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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世界知识》发文，认为东亚政治安全格局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进入“冷战”新阶段还是维持目前政治安全平衡的选择。自冷战结束后在东亚形成的政治安全的平衡格局，近年来遭受到来自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强烈冲击，东亚政治安全格局出现“冷战化危险”。但我认为东亚并没有再现“中俄朝vs 美日韩”的“冷战新格局”。中美在各领域的冲突虽呈上升趋势，但两国均对双方关系非常重视，表示出缩小分歧、扩大合作的意愿。日、新、韩、菲、越等国虽利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谋取私利，侵犯甚至严重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但除日本立场特殊以外，仍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不会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即将揭晓的美国大选将给我们带来更多不确定的信息。可以预期，美国大选后，中国周边外交将遭遇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更大冲击，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2016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年份，对于未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底层设计和应对方案。
应对东亚出现的“冷战化危险”，中国应当淡定沉着，时间和优势都在中国一边。对于美国，须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恢复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平衡。
对于如何应对美国策动的代理国家的挑衅行为，目前人们意见分歧很大。如“萨德”驻韩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大布局，韩国是受到美国指使和压力，美为主，韩为次。但问题发生以来，中国打击的对象却有主要对韩的倾向。一种典型的意见是，只有把韩国打痛，才可以使别的国家不敢再对中国冒犯。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过于关注美国的态度和利益，过于重视美国对世界、对地区以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将对美外交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迁就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和逻辑，结果并未能使中美关系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准，反而得罪了一些中间国家，导致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它们对中国信任度下降。而在此轮围绕南海仲裁案的交锋中，中国强硬应对美国，最终迫使美国航母悄然离开南海，各国对仲裁结果的反映则出乎预料，菲律宾态度发生正向逆转，越南也非常克制，新加坡“使坏”则无济于事，导致美日演出了一幕拙劣的“双人秀”。
相反的例证是对待朝核问题。朝鲜实际上也是一个中间国家，既与中国有分歧（同盟关系模糊化、国际规则差别化、发展道路异样化、经济援助市场化、朝核问题对抗化），又与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方面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中国参与联合国对朝制裁，实际上是参与了美国对朝鲜的压制外交，却给自己带来了“萨德”驻韩的结果，并且朝鲜每次进行核爆，美国都将责任推向中国。朝鲜第五次核爆后，中美再次发生相互指责的口水仗。中国的对朝政策应该有所调整，本轮联合国讨论朝核问题，中国应将停止“萨德”驻韩问题与对朝制裁问题实现“挂钩”，坚定地实行将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举的唯一可行的正确方针。
我认为，在中国周边或者说整个世界，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这些中间国家有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也有亲近中国的国家；有发达国家、大国，也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也有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但几乎所有的亚太国家对于中美两国均持平衡的基本立场。目下中俄走得很近，但是如果美俄关系得以调整，俄罗斯也会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政策。日美目前结成密切的同盟关系，但有朝一日中日关系有所调整，日本也会选择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这就是中国周边和世界的新的政治安全结构。
对于中间国家来说，韩国模式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此种意义不仅表现于韩国在中美间平衡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同样表现于平衡发生动摇的时候。平衡模式由于两极矛盾以及各自国家自身的原因出现重大分歧和逆转的现象将会“常态化”，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经常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中美两极差距缩小以及中美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间差距拉大，韩国式平衡模式的意义会更大，不仅具有亚太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韩国式平衡模式发生动摇、对华态度出现逆转是暂时的。对于与中国发生矛盾和分歧的中间国家，中国应向其说清利害关系，不对其损害中国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为让步手软，但也注意将处理分歧与发展两国长远友好关系分开，实行“双轨思路”。争取妥善解决分歧，重返在中美间的平衡政策，应是中国的基本方针，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会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中国应理解、接受和适应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划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已经过时。中国应以包容的态度争取与更多的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对于日菲越韩等有争议的国家，应争取它们在中美间中立平衡，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应说服各国，以“合作共赢”与“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取代美国的霸权稳定论和冷战时期非此即彼的老思路。合作共赢是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积极推动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东亚国家政治安全建设的基本目标。中国已经成为决定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经过中国的努力，冷战灾难在东亚和世界重现的可能必定可以避免。
