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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的底楼的餐厅里,15个人围着一张长方形大餐桌在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13位是中共“一大”代表,另两位则是来自远方的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一
1883年5月13日,马林降生在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学毕业后,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探讨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
1913年2月,30岁的马林远渡重洋,前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马林在最为繁华的爪哇岛的三宝垄担任商会的秘书。不久,他便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在东印度,荷兰人大都是殖民地统治者,而马林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后来,他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亲自撰文,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喜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一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荷属东印度总督将马林视为眼中钉。马林不但遭到通缉和审讯,还被总督下令于1918年12月5日驱逐出境。
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5月23日改称为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
在莫斯科,马林见到了列宁。马林有着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受到列宁的格外赏识。列宁一次又一次地会见马林,跟他讨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跃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列。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亲自担任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
二
1921年,马林肩负共产国际赋予他的使命,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因为马林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奔走于许多国家,列宁认为他是非常合适的人物。
1921年暮春初夏,马林在维尔纳申请前来中国时,被奥地利警察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驱逐出境。
马林于4月21日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轮船,朝上海进发。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就分别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1921年5月30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其国内的用名,也是其真实姓名)和巴尔斯(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马林下榻于上海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
不久,马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后来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化名——“倪公卿”。
三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在致辞的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说,列宁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斯诺谈话时,说马林在中共“一大”的讲话给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一大出席者包惠僧认为马林“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侦探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这是“包打听”,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代表们迅速疏散,避免了一场灾祸。
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也是中共统战战略的提出者和制定者。
马林在其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于1921年12月23日,亲赴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九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马林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中国国民党的情况则类似于东印度伊斯兰教联盟。当时,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马林在爪哇工作期间,建议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在保留自己原来的身份的前提下加入伊斯兰教联盟。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一批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使东印度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马林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
马林考察孙中山之后,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但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一提出,受到了中共党内成员极其激烈的反对。首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坚决不同意国共合作,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于是马林便于1922年4月23日乘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经海路来到荷兰。然后,又经柏林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
7月27日,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马林则与他一起来华。行前,马林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国支部陈独秀的指示,用打字机打印在他的一件衬衫上。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取出他那件衬衫交给陈独秀,
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一九二二年七月 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打印在衬衫上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久久沉默着。
中共“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1922年8月29日、30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央全会,亦即“西湖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五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以及翻译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这时,中共党员已有420人了。马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进一步阐明他所提议的国共合作的意义,这必将对于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中共“三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在五人组成的主席团中,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主席团成员!
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四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
1924年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与东方部领导人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他在荷兰的公开身份是大学教授。
1926年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内开展反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也就无法再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遂于1927年宣布退出。
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荷兰国会。
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作为一个热烈的爱国者,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马林因事故负伤被送进医院时落进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诀别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遗嘱,于1942年4月14日视死如归地走上刑场,壮烈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9岁。
临刑前,马林领着一同就义的六位革命者挺起了胸膛,唱起了《国际歌》。
五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还有一位时年30岁刚出头的叫尼柯尔斯基的俄国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代表。
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一大”之后就返回苏联,便跟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这么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却不了解他的组织关系,查不到他的身世而不知道他的人生历程。以至于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陈列厅里唯独没有尼柯尔斯基的照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柯尔斯基,但寻觅了多年,总是寻觅未得。这样,在出席“一大”的15人之中,唯有他一直是个谜。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于1985年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戈氏帮助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曾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指令,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1989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一文。这篇文章颇有价值,因为它首次披露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
后来,由于苏联政局动荡,随着苏联的解体,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的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2006年,关于尼柯尔斯基生平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还是那位卡尔图诺娃博士,她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在该年第4期《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新作——《中共一大参加者——尼柯尔斯基》。
2007年6月29日,中共建党86周年前夕,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将尼柯尔斯基的照片亲自送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这张极不容易找到的照片,是从尼柯尔斯基履历表上揭下来的,是尼柯尔斯基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
2007年8月,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传来喜讯,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找到了尼柯尔斯基青年时代的照片。
原来,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注意到尼柯尔斯基的照片空缺。回国之后,他请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达西达瓦关注这一问题。
于是,达西达瓦在2006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罗斯,在跟尼柯尔斯基生平相关的几家档案馆、博物馆细细查找,不但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在他的朋友帮助下,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里,发现了尼柯尔斯基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特地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倪兴祥馆长赠送了这两张珍贵的尼柯尔斯基照片。倪兴祥馆长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跟俄罗斯布亚科夫教授提供的尼柯尔斯基照片一样,另一张则是新发现的,而这张照片是尼柯尔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这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直到这时,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才终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实现了“大团圆!”
