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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高等教育应该以档案学知识的传承、综合、补充和创新为基本标志，以充分实现档案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为最终目的。档案高等教育承担着为档案事业培养人才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档案高等教育的水平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档案事业的发展。本文将围绕档案专业教育、知识结构、教学等方面提出现存的问题及改革设想。
我国的档案教育开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标志着我国档案教育问世。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则开始于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联合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档案专修班，1953年改为专修科，1955年设立历史档案系，开始正式招收档案本科生。此后人民大学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档案事业专门人才，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其他省份的高校相继设立档案专业，人民大学又为全国高校的档案专业输送和培养了大批的档案专业师资，是名副其实的我国档案教育的摇篮。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档案专业研究生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截止到2007年上半年，我国设立档案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30多所，档案学博士点包括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4个，硕士点20多个。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学历层次齐全和初具规模的档案高等教育体系，
1 档案学专业知识结构的形成传统及其局限性
桑毓域：档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依靠课程体系来搭建的。本科所设置的课程一般包括素质课程和技能课程，素质课程主要包括通修课和专业基础课，技能课主要是专业课和计算机课。对于任何专业，素质课属于“形而上”的知识，专业课属于“形而下”的知识。《周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规律、理论和抽象的东西，它超脱于具体的事物：“器”就是器具，就是具体的事物自身。具体到一门课程，理论部分属于“道”，具体操作性的知识属于“器”。档案专业的高等教育，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我认为作为高等教育“形而上”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高等教育区别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技能对学生第一次就业比较重要，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专业课除了给予学生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以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给予学生进入一个专业学习的引导。当今后的工作面对一个非档案专业时，他知道如何尽快地进入新专业，掌握新专业的主要知识。教师给予学生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如果属于“授业”的话，那么给予学生进入一个专业学习的引导就属于“传道”的范畴了。
根据我们对我校档案专业历届毕业生的调查，第一次就业岗位与档案专业相关的大约为70％，但5年以后，大约只有20％的学生仍然从事与档案专业相关的工作，所以在教学计划中适当地减少传统的档案专业课的门数和减少每门课程的课时是必要的。余下的专业课时更多地开设与电子政务相关的课程以增强学生就业的竞争力。
李福君：从宏观上讲，专业知识结构形成的基本依据是知识的学科性划分，这是很多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规律。在专业知识结构自身发展过程中，学科化知识与特定时代密切关联。档案学科专业知识结构的形成也符合这一规律，走出了一条“知识独立——学科形成——知识分化——学科分化”的轨迹。
档案学科的出现缘于档案学知识的独立，中外莫不如此。比如我国档案工作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萌芽了一些档案学理论和思想，但直至上世纪初，我国的档案工作还一直是依附于历史学的，早期档案学研究者的主体也是历史学家。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以后，很多著名的史学家积极介入了档案学研究，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了邓拓这一代史学家。《邓拓文集》中还收录了他的一篇1万余字的研究历史档案整理方法的文章。这既是我国文史研究中的一种优良传统，同时也证实档案学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领域，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30年代“行政效率运动”的开展而出现了变化。行政效率运动中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推动了档案学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促使档案学逐渐脱离了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档案学科的独立，催生了档案教育的出现。目前我国档案学界普遍将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作为我国档案教育的起源。这一时期，恰恰是我国档案学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档案学专业知识结构的特点，自然地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其作为历史学的附属学科，形成了以机关文书档案管理为核心，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知识结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学科，还没有完全脱离早期历史学附属学科的深重影响，甚至名称都叫“历史档案系”，其知识结构的设计也体现了这一定位。文革以后，人民大学档案系恢复，恰逢我国大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倡导科学研究，重视经济发展，档案学科的视野也透过尘封的历史档案，投向了科学技术档案的研究，专业知识结构也围绕着“历史档案”和“科技档案”进行设计 前者以历史学作为其专业知识基础，后者则以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专业知识基础。
