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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场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本轮增长放缓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它是一个短周期的现象，还是增长长期趋势下降的开始？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微调的基础上，将如何在保增长和防止通胀反弹之间取得平衡？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试图从中总结一些规律和特征，以帮助我们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
改革驱动中国经济的长周期
对中国经济长周期的理解，有三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近期变化是否导致潜在增长率在放缓以及放缓的程度有多大？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需要关注那些新的因素？
生产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结构上看，根据增长会计法，从供给面可以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通过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我们可以窥测增长的驱动力。通过分解并对比世界各国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结果显示，TFP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占比显著超过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在同期TFP只贡献了约1/3，其他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约1/5。这说明过去20年，TFP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很大。
从技术上讲，这样估算的TFP增长是个残差，也就是GDP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变化不能解释的所有部分，而GDP的年增长率受需求变化的影响大。也就是说，TFP的年增长率部分反映短期总需求变动，而不完全是生产效率的变化。为了消除需求波动的影响，经济分析中往往采取滤波方法取得TFP增长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和资本变化估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利用HP滤波对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而且都与TFP的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21世纪初，加入WTO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需要强调是，加入WTO从两个方面提高了TFP。第一，随着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的相应增加，中国企业全面参与了全球竞争，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出口的扩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中处于生产年龄阶段的人数逐渐超过净消费人口，加上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面临内部需求相对于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双重挑战，加入WTO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中国经济供给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潜在增长率放缓
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尤其是2008年以来潜在增长率下降比较明显，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
一是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度在入世后明显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的水平，显著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继续上升空间已经有限。而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疲弱，贸易开放度已回落到50%左右，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效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二是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目前这部分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亿人下降到目前的0.3亿人，说明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所剩不多。过去20年劳动力在部门间、城乡间转移是全TFP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对房地产的过大的投资性需求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随着房价的上升而逐渐累积。
体制改革可以防止增长率大幅下降
投资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未来十年投资增速不会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
一是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的差距，例如2008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17%、美国的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都要低，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强。
二是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净消费者的比例目前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处于上升的阶段，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不会大幅下降，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费尔德斯坦-堀冈之谜提出，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就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TFP提升。从劳动力供给的情况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将使劳动力增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2.7%，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均为1.3%，但未来十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预计到2016年左右，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将逐步下降到0。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有些外延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超过简单的模型所能估算的。但总体来讲，对未来经济增长有更大影响的，可能还是劳动力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放慢。
随着青壮年人口比重的下降，未来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还将下滑，而且转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有最低的需求。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空间当然不仅仅和劳动力总量以及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有关，城乡户籍管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城镇的住居成本等都会受到影响。非劳动力供给本身的因素要看未来相关政策的演变。
量化劳动力转移放缓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既存在数据上的困难，也存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历史得到一定的启发。
中国过去30年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和两个政策宽松期：第一个政策偏紧期是改革开放最的1978～1981年，那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农村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期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大量在部门间与城乡间转移。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1994～1998年，期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期间地方限制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两个政策偏松期的全TFP平均增速为3.4%，比两个政策偏紧期的TFP增速大约高0.4%。如果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两者差别大约为0.3%。
改革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数等在统计上都显著影响TFP的增长。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研发投入与存量低。2007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日美等国家，由于过去每年的投入比较低，中国研发资本的存量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二是人口教育程度仍然较低。2010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2年，显著低于美日韩国等国家。三是政府和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效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的政府效能指数，在-2.5至2.5评分尺度中，2010年中国得分仅为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的水平。
