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在乡下，伯父教我读《古文观止》，第一篇是《郑伯克段于鄢》。不知道为什么，我读着读着就哭起来。别人都有母亲，我的母亲在哪里呢？
　　我是1949年离开母亲的，那年我七岁。一阵狂暴的“龙卷风”把国和家都撕成两半。我那时太小，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和母亲分开的，她还在不在这个人世。等我确知母亲还在，并取得联系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以后。
　　我离开母亲之后，被送到乡下务农的伯父家里。一年半之后，家乡搞土地改革，我跟在土改工作队的后边，替他们拉皮尺，丈量田地，计算面积。我受到队员们的喜爱，其中一个后来留下来当了乡长。
　　小学毕业时，有一天，乡长把我叫过去说，你想不想念中学呀？我当然想，可哪里有钱念呀？他说，你母亲在香港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从没听伯父说起过。他说，她在香港，还来过信的，土改时我们扣了几封，你可以叫她寄钱给你上学，政府是允许的，你现在是孤儿嘛。
　　我说我不知道母亲的地址呀，他说他回去找了给我。他果然找了给我，最后，我同母亲（为了安全起见，我那时在信中称呼她为“舅妈”）通上了信。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其实不在香港，她一直都在台湾（有四年在美国，信是请香港地区的朋友转的）。
　　童年时代魔咒似的哀喟慢慢解除了，我同别人一样，也有一个母亲，只是不在身边罢了;她也跟我讲话，只是这话我只能从纸上读，不能亲耳听到罢了。
　　记得有一次母亲在信中说：“明儿，妈妈有了你，就比当皇帝还更富有。”我读了又读，哭了又哭，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努力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给她看看。
　　 然而没有用，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没有一所大学要我。
　　“文革”爆发，连跟她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1973年春，气氛不那么肃杀，中等学校已恢复上课。有一天，一位同事偷偷告诉我，说几年前看到我有一封香港寄来的信，被党支部扣了下来。
　　我犹豫许久，终于大着胆子去找党支部要这封信。我说，如果这信不合法，那海关就扣了，用不着你来扣;如果它合法，你们扣下来就不合法吧。那时中央开始说要“落实政策”，党支部的人居然被我这话问倒了。答应查查看。结果当然是找到这封信。
　　我如获至宝，索性再大着胆子，照着信封上的地址，给替我们转信的张阿姨写了一封信，然而信被退回来，说是原地址查无此人。
　　我的心一下沉到了底，难道老天爷要戏弄我？
　　一时间无计可施。把张阿姨的信找出来反复读，发现有一句话提到她在香港油麻地一家轮船公司做事，便灵机一动，于是再写一封信，信封上写“香港油麻地轮船公司张玉衡小姐收”。这封信竟然寄到了，不久接到张阿姨的回信，我再一次同母亲恢复了联络。那时的高兴、兴奋、感激，现在想起来，只能用“死里逃生”四个字来形容。
　　同母亲通信这样一件对一般人来说简单的事情，在我却要经过如此曲折起落，充满惊吓悲喜。
　　又经过八年，我才获准到美国探亲留学。当我战战兢兢地推着皮箱走过罗湖桥，确知已踏上香港地区的土地那一刹那，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此生终于可以亲眼见到我的母亲……紧绷的神经一时松弛下来，头上小豆似的汗珠一颗接一颗掉下，挂在皮箱上的两瓶茅台酒，竟也“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瓶子破了，酒香四溢。
　　（摘自《大时代里的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