随着档案学科的发展，研究领域的拓展，学科知识不断丰富充实，档案学科的专业知识不断细化。与此相适应，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也走出了一条不断分化、不断增加的轨迹。目前，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普及，尤其是近些年电子政务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对档案专业知识结构改革的强烈社会需求，档案专业知识也产生了调整适应的内在需求。为了应对这种挑战，适应实践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变革趋势，我国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实践已进行多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措施，包括跨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课程选修，通修课的开设，实验性课程的强化，以及各种“素质教育”的尝试等。这些可贵的探索和改革的勇气，表现了我国档案高等教育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决心和能力，体现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责任感。但是这些改革模式大多流露着浓重的学科传统痕迹，相关的改革较多地停留在操作性层面，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前提性原则。
桑毓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档案学的主要精力是争取学科的独立性，所以在专业的知识结构的搭建上侧重于专业课程，似乎专业课程越多越能显示档案学的独立性，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读档案专业的时候，都经历了那个时期。就我自己的感觉，专业课过多、每门课程的学时过长、专业课程的知识内核过软是学生厌学档案专业的主要原因。当然，二十世纪80年代初的档案专业教育重视史学知识的学习 是值得肯定的，史学知识和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其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各个高校档案专业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课程体系改革。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外在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专业自身对学生厌学档案专业的反思。所以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并不十分明确。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电子文件管理的档案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则完全是由档案实践环境的变化而引发的，目标明确，而且改革的深度绝非以前的改革所能比拟，是档案学独立以后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档案学应属于应用学科，与知识积淀深厚的传统学科不同，它对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依赖性比传统的学科要强烈得多，档案专业首先要适应外部的环境生存下来，然后再图发展，以适应外部环境为原则进行改革也可以说是其必由之路，
李福君：是的。1998年教育部对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要求，指出档案高等教育要“培养具备系统的档案学基础知识与文化知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机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信息管理工作及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档案学高级专门人才”。根据这一要求，国内很多院校将档案专业的培养目标设定为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信息管理专门人才。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是将档案学科设立在或信息科学，或管理科学，或文献科学等类似的某一学科门类下：知识结构的构成呈现出向所属学科的单向辐射。其课程设置的主导思想是强化对相关知识的吸收，提倡“融合”为用方针。这种改革的思路是知识累加式。在这种体系下，一级学科的知识作为专业知识结构中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是档案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之上是几门专业核心课程。这种模式基本类似于一种塔状模式，其强调的是对同类、同种、同质知识的积累。可以看出，这种单向知识辐射的模式，烙印着一种知识学科化的深深印迹。
我认为，这种专业知识的建构理念到了该重新审视和反思的时候了。在目前知识爆炸的年代，专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知识的结构性变化也非常明显。我们姑且不论现在对档案学科定位的准确性和这种定位的生命力，即使是现有模式下，在专业知识的建构中，对同一类型的知识积累得多，也并不意味着基础的厚实。况且现在档案学教育正处于转换、变革和更替的时期，档案学科本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其人类记忆的功能、其历史文化财富的社会属性，日新月异的技术所导致的实践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变化等，都有可能对现在依据学科定位所形成的知识系统产生冲击。如果我们的教育仍然按照这样的系统一丝不苟地去累积知识，显得僵化和教条。作为档案教育工作者，在目前档案教育改革的大潮中，针对我国档案学科知识结构的设计，我们的认识确实应该再上升一个高度。
