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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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卡尔·波兰尼和布罗代尔被公认为杰出的经济史家,他们开创的历史视野为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布洛克(Fred Block)、贝罗奇(Paul Bairoch)、阿尔利吉(Jiovanni Arrighi)等人所发展。这些学者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历史的、尤其是经济史的方式,从而很少有人将他们视为经济学家。时至今日,阅读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以下简称《大转型》)仍然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并在《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与现时意义之下去思考今天中国社会。
  关键词:大转型;社会;市场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241-02
  一、理论与现实背景:大转型指的是什么?
  波兰尼所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文明史上罕见的百年和平即将走到尽头的时期,19世纪的文明没有顺利地延续到20世纪,金本位制的崩溃、充分就业的瓦解、法西斯独裁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与斯大林五年计划以及自由放任主义的损害和凯恩斯预算干涉主义的胜利,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于战争灾祸的制度性关注,也激发着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和自律性市场的反思。不过如何解释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以20世纪英国工业化争论为例,其焦点不在于工人是否受到剥削,而在于社会是否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只是工人受到了剥削而没有付出太大的社会代价,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就可以把这种剥削看做“必要的恶”;如果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代价甚至灾难,就不能只关注经济的发展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放弃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个人之间的行动最终会达致市场、进而整个社会的平衡与和谐。“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社会没有彻底地贯彻“自由市场”的原则,纵观19 世纪以来的经济史,从制定关税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到罢工破坏了劳动力的价格机制,“自我调节市场”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受到社会保护运动的抵制并动摇其存在的根基。因此,“如果不是那些反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保护政策,自由主义会不负所望;并不是竞争性制度与自我调节市场要对我们今天的病症负责,该负责的是对这个制度和市场的干涉”;而化解人类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坚定地迈向自我调节市场。任何对市场的干涉行为都会导致自律性市场的崩溃与瓦解,这是社会的巨大灾难。然而波兰尼正是立基于对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社会、自律性市场以及放任自由政策的批判而进行的。他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最大的问题不是剥削,正是由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社会。市场经济自古就有,但是一直没有发展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社会中,原来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了商品,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导致资本主义的文明无法持续。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用史实批判了市场神话和市场乌托邦,他所做的就是澄清社会意识和文化中古典经济学造成的经济人假象,恢复人的本性,论证人们在本质上并不逐利,而是互相需要;国家和市场恰恰摧毁了人们原有的满足相互需要的制度,经济变得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社会中的所有行为和活动都服从于经济的价值与市场的操纵,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间关系错位。这是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为了证明这次转型,波兰尼使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观点。“在人类动机中,没有特殊的经济动机,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动机不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是维护社会地位、权利和社会资产。”虽然早在石器时代晚期市场(marketplace)就已普遍出现,但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农业帝国,人类都是在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eholding)这三种非经济的动机中的一种或若干种的混和推动下来组织经济生活的。经济生活仅仅是社群生活的一个分支,它被包围在社群生活的网络和框架之中。为典礼而进行的交换依据的是互惠原则,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波兰尼还特别指出,即使是外贸市场和地方贸易市场,也是一种互补性的交换,因此,必须将贸易(商业、交换)与市场(自我调节的价格机制)区分开来。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以“大转变”这一标题来概括19世纪的历史变化,似乎暗示了这一时期的变化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从纷杂的社会网络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有学者认为波兰尼的这一结论是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即不应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看做是普遍的经济规律,而是从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形态的规律。
  二、制度层次的回应:双重运动
  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与自由主义者论争中,“双重运动”这个概念无疑为一个核心武器,也正是用于解释波兰尼之前所强调的为什么“真正的市场是国家干预创造的”。波兰尼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经济活动在社会关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市场将劳动力、土地、自然等一切都商品化了,金钱成为万能,从而使劳动者和自然环境失去了社会的保护。放任市场经济必然引发反向运动,社会的力量阻止自由市场对人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于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里,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同时存在: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运动,市场扩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场中商品的数量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比例增长;另一种是反向的社会(劳工)自我保护运动,以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侵害。前一种运动的主角是资产阶级,后一种运动的主角是劳工阶级。尽管波兰尼不断强调,当一个社会无法忍受自发调节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时(如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必然会发生。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反向运动并非一直能保持钟摆式的平衡,反而可能导致一种无法避免的“僵局”。波兰尼在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分析中就承认,当两种运动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张力就会不断增强,直到法西斯主义获得了攫取权力的能量,并与自由放任与民主公正同时决裂。而且波兰尼认为问题可能正在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反抗,因为双重运动所造成的是两个很难兼容的结构和制度,这对此消彼长无法修复的矛盾也许正是导致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与波兰尼一样,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对社会进行保护的重要性,他们争论的只是政策偏左还是偏右,或者采取一种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二战以来,不仅在东西方之间,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都在持续进行,汪晖认为其中关键性的论题涉及理论和政策等不同层面: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如何处理计划、调节等经济手段与自由放任的关系,如何处理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等等。这些尖锐的论战承续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相关概念,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毋宁说是政治性的:应该选择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自由市场的运动,还是以自由市场瓦解国家干预,获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应该利用国家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是听任市场进行自我调节?不过我认为正如布迪厄所言,“保护的政治”不仅是政策上的诉求,而且要在意识形态上摈弃市场的神话并让启蒙的传统占据社会文化的核心,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做的并不彻底。
  因为斯蒂格尔茨为《大转型》所写的序言,波兰尼的这本著作常为看做是“反市场”的“左派”经典。不过我认为波兰尼并非并没有在概念的层次对这些争论进行回应,也没有在政策的层面调和“左”右的意见,他指出“社会保护”只是延缓了危机的发生,只有使市场附属于社会关系之中才能真正超越“双重运动”的宿命。波兰尼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去取消市场,更不能取消社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核心是让市场重新嵌入于社会,而后者必须是一个既与经济和国家相分离,又与它们相联系的存在。
  可是,这种道德上的诉求如何在制度层面得以实现呢?
  三、结语
  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可以类比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这就是《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那么,我们能从波兰尼和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变化、对于理解当代社会运动的方向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对于今天中国在转型时期所凸显的种种矛盾,例如过高的房价、稀缺的医疗资源和紧张的医患关系等等恰好契合了波兰尼所说的市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否则后果是很可怕的。这些矛盾关系绝对不是纯粹的市场手段调节的“供需”关系。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兼顾了“市场性”和“公益性”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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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王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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