省、地、县、乡4级政府抽调1692名干部参加各民工大队及下辖组织的管理工作；［2］全面保障了铁道兵第三、第七2个师及独立桥梁团2万多官兵的粮食、猪肉、蔬菜等生活资料及其他需要的供应。此外，具有支前拥军光荣传统的贵溪、资溪两县人民群众，自觉服从国家利益，愉快地接受政府征用土地、房屋的办法，计有1万余亩土地被征收、237栋又323间房屋遭拆迁。［1］1956年12月9日，在江西、福建两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打通46个隧道、构筑1973座桥梁、涵洞的鹰厦铁路全线铺轨工程完工。1957年4月12日，全线正式通车。对此，《党史》二卷给予了高度评价：1957年4月，鹰厦铁路建成通车，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国防运输能力。……这就为在开展对美斗争的同时，直接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实施惩罚性打击创造了有利条件。［3］p634-635
其二，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南昌附近首次成功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1960年，美国为搜集中国大陆纵深的情报，向台湾国民党空军提供了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1962年1月13日开始，该机型开始频频“光顾”中国大陆。8月27日，为打击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的嚣张气焰，遵照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命令，装备有苏制萨姆—2导弹的空军第五四三部队第二营由长沙大托铺秘密转移至南昌向塘地区设伏。9月9日6时许，1架U-2型高空侦察机再次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7时32分，该机以2万米的高度由福建平潭岛进入大陆上空，尔后经福州、南平飞临南昌地区。8时50分，早已锁定了目标的空军第五四三部队第二营抓住战机，连续发射3枚导弹，一举击毁了这架U-2飞机。敌机残骸坠落于南昌县罗家区石桥公社义坊大队（即现在的罗家集），敌少校飞行员陈怀被机警的义坊大队民兵营擒获（因其左胸负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打下U-2飞机（此前苏联用飞机撞下一架U-2）。周恩来第一个给刘亚楼司令员打来电话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当日下午，刘亚楼飞抵南昌，并在邵式平省长的陪同下，亲临罗家区现场，听取民兵围捕敌飞行员和维护现场的情况汇报。刘亚楼听完汇报后说：“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威力无穷，不管敌人从哪里来，都将是有来无回。”［4］p279他还同义坊大队民兵营长余相保及两名民兵代表合影留念。1963年11月1日14时，这支英雄的地空导弹部队又在广丰县上空击落一架U-2高空侦察机，残骸陷落于县境的东山公社槐芳坞万罗山下。东山公社迅速组织1600余民兵和900多名群众包围搜山，敌少校飞行员叶常棣跳伞着陆不久即被活捉。［4］p279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江西的卓越战绩和红土地人民群众的机警及参战热情同样获得《党史》二卷的称赞：1962年9月9日，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南昌附近设伏，首次成功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战略侦察机。此后，这支导弹部队又多次击落国民党空军的高空战略侦察机。在人民解放军和防空部队反侦察窜扰的打击下，到1968年，国民党军不得不停止了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3］p699-700 二、江西是老一辈革命家多次视察或召集许多重要会议的地方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来到江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唤起工农千百万，实践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对曾经养育了十余万红军的这块红土地一往情深，多次“千里来寻故地”——或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或视察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在江西召开的重要会议，《党史》二卷着重提到的有4次：
一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3］p539-548
二是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此次全会是接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的。全会最后通过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4个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发起“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反右倾”斗争随即在党内展开。［3］p549-551
三是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进行。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1962年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3］p587-589
四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毛泽东觉察到了林彪一伙的宗派阴谋活动，8月2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责令陈伯达检讨。9月6日上午，全会回到原定的议程，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3］p837-839
新中国成立后，除三上庐山出席中央会议外，毛泽东还先后15次来江西视察，《党史》二卷主要记述了其中的一次：1971年8月31日，毛泽东乘专列由长沙抵达他此次巡视南方的第三站——南昌。9月3日，转往杭州。在南昌期间，毛泽东召集江苏、福建、江西3省党政军负责人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希望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认识，了解中央内部的严重分歧，防止因不了解底细而继续跟林彪走。［5］p1597对林彪等人的种种阴谋活动，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他反复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如“一好带三好”（即“政治思想好”带“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和“生活管理好”）、做思想工作要“雷厉风行”、轻视军事训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批评了林彪让自己的妻子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批评了对林立果的狂热吹捧。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集团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并且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3］p845-847
三、江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基本前提，直接影响着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关于粮食问题，《党史》二卷有这样一段记述：到1976年，过去一直提供商品粮较多的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江西等省，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调不出粮食。［3］p958这段话表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全国农业生产再次跌入谷底；但它同时也明确表明，江西一直是粮食调出省份之一。
江西是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省份，是我国南方主要的商品粮产地和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都承担了中央下达的上调粮食、支援部队和城市用粮的繁重调拨任务。1950年至1952年，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命令，江西共调出大米8．15亿公斤。其中，调给上海、广州两地大米6．1亿公斤，运往苏联大米728万公斤，支援朝鲜大米1860万公斤。1953年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江西遵循“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的调拨原则，始终把外调粮食置于优先位置。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省内粮食也很紧张的基本形势，省委、省人委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依然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今年（指1960年）外调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行署主任、各专署专员、各县市长亲自抓粮食调运，把农村消费水平作了大大压缩，每人每日一般只有12两（16两秤），甚至半斤；城市口粮压到26斤以下，搭配红薯、荞麦及其他杂粮，优先保证上海、北京及国家出口需要。［6］p752通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江西这3年共计外调粮食15．3亿公斤，成为当时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两个省份之一。 除三年困难时期紧急调粮外，江西还完成了众多的救灾、援外及稳定市场等紧急调粮任务。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江西省内40个县（市）同时遭受洪水灾害，仍支援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灾区粮食2亿公斤；1957年黄河流域发生水灾，江西紧急调运粮食6000万公斤，支援河南、山东等省灾区；1962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江西突击调粮1247万公斤，支援福建前线；1968至1971年，江西不断排除“文化大革命”干扰，克服停产、停电、交通受阻等困难，保持每年调运给上海大米4．5亿公斤；1971至1972年，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江西先后两次突击完成调运援越大米1．05亿公斤的任务；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大地震，江西又突击调出大米1616万公斤，运往震区，救助灾民。［6］p753
省委、省人委的顾全大局，人民群众的甘愿奉献，使江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间断调出粮食的两个省份之一。據统计，1950至1978年，全省共外调粮食165．85亿公斤，其中净上调133．76亿公斤。江西人民在稳定全国粮食局势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共和国没有忘记。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在结束南方谈话途经江西时，就曾动情地对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7］p170