桑毓域：档案界对档案专业的知识结构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最初的紧紧依附历史学到初步走向独立，这一阶段教学计划基本上是史学课加档案专业课。第=个阶段强调档案专业与相近专业的关系，各个高校普遍在课程体系中增加秘书学、图书馆学、情报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课程，该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在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将档案学专业从历史学划归管理学的门类之下，第三个阶段是电子政务和电子文件在我国兴起以后，主要特征是充分认识到了电子文件管理在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档案专业教学改革以后，我们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档案专业的知识结构问题，但电子政务以及由此引发的电子文件管理横空出世，把我们的注意力毫不犹豫地引向对电子文件管理的探讨。电子文件管理既成为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档案专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以至于在每年国家的科研项目的申报中占到80％以上。档案学的应用学科性质、以及它对社会实践强烈的依赖性决定了必须如此，别无选择。
2 档案学专业知识结构的调整
李福君：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现代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建立而言，“学科”传统无疑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传统使得我们的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伴随着档案学的独立而形成，又在档案学科完善和细化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与学科轨迹相适应的专业知识条状结构的分化道路。而且，伴随着学科的发展，专业知识结构也始终处于不断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这种修正和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学科”的传统影响力，使学科划分成为档案知识系统中的主导逻辑，以至于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在认定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中的一种必然性认识，而忽略了其中的负面因素，正所谓“法因于弊，而成于过”。应该看到，学科的产生，是为了回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和科学活动。但是，当曾经建构过某一学科的社会状况不复存在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该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被重新建构，与学科划分息息相关的专业知识结构也必然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在西方学者提出：未来学科界限的意义，可能不是为了“分隔”学科，而是要作为学科“被跨越”的标志。我理解跨越学科这一思路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
第一，跨越学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传统的学科概念对于知识的控制，促进融合、促进合作、促进创新。
第二，跨越学科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新的人才观念。我感觉这种提法与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的“宽口径、厚基础”的思想是一种相似的人才培养原则。
学科界限的弱化是当代社会对知识建构的一种基本思路。目前我国学者在人文学科专业知识结构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倾向性意见，即消解学科之间的界限，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以横向的问题研究作为学科知识结构的基础，使普遍性论题成为文、史、哲、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共同使用的话语。这种变革被视为人文学科知识的内在要求。在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的改革中，自觉把握这样的内在要求，对于充分实现文科教育的潜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档案教育对档案学科知识结构的设计，体现了一种相似的思路。如2002年审议通过的《美国档案高等教育计划》(《Guidelinefor a Graduated Program in Arc-hival Studies》)，将课程设置分为基础课程和辅助课程两大类。其中，基础课程包括专业知识、职能知识和相关知识等课程。其将档案的收集与鉴定、整理与著录、保管与保护、查考与利用、宣传与评估等知识设定为基础专业知识；将档案与档案工作史、档案与人类文化记录、档案人员职业道德 与价值观等知识设定为职能知识：将机构发展与文件管理制度、法律制度与金融体系、管理理论与实践、数字化文件及其他利用设定为档案专业相关知识。辅助课程方面，将文件与情报管理、信息科学、档案保护实践、用户调查设计与实施、历史方法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文与社会学以及相关学科知识作为基本内容。
