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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3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邀请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作为两岸和平的推动者，76岁的江丙坤先生做了很多工作。
另一版本的“台湾之子”
江丙坤是一个严谨的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无趣的人。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后，他在北京和国台办主任王毅见面，并对王毅说：“王主任，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地方上过班啊！”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论年龄，论职务，两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地方上班的可能性。江丙坤接着慢悠悠地说：“我们都在驻日大使馆工作过啊！”
新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就全面替代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王毅曾任驻日大使，而江丙坤更早前则在这里担任过翻译。
江丙坤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奶水不足，买奶粉的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丙坤就被父亲送走了。
好在二哥的积极争取，江丙坤才又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因为家里出了两位老师，江丙坤才有机会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读台中农校。为了上学，他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走40分钟到南投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后到台中，然后再走半小时到学校。
当时一般家庭都没有闹钟，大家完全看天作息。如果母亲起晚了，就要等到同伴经过家门口，大声吆喝：“阿坤仔上学喽。”这时候的江丙坤急忙爬起床去上学，不吃早饭，也来不及带便当，要整整在学校饿上一天。
后来，江丙坤通过专科考试，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家境窘迫的他直到开学前一天，才敢和父亲说自己考取了，需要父亲借钱供自己上学。
专科毕业后，江丙坤通过了公务员高等考试，开始了他漫长的“吃公家饭”的历史。
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江丙坤总喜欢说，穷苦人家的小孩子，如果不去读书，怎么能够出头呢？
事实上，即便是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公务员，在乡亲眼里已经是出人头地，江丙坤还是不放过每一次考试的机会，先后通过了高考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律师检定考试。
这时候，他的母校开办了本科的夜间部，要读3年才能拿满学分。江丙坤就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借调、进修等机会去台北听课，最终拿下了学位。
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者。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台湾坊间常用俚语“娶某前，生子后”来形容一个人运势之旺，江丙坤这一年新婚，而为了配合台湾土改，第一届奖学金也是唯一一届设有地政学科科目的。
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的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1967年，江丙坤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他出任“驻日使馆经参处助理商务专员”，1974年任“驻南非大使馆商务专员及经济参事”，一驻就是8年。
南非的8年，对江丙坤是一个极大的历练，他本来想去美国，但是没人照应，只好去了远在天边的南非。
从日本来到英语系国家，日语很好的他，第一关就要克服语言障碍。他不得不在42岁时重拾英语，猛背单词。
在他的任期内，台湾和南非的贸易额在8年内跃升了11倍。
江丙坤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首长的认可，50岁时，回台升任“国贸局副局长”。
这次提升，固然是和他勤勉的工作态度、优秀的工作成绩密不可分，但大的背景也不容忽视。
政治强人蒋经国很早就开始注重对台籍青年人的培育，不惜破格提拔年轻精英，这一政策被称作是“催台青”。
在此之前，蒋经国起用了孙运璇、李国鼎等一大批优秀技术官员，为台湾制定了长远的经贸发展方向。
江丙坤正是技术官僚精英传统的延续者。直到今天，尽管他历任要职，但只有2003年的“立法院副院长”一职是竞选来的，其他所有高级职务都是被任命的。
升任“经济部长”时，江丙坤却不喜反忧。他有过深深的不安，他不喜欢“立法院”里“立委”们不留情面的质询，宁肯去担任驻日代表。
虽然，江丙坤50岁才担任“国贸局副局长”，实属大器晚成，但随后平步青云，平均两年升官一次，60岁担任“经济部长”。此后他又担任了“经建会主委”、“政务委员”，还曾代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两度出席APEC会议领袖峰会，在2000年前登上了人生的顶峰，可以说，江丙坤全面见证了台湾经济的变迁。
江氏海基会前途几何？
2008年，江丙坤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再次吸引了外界的目光。尤其是他邀请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
这是海协、海基两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台湾进行磋商，陈云林也是台湾历史上到访级别最高的大陆官员。
历史把江丙坤这位老人再一次推向舞台的中央，在他的任期内，有幸成为签署两岸直航协议的董事长。
国民党2008年全面执政后，看似平坦的两岸协商依然暗流涌动，至少对于江丙坤而言，要面对的困难还非常多。
两岸的是是非非，在国民党再次上台后迎来了一线曙光。