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长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
我们按照未来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的预测，同时参照过去十年资本存量增长的趋势，加上对TFP两种情形的假设，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可能区间做出研判。TFP的预测分为基准和改革两种情形，主要差别在于对影响TFP的主要因素的未来发展之假设不同：
基准情形下，影响TFP的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因素，按照历史速度（2001～2007年）增长。“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8.0%左右，“十三五”为6.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5.5%。
改革的情形下，这些因素在未来十年加速追赶美国。而且，改革情形下，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9.0%左右，“十三五”为8.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
这种对未来的情景假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模拟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这里面有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也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第二，通过体制和结构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间还比较大，虽然不能避免增长率放缓，但可以防止大幅下降。如果说过去十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内部的一些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名义值已经达到4300美元，估计2011年将超过5000美元。根据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历史经验，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与13000美元之间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们的基准情形下降3.4个百分点，改革情形下降2个百分点。说明我们的模拟基本符合国际经验。
外部冲击和宏观调控主导短周期
短周期波动的市场经济特征增加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短周期波动呈现几个鲜明的特征，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短周期的驱动因素对判断未来走势有帮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短期波动幅度和过去比较显著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仍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波动周期较短，主要受政府经济计划影响，呈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后者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大为降低，经济波动的频率也有所降低。计划主导和市场体制下经济周期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加大。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中资源配置仍然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国有企业并不面对市场，因此造成政策一放松，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热情就高涨，但资源价格缺乏弹性使得企业的扩张活动缺乏约束，直到宏观经济扩张受到资源瓶颈的制约难以为继，政府的指导性计划被迫转向，于是国有企业生产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呈现大起大落。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主要产品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价格体系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在面对供给或需求变化时，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吸收了部分冲击，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波动。 二是增长的制约因素从供给向需求转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从短缺型经济过渡到供给充分型经济，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给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对经济的周期波动起到抑制作用。
出口和投资成为短周期波动的主导因素。当经济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经济的短周期波动主要体现为总需求的变动。而从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和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则相对稳定。1995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速的拉动平均为4.6个百分点，高点和低点分别为6.0和3.4，其对增长波动的影响远远小于出口和投资。
一是外需冲击造成经济增长探底。1995年以来，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为0.9个百分点，在GDP平均增长率9.9%中占比并不高，但是波动很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
二是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波动大。1995年以来，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4.5个百分点。相对于出口主要受外部冲击影响，投资波动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企业进行，其波动既有自身内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基础设施投资则主要由政府进行，受财政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宏观政策既有逆周期的特征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着力点是总需求管理，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对投资的影响。1995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轨迹显示，投资波动既反映政策对于外部冲击的逆周期反应，同时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
一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基建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其增速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1995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显示，财政政策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每届政府任期内，或每个五年计划期内，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一般发生在每届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计划的中期。
二是货币政策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1995年以来三次大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起因于经济在外生冲击下有大幅下行的风险。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显著放松，支持内部需求，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上。相反，在总需求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货币政策则紧缩，主要传导渠道也是通过投资的放缓来抑制总需求过快增长。
三是宏观政策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滞后。历史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存在显著的滞后作用：一般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2个季度，而经济增长领先通货膨胀3～4个季度。政策的滞后影响若和新的外生冲击在同一方向叠加时（比如政策紧缩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经济的波动幅度就会超过政策调控的意图，反之亦然。
短期内总需求增长动能放缓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近期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对短周期增长的总体看法是，外需疲弱和房地产投资放缓是抑制总需求增长的内在动能，最终也会影响制造业投资。
从周期性因素来看。首先，外需增长乏力预示出口对GDP增长贡献下降。从短周期的角度看，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外需的增长，而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前景不乐观。OECD经济景气领先指标（CLI）与我国出口增速存在高度相关性，该指标近期连续走低，显示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面临失速的风险。其次，去杠杆化减弱投资增长的内在动能。我国投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2011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22%，25%，34%和19%。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其增速主要取决于政策；其余三部分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在既有的宏观政策条件下，更多受到市场环境和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从投资的内在动能看，2012年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结构性因素是产能的短缺或过剩。产能的利用率本身是个周期性现象，需求强时产能利用率高，增长弱时产能利用率低，所以只有超出经济周期上下波动的产能短缺才会导致企业新的投资周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较大的电气机械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目前都处于相对低位。重点行业的产能过剩或没有明显短缺，并不支持新一轮大规模投资的开始。另一个可能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因素是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但是这个因素已经存在了几年，恐怕难以抵销出口和房地产放缓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的相关度并不显著。