分析这个计划方案，可以看出其专业知识设计的基本结构：第一部分即专业基础知识，以档案管理实践的核心知识为主，以知识内容的独特性体现档案专业结构的内在价值：第二部分即职能基础知识，将围绕着档案学科的人文科学作为专业基础知识的外围结构，以档案科学的人文特征体现其社会存在意义：第三部分即相关基础知识，将与档案学科有影响关系的知识范围进一步扩大，以知识的关系特征再次重申档案学社会功能的必然性。在辅助课程中，其知识结构的辐射范围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延伸，涉及的领域更多，在这个知识结构中，无论基础课程还是辅助课程，都看不出明显的学科划分痕迹，没有那种专门指向某一学科门类的针对性知识，而是在档案专业核心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知识结构范围。
目前我国在素质教育的大旗下，各院校的档案专业课程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或压缩了课时，或减少了课程门数，或兼而有之，如何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进行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定位呢?我们倡导应首先确立一个基本思路：即不再以学科化的知识为界限，而是以关注和回应档案专业的社会现实为学科使命，从档案专业本身的内在规律、社会职能、人文特征等方面突出其知识构成，强调档案专业知识的社会化存在，而不是学科性存在。基于这一思路，在档案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应确立以档案学知识的传承、综合、补充、创新等能力作为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成效的基本标志。其核心思想是进一步阐发并坚持“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原则，弱化学科界线，鼓励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提倡培养基本能力、引导独立思考的学术训练方式。
具体的专业知识结构设计，首先从基础知识上，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界限，将目前存在于各学科f课程、中的核心基础知识贯通，形成档案学的核心专业知识。其次，围绕着核心专业知识，形成一个类似于环状模式(而非塔状模式)的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不是把某一上级学科为核心知识的指向目标，而是以档案的特性，档案的社会现实、社会功能等为指向目标，形成一个围绕着核心知识层层辐射的模式。形象地说，这个环状模型就类似于一个圆圈。在这个圈中，以档案学的核心基础知识为圆心，以档案学科知识的辐射范围为半径，形成一个围绕着圆心的一环一环的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离圆心越近，专业化程度越高，越凝练集中：离圆心越远，专业化程度越低，但知识范围和角度越大，
我认为这种专业知识结构模式的优越性有两点：第一，突出了档案专业知识的独立性。处于中心位置的档案专业核心知识，突出了档案学的专业性和社会独立性，确认档案学科在图书、情报、文献、历史、管理等学科中的意义、关系和价值系统，凸现档案学科的存在现实，避免由于信息化共性的发展而湮灭学科的社会价值，遭致边缘化。第二，保证了档案专业知识的容纳性和扩展性。在这个结构中 档案专业知识打破了原来的学科界限，实现了较高层次的融合和集中，因而这部分知识的容纳性更好。围绕着核心知识的那些知识构成，既突出了核心知识的重要性，又保障了核心知识的可扩展性。第三，符合“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原则。这种知识结构有利于扩大学术视野、扩大知识口径，为新的知识留下更大的空间，从而也为未来提供厚积薄发的可能。
桑毓域：这个问题涉及到科学学中关于科学结构的研究内容。就科学发展的总体结构而言确是如此，但是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考察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大约都要有两段发展历程，首先要基本完成本学科的“塔”型知识积累，第二个阶段才能走“环”状的知识融合的道路。档案学尽管基本完成了为自身学科独立的奋斗历程，但知识积累仍然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就目前而言，档案学的知识积累与其他的传统学科相比还非常薄弱，学科定位也仍然在探讨之中，这一点从各个学校的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如果没有走完“塔”型知识积累就跨越到“环”状的发展道路，对档案学的发展不一定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可能会面临丧失档案学独立性的危险。这种思路也应该延伸到档案专业与图书馆专业和文献学相关专业的关系上来，我们在肯定它们之间的共性的时候，必须保持档案专业的独立精神。如果强调共性过多，对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经过了两次大的调整，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捍卫档案专业生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我从1996年参加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教育分会以后，比较关注国际档案教育，也做过一些思考。应该说，《美国档案高等教育计划》对我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西方绝大多数国家的档案高等教育确定在研究生层次，培养硕士和博士。虽然同属于高等教育，但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是培养目标的差异，尤其是国外的档案研究生教育与我国的档案本科教育之间，培养目标的差异更大。
国外的档案教育规模比较小，主要是为档案馆和文件中心培养人才，而我国的档案本科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以我们学校为例，每年到各级各类档案馆就业的学生平均2人到3人，其他全在基层单位，在档案馆工作和在基层单位工作需要不同的知识结构支撑，所以学科定位、知识结构、培养目标应该是三位一体的。
作为高等教育的独立专业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职能与之对应，再具体一点，在社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你应该扮演什么具体角色。以前我们档案教育工作者认为似乎已经考虑清楚了，实际上根据档案专业学生第一次就业和毕业5年以后工作岗位的反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近年来很多高校都在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例如苏州大学将档案专业的职业定位偏重于信息管理人才，我们学校从2002年的教学计划调整中，为了增强学生的就业率，扩展档案专业的职业外延，培养目标为办公室文员，尽管都坚持档案专业的本色(主要表现为档案专业主干课)，但这些转变必然最终体现到课程体系的重新构建，从而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