其实,尼柯尔斯基在中国没有被遗忘。也许在苏联,因他蒙冤遭杀而真的被人遗忘了,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柯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帮助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能知道他的身世和其后来的下落。
现在,经过中国、俄罗斯、蒙古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破解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之谜:
尼克尔斯基,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地区奇特坎村一个小市民家庭。1912年至1916年,他先后在赤塔市私人店铺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格站商店当店员,并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1916年至1917年,他在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当列兵,1920年4月转入苏联红军,1921年加入俄共(布)。
1921年,尼柯尔斯基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中国处工作。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接替维经斯基在华工作,赴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很快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尼柯尔斯基与共产国际另一代表马林一道,通过跟李达、李汉俊的多次晤谈,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同年7月23日,尼柯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作简短发言,介绍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建议中共重视工人运动。
尼柯尔斯基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后,即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调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到1925年,尼柯尔斯基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年到1935年,尼柯尔斯基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1935年到1937年,他作为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尼柯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因“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尼柯尔斯基平反昭雪。
(责编雷蕾)
一
1883年5月13日,马林降生在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中学毕业后,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探讨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
1913年2月,30岁的马林远渡重洋,前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马林在最为繁华的爪哇岛的三宝垄担任商会的秘书。不久,他便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在东印度,荷兰人大都是殖民地统治者,而马林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后来,他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亲自撰文,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喜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一连发表了好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荷属东印度总督将马林视为眼中钉。马林不但遭到通缉和审讯,还被总督下令于1918年12月5日驱逐出境。
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5月23日改称为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
在莫斯科,马林见到了列宁。马林有着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受到列宁的格外赏识。列宁一次又一次地会见马林,跟他讨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跃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列。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亲自担任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
二
1921年,马林肩负共产国际赋予他的使命,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因为马林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奔走于许多国家,列宁认为他是非常合适的人物。
1921年暮春初夏,马林在维尔纳申请前来中国时,被奥地利警察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驱逐出境。
马林于4月21日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轮船,朝上海进发。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就分别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1921年5月30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其国内的用名,也是其真实姓名)和巴尔斯(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马林下榻于上海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
不久,马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后来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化名——“倪公卿”。
三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在致辞的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说,列宁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斯诺谈话时,说马林在中共“一大”的讲话给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一大出席者包惠僧认为马林“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侦探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这是“包打听”,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代表们迅速疏散,避免了一场灾祸。
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也是中共统战战略的提出者和制定者。
马林在其翻译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于1921年12月23日,亲赴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九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马林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中国国民党的情况则类似于东印度伊斯兰教联盟。当时,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马林在爪哇工作期间,建议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在保留自己原来的身份的前提下加入伊斯兰教联盟。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一批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使东印度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马林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
马林考察孙中山之后,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但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一提出,受到了中共党内成员极其激烈的反对。首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坚决不同意国共合作,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于是马林便于1922年4月23日乘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经海路来到荷兰。然后,又经柏林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
7月27日,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马林则与他一起来华。行前,马林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国支部陈独秀的指示,用打字机打印在他的一件衬衫上。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取出他那件衬衫交给陈独秀,
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一九二二年七月 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打印在衬衫上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久久沉默着。
中共“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1922年8月29日、30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央全会,亦即“西湖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五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以及翻译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这时,中共党员已有420人了。马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进一步阐明他所提议的国共合作的意义,这必将对于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中共“三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在五人组成的主席团中,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主席团成员!
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四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
1924年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与东方部领导人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他在荷兰的公开身份是大学教授。
1926年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内开展反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也就无法再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遂于1927年宣布退出。
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荷兰国会。
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作为一个热烈的爱国者,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1942年3月6日,马林因事故负伤被送进医院时落进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诀别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遗嘱,于1942年4月14日视死如归地走上刑场,壮烈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9岁。
临刑前,马林领着一同就义的六位革命者挺起了胸膛,唱起了《国际歌》。
五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还有一位时年30岁刚出头的叫尼柯尔斯基的俄国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代表。
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一大”之后就返回苏联,便跟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这么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却不了解他的组织关系,查不到他的身世而不知道他的人生历程。以至于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陈列厅里唯独没有尼柯尔斯基的照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柯尔斯基,但寻觅了多年,总是寻觅未得。这样,在出席“一大”的15人之中,唯有他一直是个谜。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于1985年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戈氏帮助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曾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达指令,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1989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一文。这篇文章颇有价值,因为它首次披露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
后来,由于苏联政局动荡,随着苏联的解体,寻找尼柯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和照片的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2006年,关于尼柯尔斯基生平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还是那位卡尔图诺娃博士,她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在该年第4期《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新作——《中共一大参加者——尼柯尔斯基》。
2007年6月29日,中共建党86周年前夕,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将尼柯尔斯基的照片亲自送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这张极不容易找到的照片,是从尼柯尔斯基履历表上揭下来的,是尼柯尔斯基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
2007年8月,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传来喜讯,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找到了尼柯尔斯基青年时代的照片。
原来,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注意到尼柯尔斯基的照片空缺。回国之后,他请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达西达瓦关注这一问题。
于是,达西达瓦在2006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罗斯,在跟尼柯尔斯基生平相关的几家档案馆、博物馆细细查找,不但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在他的朋友帮助下,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里,发现了尼柯尔斯基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特地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倪兴祥馆长赠送了这两张珍贵的尼柯尔斯基照片。倪兴祥馆长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跟俄罗斯布亚科夫教授提供的尼柯尔斯基照片一样,另一张则是新发现的,而这张照片是尼柯尔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这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直到这时,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才终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实现了“大团圆!”
其实,尼柯尔斯基在中国没有被遗忘。也许在苏联,因他蒙冤遭杀而真的被人遗忘了,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柯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帮助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能知道他的身世和其后来的下落。
现在,经过中国、俄罗斯、蒙古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破解了尼柯尔斯基的身世之谜:
尼克尔斯基,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地区奇特坎村一个小市民家庭。1912年至1916年,他先后在赤塔市私人店铺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格站商店当店员,并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1916年至1917年,他在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当列兵,1920年4月转入苏联红军,1921年加入俄共(布)。
1921年,尼柯尔斯基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中国处工作。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接替维经斯基在华工作,赴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很快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尼柯尔斯基与共产国际另一代表马林一道,通过跟李达、李汉俊的多次晤谈,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同年7月23日,尼柯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作简短发言,介绍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建议中共重视工人运动。
尼柯尔斯基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后,即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调往中国东北工作。
1922年到1925年,尼柯尔斯基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年到1935年,尼柯尔斯基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1935年到1937年,他作为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尼柯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因“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尼柯尔斯基平反昭雪。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