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需求增长的动能较弱，但宏观政策已经开始微调，如果外部冲击扩大，政策调整的力度还会加强，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通胀下行为宏观调控支持增长提供了空间。从历史数据显示的政治周期来看，2012年基建投资大规模扩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宏观政策逆周期的态势不会改变，过去几个月的一个正面发展是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确立，为支持增长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间。
从货币政策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21.5%的历史高位，对国有大银行的信贷控制也处于偏紧的状态。因此，货币政策仍存在放松的空间。过去一年宏观审慎管理在抑制信贷扩张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宏观审慎管理本身也是逆周期的，其和宏观调控发生大的冲突的可能性低。
从财政政策来看，结构性减税将是新看点。由于过去几年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结合“十二五”促进民生、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政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存在较大空间。近期的一系列税收改革试点虽然短期内对于整体税负影响不大，但是预示了减税的政策方向。预期未来会有进一步的税收改革举措，给企业和私人部门带来实质性的税负降低。
政策调控有空间，但大规模扩张刺激的可能性不大。前几年的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货币和信贷存量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大幅扩张构成影响未来物价和资产泡沫的隐患因素。另外，房地产调控处在关键时期，放松的可能性小。虽然现在对一些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对房地产的调控将是长期性的。一方面高储蓄容易导致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另一方面，城乡的二元结构意味着房价的上升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有独特的社会公平的影响。长远看，存在市场化调控手段尤其是税收政策取代限购、限价政策的空间。短期看，对货币和信贷的放松意味着行政性措施放松的可能性更小，否则货币条件的放松很容易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引发房地产泡沫化的反弹。
2012年处于短周期的什么位置
上述分析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外需疲弱和投资去杠杆化，将导致2012年出口和投资等经济增长引擎动能减弱，经济增速将较2011年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将限制增长下降的幅度，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在我们的基本假设情形下，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降到8.4%，环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但同比增速的低点将于年中前后出现。2013年增长维持小幅上行的态势，全年达到9%。这可能比当时的潜在增长率稍高，但需求过热的程度不会很大。
首先，按照过去的规律，预计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在2013年有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对投资的拉动影响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体现。
其次，房地产的去泡沫化会持续一段时间，形成对相关投资的负面压力，持续多长时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的紧缩不大可能重叠。如果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政策对总需求的支持存有空间。
最后，从外部需求看，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总体判断是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构成的下行风险2012年比2013年大。近期的发展显示，市场给与欧洲主要政府化解欧债危机的时间不会很长。美国2013年面临财政紧缩的压力，但紧缩的程度还要取决于当时的增长情况。新兴市场方面，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经历最近一轮的通胀压力后，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不会很快消失。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改革驱动中国经济的长周期
对中国经济长周期的理解，有三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近期变化是否导致潜在增长率在放缓以及放缓的程度有多大？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需要关注那些新的因素？
生产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结构上看，根据增长会计法，从供给面可以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通过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我们可以窥测增长的驱动力。通过分解并对比世界各国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结果显示，TFP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占比显著超过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在同期TFP只贡献了约1/3，其他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约1/5。这说明过去20年，TFP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很大。
从技术上讲，这样估算的TFP增长是个残差，也就是GDP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变化不能解释的所有部分，而GDP的年增长率受需求变化的影响大。也就是说，TFP的年增长率部分反映短期总需求变动，而不完全是生产效率的变化。为了消除需求波动的影响，经济分析中往往采取滤波方法取得TFP增长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和资本变化估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利用HP滤波对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而且都与TFP的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21世纪初，加入WTO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需要强调是，加入WTO从两个方面提高了TFP。第一，随着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的相应增加，中国企业全面参与了全球竞争，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出口的扩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中处于生产年龄阶段的人数逐渐超过净消费人口，加上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面临内部需求相对于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双重挑战，加入WTO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中国经济供给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潜在增长率放缓
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尤其是2008年以来潜在增长率下降比较明显，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
一是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度在入世后明显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的水平，显著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继续上升空间已经有限。而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疲弱，贸易开放度已回落到50%左右，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效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二是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目前这部分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亿人下降到目前的0.3亿人，说明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所剩不多。过去20年劳动力在部门间、城乡间转移是全TFP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对房地产的过大的投资性需求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随着房价的上升而逐渐累积。
体制改革可以防止增长率大幅下降
投资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未来十年投资增速不会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