3 与专业知识结构相适应的教学结构
李福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构成了教学结构，它们对知识结构的形成具有保障作用。
第一，我国档案专业课程体
我国的档案教育开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标志着我国档案教育问世。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则开始于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联合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档案专修班，1953年改为专修科，1955年设立历史档案系，开始正式招收档案本科生。此后人民大学为全国培养了大批的档案事业专门人才，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其他省份的高校相继设立档案专业，人民大学又为全国高校的档案专业输送和培养了大批的档案专业师资，是名副其实的我国档案教育的摇篮。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档案专业研究生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截止到2007年上半年，我国设立档案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30多所，档案学博士点包括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4个，硕士点20多个。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学历层次齐全和初具规模的档案高等教育体系，
1 档案学专业知识结构的形成传统及其局限性
桑毓域：档案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依靠课程体系来搭建的。本科所设置的课程一般包括素质课程和技能课程，素质课程主要包括通修课和专业基础课，技能课主要是专业课和计算机课。对于任何专业，素质课属于“形而上”的知识，专业课属于“形而下”的知识。《周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规律、理论和抽象的东西，它超脱于具体的事物：“器”就是器具，就是具体的事物自身。具体到一门课程，理论部分属于“道”，具体操作性的知识属于“器”。档案专业的高等教育，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我认为作为高等教育“形而上”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高等教育区别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技能对学生第一次就业比较重要，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专业课除了给予学生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以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给予学生进入一个专业学习的引导。当今后的工作面对一个非档案专业时，他知道如何尽快地进入新专业，掌握新专业的主要知识。教师给予学生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如果属于“授业”的话，那么给予学生进入一个专业学习的引导就属于“传道”的范畴了。
根据我们对我校档案专业历届毕业生的调查，第一次就业岗位与档案专业相关的大约为70％，但5年以后，大约只有20％的学生仍然从事与档案专业相关的工作，所以在教学计划中适当地减少传统的档案专业课的门数和减少每门课程的课时是必要的。余下的专业课时更多地开设与电子政务相关的课程以增强学生就业的竞争力。
李福君：从宏观上讲，专业知识结构形成的基本依据是知识的学科性划分，这是很多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规律。在专业知识结构自身发展过程中，学科化知识与特定时代密切关联。档案学科专业知识结构的形成也符合这一规律，走出了一条“知识独立——学科形成——知识分化——学科分化”的轨迹。
档案学科的出现缘于档案学知识的独立，中外莫不如此。比如我国档案工作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萌芽了一些档案学理论和思想，但直至上世纪初，我国的档案工作还一直是依附于历史学的，早期档案学研究者的主体也是历史学家。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以后，很多著名的史学家积极介入了档案学研究，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了邓拓这一代史学家。《邓拓文集》中还收录了他的一篇1万余字的研究历史档案整理方法的文章。这既是我国文史研究中的一种优良传统，同时也证实档案学研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领域，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30年代“行政效率运动”的开展而出现了变化。行政效率运动中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推动了档案学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促使档案学逐渐脱离了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档案学科的独立，催生了档案教育的出现。目前我国档案学界普遍将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作为我国档案教育的起源。这一时期，恰恰是我国档案学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档案学专业知识结构的特点，自然地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其作为历史学的附属学科，形成了以机关文书档案管理为核心，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知识结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学科，还没有完全脱离早期历史学附属学科的深重影响，甚至名称都叫“历史档案系”，其知识结构的设计也体现了这一定位。文革以后，人民大学档案系恢复，恰逢我国大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倡导科学研究，重视经济发展，档案学科的视野也透过尘封的历史档案，投向了科学技术档案的研究，专业知识结构也围绕着“历史档案”和“科技档案”进行设计 前者以历史学作为其专业知识基础，后者则以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专业知识基础。
