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两大洲的水道，往往有一种交际花式的魅力。马六甲、红海、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白令……个个都是出故事的地方。当然，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两端的地盘，被一座现名“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所占有。鉴于海峡的形状及位置的特殊，伊斯坦布尔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在“扼守”它了。
　　中国人好说“兵家必争之地”，而值得兵家争的地方，其他林林总总的人士也不会放过。抵达这里的途径也必定有多种，你可以乘船，也可以坐火车，一边看窗景一边想象自己就坐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那列死亡之车里，慢慢就喘不过气来了。当年，来到此处的阿加莎住进了古老的佩拉宫酒店，房号是411。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走红后，就有传言说她当年曾有秘密落在了这个房间里——这不奇怪，一个善于制造神秘的人，也会被神秘所制造。
　　佩拉宫的名字是和各路名流联系在一起的。1918年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所占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佩拉宫遇到一帮洋洋得意的英国人。海明威在这里写了关于伊斯坦布尔难民危机的报道。在协约国占领的头几个月，出生在伊斯坦布尔、如今刚回故乡不久的齐亚贝伊，留下了关于这一酒店的文字回忆。查尔斯·金的《佩拉宫的午夜》，时不时要回到这位贝伊（意思是“大人”）的记述上：
　　“寡廉鲜耻的黎凡特投机商在此设宴款待外国军官和商界人士，他们搂着堕落的俄国公主或者希腊、亚美尼亚小姐一起喝酒跳舞，毫不夸张地讲，这些姑娘的德行比她们的衣衫还要单薄。”
　　1871年出生的美国人托马斯·惠特莫尔是另一个在此地留下过深深足迹的知名人士。俄国革命之后，他作为红十字会的一员，在伊斯坦布尔组织救援俄国难民。他还与凯末尔密切联系，保护伊斯坦布尔的古建筑，并在自己60岁的时候成立了拜占庭研究所。在查尔斯·金看来，托马斯·惠特莫尔是那个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派头十足却又憧憬避世隐居，非常注重隐私却又希望万众瞩目”。
　　如果有人写“十里洋场”时期的上海国际饭店，怕也是如此一番景象。本为是非之地，又赶上多事之秋，佩拉宫成为了伊斯坦布尔的缩影。
　　1919年，希腊人布多萨基斯买下了佩拉宫。4年后，酒店被掌控住局面的凯末尔党人没收了。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大势中保住了土耳其的领土和尊严，到1927年，最早支持凯末尔的人之一、贝鲁特的穆斯林米斯巴赫·穆海耶斯拿下了酒店，他本人则被授予了土耳其国籍。乱久必治，而“治”的基本要件之一，就是明确所有权。
　　不过，就算飞地伊斯坦布尔最终姓了“土”，它事实上也始终披挂着一副“法外之地”的模樣。因为这里有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犹太教堂，有各种风格的酒吧、俱乐部和歌舞厅，有各国派设的领事馆，还有三教九流日日云集的佩拉宫……数量多到挤压了原住民气息的地步。加上一道月牙一样的水湾切割了城市，想要让人一到此就感受到“土耳其的味道”，只能靠国旗和到处悬挂的凯末尔肖像。
　　一个民族国家有这么一座城市，是它的幸运，只是这种幸运一定要来自一些不幸的过往。如同上海之于中国，西贡之于越南，伊斯坦布尔的“异域风情”并不是什么人刻意追求和人为制造的。这不同水域和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地，成为了由近代跨入现代的门槛，迅速繁荣起来的商业孕育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气息。这种气息不仅抵抗着国有化的力量，甚至抵抗着时间的冷漠：人们不可能轻易忘却它过去的样子，即便是那些只想及时行乐的“当下分子”。
　　书中最好看的故事，往往来自冒险家的传说。他们或曾是卑微无比的奴隶，或曾是满腹怨恨的没落贵族，即便发迹，也脱不了流亡者的气息。伊斯坦布尔欢迎每个人的到来，因为它把每个人都看作早晚要离去的过客，哪怕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也不过就是护照跟外人不一样而已。这就是一座城市所能达到的境界。
　　︻佩拉宫的午夜︼
　　作者：【美】查尔斯·金
　　译者：宋非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定价：7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