两岸未来的走势如何，也许就像江丙坤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样——七分靠努力，三分靠机缘。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1.14
另一版本的“台湾之子”
江丙坤是一个严谨的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无趣的人。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后，他在北京和国台办主任王毅见面，并对王毅说：“王主任，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地方上过班啊！”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论年龄，论职务，两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地方上班的可能性。江丙坤接着慢悠悠地说：“我们都在驻日大使馆工作过啊！”
新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就全面替代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王毅曾任驻日大使，而江丙坤更早前则在这里担任过翻译。
江丙坤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奶水不足，买奶粉的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丙坤就被父亲送走了。
好在二哥的积极争取，江丙坤才又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因为家里出了两位老师，江丙坤才有机会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读台中农校。为了上学，他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走40分钟到南投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后到台中，然后再走半小时到学校。
当时一般家庭都没有闹钟，大家完全看天作息。如果母亲起晚了，就要等到同伴经过家门口，大声吆喝：“阿坤仔上学喽。”这时候的江丙坤急忙爬起床去上学，不吃早饭，也来不及带便当，要整整在学校饿上一天。
后来，江丙坤通过专科考试，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家境窘迫的他直到开学前一天，才敢和父亲说自己考取了，需要父亲借钱供自己上学。
专科毕业后，江丙坤通过了公务员高等考试，开始了他漫长的“吃公家饭”的历史。
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江丙坤总喜欢说，穷苦人家的小孩子，如果不去读书，怎么能够出头呢？
事实上，即便是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公务员，在乡亲眼里已经是出人头地，江丙坤还是不放过每一次考试的机会，先后通过了高考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律师检定考试。
这时候，他的母校开办了本科的夜间部，要读3年才能拿满学分。江丙坤就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借调、进修等机会去台北听课，最终拿下了学位。
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者。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台湾坊间常用俚语“娶某前，生子后”来形容一个人运势之旺，江丙坤这一年新婚，而为了配合台湾土改，第一届奖学金也是唯一一届设有地政学科科目的。
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的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1967年，江丙坤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他出任“驻日使馆经参处助理商务专员”，1974年任“驻南非大使馆商务专员及经济参事”，一驻就是8年。
南非的8年，对江丙坤是一个极大的历练，他本来想去美国，但是没人照应，只好去了远在天边的南非。
从日本来到英语系国家，日语很好的他，第一关就要克服语言障碍。他不得不在42岁时重拾英语，猛背单词。
在他的任期内，台湾和南非的贸易额在8年内跃升了11倍。
江丙坤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首长的认可，50岁时，回台升任“国贸局副局长”。
这次提升，固然是和他勤勉的工作态度、优秀的工作成绩密不可分，但大的背景也不容忽视。
政治强人蒋经国很早就开始注重对台籍青年人的培育，不惜破格提拔年轻精英，这一政策被称作是“催台青”。
在此之前，蒋经国起用了孙运璇、李国鼎等一大批优秀技术官员，为台湾制定了长远的经贸发展方向。
江丙坤正是技术官僚精英传统的延续者。直到今天，尽管他历任要职，但只有2003年的“立法院副院长”一职是竞选来的，其他所有高级职务都是被任命的。
升任“经济部长”时，江丙坤却不喜反忧。他有过深深的不安，他不喜欢“立法院”里“立委”们不留情面的质询，宁肯去担任驻日代表。
虽然，江丙坤50岁才担任“国贸局副局长”，实属大器晚成，但随后平步青云，平均两年升官一次，60岁担任“经济部长”。此后他又担任了“经建会主委”、“政务委员”，还曾代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两度出席APEC会议领袖峰会，在2000年前登上了人生的顶峰，可以说，江丙坤全面见证了台湾经济的变迁。
江氏海基会前途几何？
2008年，江丙坤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再次吸引了外界的目光。尤其是他邀请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
这是海协、海基两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台湾进行磋商，陈云林也是台湾历史上到访级别最高的大陆官员。
历史把江丙坤这位老人再一次推向舞台的中央，在他的任期内，有幸成为签署两岸直航协议的董事长。
国民党2008年全面执政后，看似平坦的两岸协商依然暗流涌动，至少对于江丙坤而言，要面对的困难还非常多。
两岸的是是非非，在国民党再次上台后迎来了一线曙光。
两岸未来的走势如何，也许就像江丙坤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样——七分靠努力，三分靠机缘。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