四、江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发祥地
在邓小平波澜壮阔、功勋卓著的一生中，有过“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中两次与江西密切相关：一次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时期，一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第二次的“落”和“起”，《党史》二卷先后有过两次涉及：1969年底，原来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不仅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这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而且包括虽已在群众中点名批判但还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紧急地分别疏散到外地，从而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3］p814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被错误地打倒后，已于1973年2月从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3］p908
正是1969年底至1973年2月在江西“劳动锻炼”的这5个年头里，身处逆境中的邓小平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除参加劳动外，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1971年11月6日，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后，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1972年11月，在获准到井冈山和永新、宁冈、泰和、吉安等地调查研究时，他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人员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传统丢不得。”他还充满信心地对当地干部群众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12月，他又到赣南调查研究。1973年1月，在获准回京前夕，他还到景德镇、进贤等地进行调查。
在江西各地的这几次调研，对邓小平来说十分重要。“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几次调研，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此时，邓小平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8］p265-266许多年以后，邓小平当年在南昌步兵学校院子里清理思路、考究问题时踏出的蜿蜒小路，因贯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思路，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平小道”。
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对他在江西的这段艰辛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起三落”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9］p635
五、江西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治国安邦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经过无数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的江西籍时代精英，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西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党史》二卷也没有忘记他们。书中虽然对他们点名不可能多，着墨更不可能多，但在这些有限的篇幅中，都浓缩了他们革命和奋斗生涯的精彩片断：
——在1966年11月中下旬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陶铸、谷牧、余秋里和对工交企业几个月来遭受冲击和破坏深感忧虑的与会者，纷纷以事实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稿，赞同周恩来等人的一贯主张，即工交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厂不要再建立群众组织，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等。［3］p777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斗争达到白热化。这天的会议原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议一开始又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根本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措词尖锐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击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3］p788余秋里是江西吉安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毛主席批准，协助国务院领导抓经济工作。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主持下，党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9次座谈会。……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愤怒谴责林彪集团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行径，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散播的种种谬论。［3］p851曾山是江西吉安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
——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3］p963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当选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后来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事业刚刚起步。他顽强克服造反派对试验的几次严重破坏，在近乎保密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科研工作，终于在籼型杂交水稻的研究上连续攻关，取得突破性成果。［3］p975-976袁隆平是江西德安人，著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和“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选为200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党史》二卷中提及到的江西籍政治人物还有以下几位：李井泉，江西临川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政四川，曾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川西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正人，江西遂川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建筑工程部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王恩茂，江西永新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喀什区党委书记、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萧华，江西兴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主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思玉，江西信丰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丁盛，江西于都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四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此外，《党史》二卷还提到了一些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江西籍人物，他们是：饶漱石，江西临川人，新中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与高岗进行分裂、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吴法宪，江西兴国人，曾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因参加林彪集团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邱会作，江西兴国人，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因参加林彪集团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李作鹏，江西吉安人，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因参加林彪集团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
历史像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29年只是其中短暂的一刻。在《党史》二卷视野中的江西，那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它结束了旧中国、旧江西的腐朽和昏暗；那是欢欣鼓舞的一刻，它迈开了中国逐步告别贫穷和落后，走向繁荣和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那是光芒耀眼的一刻，它将映照着江西奔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灿烂的前程。○
参考文獻：
［1］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援鹰厦铁路建设工程的指示［B］．1954-10-13．
［2］江西省筑路委员会、鹰厦铁路工程检查报告及今后意见［B］．1955-1．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江西省军事志［M］．内部出版，1997．
［5］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江西省人民政府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7］邓小平在江西［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8］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0．
［9］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A］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