随着档案学科的发展，研究领域的拓展，学科知识不断丰富充实，档案学科的专业知识不断细化。与此相适应，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也走出了一条不断分化、不断增加的轨迹。目前，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普及，尤其是近些年电子政务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对档案专业知识结构改革的强烈社会需求，档案专业知识也产生了调整适应的内在需求。为了应对这种挑战，适应实践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变革趋势，我国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实践已进行多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措施，包括跨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课程选修，通修课的开设，实验性课程的强化，以及各种“素质教育”的尝试等。这些可贵的探索和改革的勇气，表现了我国档案高等教育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决心和能力，体现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责任感。但是这些改革模式大多流露着浓重的学科传统痕迹，相关的改革较多地停留在操作性层面，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前提性原则。
桑毓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档案学的主要精力是争取学科的独立性，所以在专业的知识结构的搭建上侧重于专业课程，似乎专业课程越多越能显示档案学的独立性，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读档案专业的时候，都经历了那个时期。就我自己的感觉，专业课过多、每门课程的学时过长、专业课程的知识内核过软是学生厌学档案专业的主要原因。当然，二十世纪80年代初的档案专业教育重视史学知识的学习 是值得肯定的，史学知识和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其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各个高校档案专业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课程体系改革。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外在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专业自身对学生厌学档案专业的反思。所以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并不十分明确。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电子文件管理的档案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则完全是由档案实践环境的变化而引发的，目标明确，而且改革的深度绝非以前的改革所能比拟，是档案学独立以后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档案学应属于应用学科，与知识积淀深厚的传统学科不同，它对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依赖性比传统的学科要强烈得多，档案专业首先要适应外部的环境生存下来，然后再图发展，以适应外部环境为原则进行改革也可以说是其必由之路，
李福君：是的。1998年教育部对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要求，指出档案高等教育要“培养具备系统的档案学基础知识与文化知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机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信息管理工作及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档案学高级专门人才”。根据这一要求，国内很多院校将档案专业的培养目标设定为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信息管理专门人才。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是将档案学科设立在或信息科学，或管理科学，或文献科学等类似的某一学科门类下：知识结构的构成呈现出向所属学科的单向辐射。其课程设置的主导思想是强化对相关知识的吸收，提倡“融合”为用方针。这种改革的思路是知识累加式。在这种体系下，一级学科的知识作为专业知识结构中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是档案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之上是几门专业核心课程。这种模式基本类似于一种塔状模式，其强调的是对同类、同种、同质知识的积累。可以看出，这种单向知识辐射的模式，烙印着一种知识学科化的深深印迹。
我认为，这种专业知识的建构理念到了该重新审视和反思的时候了。在目前知识爆炸的年代，专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知识的结构性变化也非常明显。我们姑且不论现在对档案学科定位的准确性和这种定位的生命力，即使是现有模式下，在专业知识的建构中，对同一类型的知识积累得多，也并不意味着基础的厚实。况且现在档案学教育正处于转换、变革和更替的时期，档案学科本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其人类记忆的功能、其历史文化财富的社会属性，日新月异的技术所导致的实践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变化等，都有可能对现在依据学科定位所形成的知识系统产生冲击。如果我们的教育仍然按照这样的系统一丝不苟地去累积知识，显得僵化和教条。作为档案教育工作者，在目前档案教育改革的大潮中，针对我国档案学科知识结构的设计，我们的认识确实应该再上升一个高度。
