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眼下更是如此。以学习和讨论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为契机，最近在很多场合不同人群都发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这也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要方向。中国改革之路是从经济体制起步的，市场化改革充分调动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市场自由的扩大必然会对政治体制提出相应要求，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正在给市场经济造成诸多困难。
　　一、奥尔森命题VS李光耀命题
　　很多人认为民主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明确的线性关系，即民主要么有利于经济增长，要么有害于经济增长，两者只能存在其一。关于民主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突出的观点有两种：一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提出的民主机制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民主机制能够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保证政府行为被限制在一定范围，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即“奥尔森命题”；二是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提出的民主体制妨碍经济增长，如印度及一些拉美国家，而威权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新加坡、韩国等，即“李光耀命题”。
　　从实际经验来看，上述两个命题都没能得到充分的实证支持。对多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经验分析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增长方面比最差的专制国家强得多，但差于最成功的专制国家；而且专制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也因暴政和仁政而大相径庭。大多数的0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都是在有限政治权利制度中开始现代经济发展步伐的，并且很晚才建立起完善的代议民主制度。从它们的发展过程来看，民主与经济增长大体呈现出以下三种关系：在民主程度较低时，适度扩大政治权利会促进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民主适度发展，与经济增长水平形成一种均衡；在民主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政治权利的扩大会限制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人们更多关注于分配公平而忽视经济效率。可以看出，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二者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二、被证实的利普赛特假设
　　面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可以确定什么?繁荣促进民主，也就是所谓的“利普赛特假设”，这是目前可以被证实的。公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中产阶层的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会促进民主体制的发展。民主状况如同经济增长一样，收敛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民主程度。换句话说：一国的民主状况将趋近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民主程度；一国的民主现状如果落后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民主程度，该国将出现民主化的进步；反之，如果一国民主现状远高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民主程度，将会出现民主倒退。
　　我们相信，经济增长的每个阶段都会对应自身适合的民主程度，否则社会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而经济的发展进步趋势是不可限制的，这正是市场体制活性的体现，竞争机制推动市场经济实现新陈代谢，所以经济增长又在突破与民主的均衡，对民主程度提出新的要求。一旦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构成约束，那就需要民主进行积极改变。这对于中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将会提升民主化水平，走市场经济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并将给中国带来双重福利。
　　三、民主与中国经济增长
　　“跳出经济看经济”的改革思维，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路径进行探索的科学方法。中国经济增长成就了“东方奇迹”，以至于眼下许多人热衷于研究“中国模式”，将其视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典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积攒多年的矛盾和问题得以彻底暴露，中国这驾快速奔跑的马车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羁绊，尤其要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问题已不单单是依靠纯粹的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正由于微观机制的不成熟和宏观体制的不完善而大打折扣，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用正在变负，这也就是说改革手段的组合亟需调整，改革主位需要由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转变。
　　改革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利益集团等现象正在威胁社会稳定，也在掣肘经济发展。吴敬琏先生最近说，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加强、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中国市场经济出现倒退。民主程度的提高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动力，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改革发展的中心追求，发展正在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人民幸福水平的提高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如同前面所分析的，民主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速的放缓，但公平提升、幸福感提高带来的政治收益，会平衡掉经济增速下降带来的现实成本，何况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强劲，从长期看，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速都会在适度稳定水平上维持均衡，而从眼下看，推进民主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