一是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的差距，例如2008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17%、美国的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都要低，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强。
二是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净消费者的比例目前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处于上升的阶段，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不会大幅下降，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费尔德斯坦-堀冈之谜提出，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就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TFP提升。从劳动力供给的情况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将使劳动力增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2.7%，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均为1.3%，但未来十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预计到2016年左右，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将逐步下降到0。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有些外延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超过简单的模型所能估算的。但总体来讲，对未来经济增长有更大影响的，可能还是劳动力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放慢。
随着青壮年人口比重的下降，未来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还将下滑，而且转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有最低的需求。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空间当然不仅仅和劳动力总量以及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有关，城乡户籍管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城镇的住居成本等都会受到影响。非劳动力供给本身的因素要看未来相关政策的演变。
量化劳动力转移放缓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既存在数据上的困难，也存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历史得到一定的启发。
中国过去30年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和两个政策宽松期：第一个政策偏紧期是改革开放最的1978～1981年，那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农村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期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大量在部门间与城乡间转移。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1994～1998年，期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期间地方限制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两个政策偏松期的全TFP平均增速为3.4%，比两个政策偏紧期的TFP增速大约高0.4%。如果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两者差别大约为0.3%。
改革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数等在统计上都显著影响TFP的增长。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研发投入与存量低。2007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日美等国家，由于过去每年的投入比较低，中国研发资本的存量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二是人口教育程度仍然较低。2010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2年，显著低于美日韩国等国家。三是政府和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效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的政府效能指数，在-2.5至2.5评分尺度中，2010年中国得分仅为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的水平。
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长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
我们按照未来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的预测，同时参照过去十年资本存量增长的趋势，加上对TFP两种情形的假设，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可能区间做出研判。TFP的预测分为基准和改革两种情形，主要差别在于对影响TFP的主要因素的未来发展之假设不同：
基准情形下，影响TFP的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因素，按照历史速度（2001～2007年）增长。“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8.0%左右，“十三五”为6.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5.5%。
改革的情形下，这些因素在未来十年加速追赶美国。而且，改革情形下，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9.0%左右，“十三五”为8.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
这种对未来的情景假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模拟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这里面有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也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第二，通过体制和结构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间还比较大，虽然不能避免增长率放缓，但可以防止大幅下降。如果说过去十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内部的一些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名义值已经达到4300美元，估计2011年将超过5000美元。根据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历史经验，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与13000美元之间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们的基准情形下降3.4个百分点，改革情形下降2个百分点。说明我们的模拟基本符合国际经验。
外部冲击和宏观调控主导短周期
短周期波动的市场经济特征增加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短周期波动呈现几个鲜明的特征，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短周期的驱动因素对判断未来走势有帮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短期波动幅度和过去比较显著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仍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波动周期较短，主要受政府经济计划影响，呈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后者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大为降低，经济波动的频率也有所降低。计划主导和市场体制下经济周期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加大。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中资源配置仍然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国有企业并不面对市场，因此造成政策一放松，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热情就高涨，但资源价格缺乏弹性使得企业的扩张活动缺乏约束，直到宏观经济扩张受到资源瓶颈的制约难以为继，政府的指导性计划被迫转向，于是国有企业生产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呈现大起大落。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主要产品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价格体系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在面对供给或需求变化时，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吸收了部分冲击，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波动。 二是增长的制约因素从供给向需求转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从短缺型经济过渡到供给充分型经济，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给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对经济的周期波动起到抑制作用。
出口和投资成为短周期波动的主导因素。当经济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经济的短周期波动主要体现为总需求的变动。而从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和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则相对稳定。1995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速的拉动平均为4.6个百分点，高点和低点分别为6.0和3.4，其对增长波动的影响远远小于出口和投资。