桑毓域：档案界对档案专业的知识结构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最初的紧紧依附历史学到初步走向独立，这一阶段教学计划基本上是史学课加档案专业课。第=个阶段强调档案专业与相近专业的关系，各个高校普遍在课程体系中增加秘书学、图书馆学、情报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课程，该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在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将档案学专业从历史学划归管理学的门类之下，第三个阶段是电子政务和电子文件在我国兴起以后，主要特征是充分认识到了电子文件管理在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档案专业教学改革以后，我们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档案专业的知识结构问题，但电子政务以及由此引发的电子文件管理横空出世，把我们的注意力毫不犹豫地引向对电子文件管理的探讨。电子文件管理既成为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档案专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以至于在每年国家的科研项目的申报中占到80％以上。档案学的应用学科性质、以及它对社会实践强烈的依赖性决定了必须如此，别无选择。
2 档案学专业知识结构的调整
李福君：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现代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建立而言，“学科”传统无疑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传统使得我们的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伴随着档案学的独立而形成，又在档案学科完善和细化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与学科轨迹相适应的专业知识条状结构的分化道路。而且，伴随着学科的发展，专业知识结构也始终处于不断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这种修正和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学科”的传统影响力，使学科划分成为档案知识系统中的主导逻辑，以至于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在认定档案专业知识结构中的一种必然性认识，而忽略了其中的负面因素，正所谓“法因于弊，而成于过”。应该看到，学科的产生，是为了回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和科学活动。但是，当曾经建构过某一学科的社会状况不复存在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该学科的知识必然要被重新建构，与学科划分息息相关的专业知识结构也必然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在西方学者提出：未来学科界限的意义，可能不是为了“分隔”学科，而是要作为学科“被跨越”的标志。我理解跨越学科这一思路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
第一，跨越学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传统的学科概念对于知识的控制，促进融合、促进合作、促进创新。
第二，跨越学科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新的人才观念。我感觉这种提法与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的“宽口径、厚基础”的思想是一种相似的人才培养原则。
学科界限的弱化是当代社会对知识建构的一种基本思路。目前我国学者在人文学科专业知识结构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倾向性意见，即消解学科之间的界限，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以横向的问题研究作为学科知识结构的基础，使普遍性论题成为文、史、哲、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共同使用的话语。这种变革被视为人文学科知识的内在要求。在人文学科专业结构的改革中，自觉把握这样的内在要求，对于充分实现文科教育的潜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档案教育对档案学科知识结构的设计，体现了一种相似的思路。如2002年审议通过的《美国档案高等教育计划》(《Guidelinefor a Graduated Program in Arc-hival Studies》)，将课程设置分为基础课程和辅助课程两大类。其中，基础课程包括专业知识、职能知识和相关知识等课程。其将档案的收集与鉴定、整理与著录、保管与保护、查考与利用、宣传与评估等知识设定为基础专业知识；将档案与档案工作史、档案与人类文化记录、档案人员职业道德 与价值观等知识设定为职能知识：将机构发展与文件管理制度、法律制度与金融体系、管理理论与实践、数字化文件及其他利用设定为档案专业相关知识。辅助课程方面，将文件与情报管理、信息科学、档案保护实践、用户调查设计与实施、历史方法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文与社会学以及相关学科知识作为基本内容。
分析这个计划方案，可以看出其专业知识设计的基本结构：第一部分即专业基础知识，以档案管理实践的核心知识为主，以知识内容的独特性体现档案专业结构的内在价值：第二部分即职能基础知识，将围绕着档案学科的人文科学作为专业基础知识的外围结构，以档案科学的人文特征体现其社会存在意义：第三部分即相关基础知识，将与档案学科有影响关系的知识范围进一步扩大，以知识的关系特征再次重申档案学社会功能的必然性。在辅助课程中，其知识结构的辐射范围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延伸，涉及的领域更多，在这个知识结构中，无论基础课程还是辅助课程，都看不出明显的学科划分痕迹，没有那种专门指向某一学科门类的针对性知识，而是在档案专业核心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知识结构范围。