“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也是中国与周边中间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共建亚太美好未来的务实性行动纲领。面对可能存在的来自超级大国和地区代理人的挑衅和战争威胁，中国需要作出必要而有力的应对威慑和准备。争取“不战而胜”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高境界。
（作者为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即将揭晓的美国大选将给我们带来更多不确定的信息。可以预期，美国大选后，中国周边外交将遭遇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更大冲击，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2016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年份，对于未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底层设计和应对方案。
应对东亚出现的“冷战化危险”，中国应当淡定沉着，时间和优势都在中国一边。对于美国，须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恢复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平衡。
对于如何应对美国策动的代理国家的挑衅行为，目前人们意见分歧很大。如“萨德”驻韩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大布局，韩国是受到美国指使和压力，美为主，韩为次。但问题发生以来，中国打击的对象却有主要对韩的倾向。一种典型的意见是，只有把韩国打痛，才可以使别的国家不敢再对中国冒犯。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过于关注美国的态度和利益，过于重视美国对世界、对地区以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将对美外交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迁就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和逻辑，结果并未能使中美关系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准，反而得罪了一些中间国家，导致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它们对中国信任度下降。而在此轮围绕南海仲裁案的交锋中，中国强硬应对美国，最终迫使美国航母悄然离开南海，各国对仲裁结果的反映则出乎预料，菲律宾态度发生正向逆转，越南也非常克制，新加坡“使坏”则无济于事，导致美日演出了一幕拙劣的“双人秀”。
相反的例证是对待朝核问题。朝鲜实际上也是一个中间国家，既与中国有分歧（同盟关系模糊化、国际规则差别化、发展道路异样化、经济援助市场化、朝核问题对抗化），又与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方面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中国参与联合国对朝制裁，实际上是参与了美国对朝鲜的压制外交，却给自己带来了“萨德”驻韩的结果，并且朝鲜每次进行核爆，美国都将责任推向中国。朝鲜第五次核爆后，中美再次发生相互指责的口水仗。中国的对朝政策应该有所调整，本轮联合国讨论朝核问题，中国应将停止“萨德”驻韩问题与对朝制裁问题实现“挂钩”，坚定地实行将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举的唯一可行的正确方针。
我认为，在中国周边或者说整个世界，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这些中间国家有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也有亲近中国的国家；有发达国家、大国，也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也有与中国有分歧的国家。但几乎所有的亚太国家对于中美两国均持平衡的基本立场。目下中俄走得很近，但是如果美俄关系得以调整，俄罗斯也会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政策。日美目前结成密切的同盟关系，但有朝一日中日关系有所调整，日本也会选择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这就是中国周边和世界的新的政治安全结构。
对于中间国家来说，韩国模式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此种意义不仅表现于韩国在中美间平衡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同样表现于平衡发生动摇的时候。平衡模式由于两极矛盾以及各自国家自身的原因出现重大分歧和逆转的现象将会“常态化”，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经常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中美两极差距缩小以及中美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间差距拉大，韩国式平衡模式的意义会更大，不仅具有亚太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韩国式平衡模式发生动摇、对华态度出现逆转是暂时的。对于与中国发生矛盾和分歧的中间国家，中国应向其说清利害关系，不对其损害中国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为让步手软，但也注意将处理分歧与发展两国长远友好关系分开，实行“双轨思路”。争取妥善解决分歧，重返在中美间的平衡政策，应是中国的基本方针，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自己一边或更多地倾向自己，会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中国应理解、接受和适应中间国家在中美间实行平衡政策。冷战时期那种非此即彼、划线站队式对待中间国家的态度已经过时。中国应以包容的态度争取与更多的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对于日菲越韩等有争议的国家，应争取它们在中美间中立平衡，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应说服各国，以“合作共赢”与“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取代美国的霸权稳定论和冷战时期非此即彼的老思路。合作共赢是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积极推动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东亚国家政治安全建设的基本目标。中国已经成为决定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经过中国的努力，冷战灾难在东亚和世界重现的可能必定可以避免。
“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也是中国与周边中间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共建亚太美好未来的务实性行动纲领。面对可能存在的来自超级大国和地区代理人的挑衅和战争威胁，中国需要作出必要而有力的应对威慑和准备。争取“不战而胜”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高境界。
（作者为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