一是外需冲击造成经济增长探底。1995年以来，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为0.9个百分点，在GDP平均增长率9.9%中占比并不高，但是波动很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
二是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波动大。1995年以来，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4.5个百分点。相对于出口主要受外部冲击影响，投资波动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企业进行，其波动既有自身内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基础设施投资则主要由政府进行，受财政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宏观政策既有逆周期的特征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着力点是总需求管理，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对投资的影响。1995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轨迹显示，投资波动既反映政策对于外部冲击的逆周期反应，同时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
一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基建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其增速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1995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显示，财政政策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每届政府任期内，或每个五年计划期内，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一般发生在每届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计划的中期。
二是货币政策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1995年以来三次大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起因于经济在外生冲击下有大幅下行的风险。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显著放松，支持内部需求，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上。相反，在总需求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货币政策则紧缩，主要传导渠道也是通过投资的放缓来抑制总需求过快增长。
三是宏观政策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滞后。历史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存在显著的滞后作用：一般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2个季度，而经济增长领先通货膨胀3～4个季度。政策的滞后影响若和新的外生冲击在同一方向叠加时（比如政策紧缩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经济的波动幅度就会超过政策调控的意图，反之亦然。
短期内总需求增长动能放缓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近期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对短周期增长的总体看法是，外需疲弱和房地产投资放缓是抑制总需求增长的内在动能，最终也会影响制造业投资。
从周期性因素来看。首先，外需增长乏力预示出口对GDP增长贡献下降。从短周期的角度看，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外需的增长，而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前景不乐观。OECD经济景气领先指标（CLI）与我国出口增速存在高度相关性，该指标近期连续走低，显示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面临失速的风险。其次，去杠杆化减弱投资增长的内在动能。我国投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2011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22%，25%，34%和19%。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其增速主要取决于政策；其余三部分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在既有的宏观政策条件下，更多受到市场环境和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从投资的内在动能看，2012年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结构性因素是产能的短缺或过剩。产能的利用率本身是个周期性现象，需求强时产能利用率高，增长弱时产能利用率低，所以只有超出经济周期上下波动的产能短缺才会导致企业新的投资周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较大的电气机械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目前都处于相对低位。重点行业的产能过剩或没有明显短缺，并不支持新一轮大规模投资的开始。另一个可能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因素是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但是这个因素已经存在了几年，恐怕难以抵销出口和房地产放缓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的相关度并不显著。
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需求增长的动能较弱，但宏观政策已经开始微调，如果外部冲击扩大，政策调整的力度还会加强，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通胀下行为宏观调控支持增长提供了空间。从历史数据显示的政治周期来看，2012年基建投资大规模扩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宏观政策逆周期的态势不会改变，过去几个月的一个正面发展是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确立，为支持增长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间。
从货币政策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21.5%的历史高位，对国有大银行的信贷控制也处于偏紧的状态。因此，货币政策仍存在放松的空间。过去一年宏观审慎管理在抑制信贷扩张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宏观审慎管理本身也是逆周期的，其和宏观调控发生大的冲突的可能性低。
从财政政策来看，结构性减税将是新看点。由于过去几年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结合“十二五”促进民生、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政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存在较大空间。近期的一系列税收改革试点虽然短期内对于整体税负影响不大，但是预示了减税的政策方向。预期未来会有进一步的税收改革举措，给企业和私人部门带来实质性的税负降低。
政策调控有空间，但大规模扩张刺激的可能性不大。前几年的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货币和信贷存量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大幅扩张构成影响未来物价和资产泡沫的隐患因素。另外，房地产调控处在关键时期，放松的可能性小。虽然现在对一些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对房地产的调控将是长期性的。一方面高储蓄容易导致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另一方面，城乡的二元结构意味着房价的上升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有独特的社会公平的影响。长远看，存在市场化调控手段尤其是税收政策取代限购、限价政策的空间。短期看，对货币和信贷的放松意味着行政性措施放松的可能性更小，否则货币条件的放松很容易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引发房地产泡沫化的反弹。
2012年处于短周期的什么位置
上述分析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外需疲弱和投资去杠杆化，将导致2012年出口和投资等经济增长引擎动能减弱，经济增速将较2011年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将限制增长下降的幅度，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在我们的基本假设情形下，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降到8.4%，环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但同比增速的低点将于年中前后出现。2013年增长维持小幅上行的态势，全年达到9%。这可能比当时的潜在增长率稍高，但需求过热的程度不会很大。
首先，按照过去的规律，预计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在2013年有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对投资的拉动影响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体现。
其次，房地产的去泡沫化会持续一段时间，形成对相关投资的负面压力，持续多长时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的紧缩不大可能重叠。如果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政策对总需求的支持存有空间。
最后，从外部需求看，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总体判断是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构成的下行风险2012年比2013年大。近期的发展显示，市场给与欧洲主要政府化解欧债危机的时间不会很长。美国2013年面临财政紧缩的压力，但紧缩的程度还要取决于当时的增长情况。新兴市场方面，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经历最近一轮的通胀压力后，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不会很快消失。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金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