目前我国在素质教育的大旗下，各院校的档案专业课程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或压缩了课时，或减少了课程门数，或兼而有之，如何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进行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的定位呢?我们倡导应首先确立一个基本思路：即不再以学科化的知识为界限，而是以关注和回应档案专业的社会现实为学科使命，从档案专业本身的内在规律、社会职能、人文特征等方面突出其知识构成，强调档案专业知识的社会化存在，而不是学科性存在。基于这一思路，在档案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应确立以档案学知识的传承、综合、补充、创新等能力作为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成效的基本标志。其核心思想是进一步阐发并坚持“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原则，弱化学科界线，鼓励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提倡培养基本能力、引导独立思考的学术训练方式。
具体的专业知识结构设计，首先从基础知识上，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界限，将目前存在于各学科f课程、中的核心基础知识贯通，形成档案学的核心专业知识。其次，围绕着核心专业知识，形成一个类似于环状模式(而非塔状模式)的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不是把某一上级学科为核心知识的指向目标，而是以档案的特性，档案的社会现实、社会功能等为指向目标，形成一个围绕着核心知识层层辐射的模式。形象地说，这个环状模型就类似于一个圆圈。在这个圈中，以档案学的核心基础知识为圆心，以档案学科知识的辐射范围为半径，形成一个围绕着圆心的一环一环的档案专业知识结构。离圆心越近，专业化程度越高，越凝练集中：离圆心越远，专业化程度越低，但知识范围和角度越大，
我认为这种专业知识结构模式的优越性有两点：第一，突出了档案专业知识的独立性。处于中心位置的档案专业核心知识，突出了档案学的专业性和社会独立性，确认档案学科在图书、情报、文献、历史、管理等学科中的意义、关系和价值系统，凸现档案学科的存在现实，避免由于信息化共性的发展而湮灭学科的社会价值，遭致边缘化。第二，保证了档案专业知识的容纳性和扩展性。在这个结构中 档案专业知识打破了原来的学科界限，实现了较高层次的融合和集中，因而这部分知识的容纳性更好。围绕着核心知识的那些知识构成，既突出了核心知识的重要性，又保障了核心知识的可扩展性。第三，符合“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原则。这种知识结构有利于扩大学术视野、扩大知识口径，为新的知识留下更大的空间，从而也为未来提供厚积薄发的可能。
桑毓域：这个问题涉及到科学学中关于科学结构的研究内容。就科学发展的总体结构而言确是如此，但是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考察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大约都要有两段发展历程，首先要基本完成本学科的“塔”型知识积累，第二个阶段才能走“环”状的知识融合的道路。档案学尽管基本完成了为自身学科独立的奋斗历程，但知识积累仍然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就目前而言，档案学的知识积累与其他的传统学科相比还非常薄弱，学科定位也仍然在探讨之中，这一点从各个学校的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如果没有走完“塔”型知识积累就跨越到“环”状的发展道路，对档案学的发展不一定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可能会面临丧失档案学独立性的危险。这种思路也应该延伸到档案专业与图书馆专业和文献学相关专业的关系上来，我们在肯定它们之间的共性的时候，必须保持档案专业的独立精神。如果强调共性过多，对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经过了两次大的调整，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捍卫档案专业生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我从1996年参加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教育分会以后，比较关注国际档案教育，也做过一些思考。应该说，《美国档案高等教育计划》对我国的档案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西方绝大多数国家的档案高等教育确定在研究生层次，培养硕士和博士。虽然同属于高等教育，但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是培养目标的差异，尤其是国外的档案研究生教育与我国的档案本科教育之间，培养目标的差异更大。
国外的档案教育规模比较小，主要是为档案馆和文件中心培养人才，而我国的档案本科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以我们学校为例，每年到各级各类档案馆就业的学生平均2人到3人，其他全在基层单位，在档案馆工作和在基层单位工作需要不同的知识结构支撑，所以学科定位、知识结构、培养目标应该是三位一体的。
作为高等教育的独立专业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职能与之对应，再具体一点，在社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你应该扮演什么具体角色。以前我们档案教育工作者认为似乎已经考虑清楚了，实际上根据档案专业学生第一次就业和毕业5年以后工作岗位的反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近年来很多高校都在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例如苏州大学将档案专业的职业定位偏重于信息管理人才，我们学校从2002年的教学计划调整中，为了增强学生的就业率，扩展档案专业的职业外延，培养目标为办公室文员，尽管都坚持档案专业的本色(主要表现为档案专业主干课)，但这些转变必然最终体现到课程体系的重新构建，从而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
3 与专业知识结构相适应的教学结构
李福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构成了教学结构，它们对知识结构的形成具有保障作用。
第一，我国档案专业课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