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数据显示，自2014年11月下旬以来，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8个文件，放开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1项定价权限。经过这轮价改，目前我国农产品领域已没有政府定价项目，全部放开由市场形成价格。
　　价改攻坚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回顾历史可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节点，即在于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其中尤其是在改革全面步入快车道的1992年，当年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到648种（原管制价格737种），农产品收购价格50种（原管制价格60种），轻工产品除了食盐和部分药品等个别品种，价格全部放开。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就此一针见血地评价道：“价格闯关这一关绕不过，回避不了，早改早主动。”
　　得益于改革者的超凡智慧与勇气，目前我国在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领域已经实现市场化定价，价改剩下的攻坚任务，主要集中在最为敏感与核心的基本生产要素领域。处在新的发展节点，这轮攻坚同样“绕不过，回避不了，早改早主动”。
　　价格是市场机制中最为核心有效的变量。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备的前提就是把凡是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交给市场。
　　由政府不当干预而引起的价格扭曲既有损效率，又有损公平。其中，就前者而言，当代中国适应“新常态”的最有效路径之一，就是依据比较优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现在的问题则是，如果不能建立起反映核心要素稀缺程度，以及与成本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企业与产业扶持部门就很容易在集体错误预期支配下，陷入到产业同构、产能过剩、产品/技术不适用等背离比较优势的陷阱中去。
　　当然，相比于效率损失，价格扭曲对公平的损害相对更不易被深入认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一些不必要的价格管制或干预，其初衷本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譬如土地价格管制，此前长期占主导性的观点认为，由于从农地到建设用地的交易过程，要先后经过城、乡两个发育程度完全不同的市场来完成，而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处于总体不利的地位，因此，过度的市场化将会增加农民致贫的可能性，进而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类观点固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不过实践表明，恰恰是土地市场化的“低水平陷阱”，阻碍了农民足额分享土地增值产生的收益，并且还由此滋生出包括腐败高发等社会问题。
　　总之，無论从哪个维度来看，新一波价改攻坚虽然越往前深入越艰难，越往前深入就越发牵扯到经济体制中方方面面深层次矛盾，但是反过来看，也正因为其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招棋活满盘皆活等特点，一旦闯过去，就能再一次催生源源不断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