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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尽香港政治乱象，数尽内地与香港风流人物，玩尽明讽暗讽双关语……能把社会议题与音乐结合得如此让人赏心悦目，华语乐坛除了黄耀明，恐怕再无人能出其右。
2012年4月23日，在达明一派的“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最后一场演出中，主唱黄耀明唱出两首涉及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忘记他是她”与“禁色”之后，突然对着1万多名观众宣布出柜，他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Gay佬。”
那一刻，他一身黑衣，嘴角上方是两撇小黑胡子，肩头伸出8个触角，在他的黑色圆边小礼帽上，晃动着4个黑色假阳具。这一造型或许是受到西班牙艺术家达利的启发，而达利据传也有同性恋倾向。
黄耀明话一出口，瞬间台下掌声雷动，此消息也立刻成为网络热门话题。网友们纷纷对黄耀明的勇气表示赞赏和支持，也有一些网友惊讶地问：“什么？黄晓明出柜了？那Angelababy怎么办？”
如今出柜已经有1年时间，过去1年对黄耀明来说，无比充实。他在2012年4月和8月，与老搭档刘以达复合，召开了两轮共6场“达明一派”演唱会，完美地把音乐、造型、舞台设计结合在一起，唱尽香港政治乱象，数尽内地与香港风流人物，玩尽明讽暗讽双关语……能把社会议题与音乐结合得如此让人赏心悦目，华语乐坛除了黄耀明，恐怕再无人能出其右。
2012年6月过了50大寿之后，黄耀明随即于9月在香港成立文艺复兴基金会，并在11月底搞了一场赔本赚吆喝的免费露天音乐节，邀请了两岸三地的文艺歌手齐聚香港，包括内地的周云蓬、左小祖咒，香港的林一峰和台湾的陈珊妮、巴奈等人，他们对着大厦与豪宅耸立的香港，唱“买房子”，唱“钉子户”，最后由黄耀明与左小祖咒、陈珊妮合唱了达明一派的经典曲目“今天应该很高兴”，两岸三地歌手同台，粤语与普通话交替。不过左小祖咒伺机在濛濛细雨中强吻黄耀明，抢了翌日香港媒体娱乐版的版面。
今年1月，黄耀明又和出柜女歌手何韵诗、香港同性恋立法会议员陈志全等人，组成了大爱同盟，倡导同性恋平权运动。
一个人何以能在50岁时爆发出这样的力量？黄耀明用“藤连瓜，瓜连藤”来形容，这些事情一件接一件地来了，但归根结底，他认为出柜给了他力量。“原来人能够很诚实、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很多的力量。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到了50岁，还是我真的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了，我没有想过可以在1年里发生这么多事。”
黄耀明1962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赚钱养家的责任由两个哥哥和姐姐承担起来。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一直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黄耀明的大哥喜欢听音乐，买了很多唱片，黄耀明就拿这些唱片来听。那时他听ABBA，听The Carpenters，听Simon & Garfunkel，后者他特别喜欢，几乎每一首流行的歌都会唱。
“我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长大，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做什么，爸爸妈妈都让我做。”黄耀明说，小学时，家人已经允许他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很小就接触到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家里放很多音乐，我拿着哥哥的唱片去学那些歌。我想那些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影响，音乐和电影这两样东西终身跟随着我。”
宗教同样对黄耀明影响巨大。他在中学时，加入基督教教会，但在中学五年级毕业时就离开了。时间不长，但带给他很多思考。“教会给了我很多启发，但也给了我很多压抑。我在中学的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是一个‘同志’，所以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你觉得教会是一个释放你的地方，但同时压抑着心里面的某些欲望，所以最后我决定离开教会。”
黃耀明日后做歌手时，已不再是基督徒，但他不乏那些指涉基督教的作品。他脱离达明一派后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信望爱》。“我很多音乐作品里面，都谈论到宗教。我花了很多时间解构教会，或者是宗教和我的欲望两者间的冲突。”
中学毕业后，黄耀明报考香港无线电视导演班，因资历不够，去了演员班，自此和娱乐圈沾上了边。
他一生只做过三份需要上班的工作，在无线电视做了两个月助理编导后，1983年底又去广告公司做了两个月制作助理，赶上David Bowie来香港开演唱会，辞了职。
“（广告公司那份工作）我做了1个月的时候，买了票看David Bowie。那份工作时间不太固定，总要上夜班，我就和老板说，这一天你一定要放我假，因为我要看演出。他说，没办法定下来的。我就心想，啊？如果你不放我假，我就辞职了。但我没有讲出来。我后来想起来，那一天其实是不用上班的，不过我都决定辞了这份工作。你可以说我为了Bowie而辞职，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黄耀明之所以能辞职，也因为家人的理解，以及他当时已经在香港商业电台帮忙，随后便正式在商台任职一年DJ。
David Bowie一共只在香港开过两次演唱会，黄耀明都去看了。1983年来香港演出，David Bowie刚推出《Let’s Dance》不久，正是商业上最成功的时期，在香港的巡演经历，事后还收录在录影辑《Serious Moonlight》的附送纪录片中。
“1983年那次，我只记得有个很大的气球。现在很多演唱会喜欢用大汽球，扔到观众群里，我第一次见到那东西，就是在他的演唱会里面。”黄耀明回忆说。David Bowie那次来香港，赶上12月8日John Lennon逝世3周年，还特意翻唱了“Imagine”。“但我觉得最好看的Bowie是我之后一次看的（2004年），可能20年后我对他的认识更多了。”
虽然黄耀明与David Bowie素未谋面，但二人还有一段神交不得不提。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乐评人、DJ黄志淙越洋访问David Bowie，问他想不想唱首普通话的歌，没想到David Bowie认了真，留下黄志淙的电话，最后在唱片公司的协助下，决定把他的作品“Seven Years In Tibet”改成普通话，并找林夕填词，成为“刹那天地”。香港人都知道黄耀明喜欢David Bowie，于是让黄耀明帮忙录Demo。 “黄志淙需要一个有Bowie味道的人去唱demo，让Bowie学。他不能随便在香港找个歌手，因为他们唱不出Bowie的味道。”黄耀明说，“不过我觉得我都唱不出他的味道，他的歌很难唱，而且我当时的国语不算好。但无论如何我都录了demo给他。之后我在自己的演出中唱了另外一个版本，重新调整了音高，我觉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唱顺一点，用他的方法只有他自己才能唱。”
时至今日，网友们发现David Bowie居然还唱过一首普通话歌曲，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评价说：“这普通话，一听就是黄耀明教的。”
事实上，David Bowie和上世纪80年代初兴极一时的New Romantic音乐浪潮全方位影响了黄耀明，他说：“David Bowie发明了自己的表演方法。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人，由文字到音乐，到表演，到形象，到视觉，他都很注重，所以是个超级偶像。”
在音乐上，黄耀明意识到，一首歌除了歌词和旋律，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与他早年从哥哥那里听到的音乐不同：“David Bowie带你去另一个声音的世界，所谓的soundscape（声景）。比如你听‘Heroes’，扫吉他可以扫出很多力量，这在其他人的音乐中可能很少听到。他教给我另外一种做音乐的方法。他会注重气氛，会注重细节。”
David Bowie精心营造的形象对黄耀明来说同样是种冲击。“我有很多的形象来自New Romantic那个年代，比如Ultravox、Visage、Boy George，但那些人的形象都来自于Bowie。Bowie有一首歌叫‘Ashes to Ashes’，MV里就是当时没红的Visage成员Steve Strange和Boy George当配角（事实上只有Steve Strange）。Bowie就是一切的开始。在他之前摇滚的视觉很闷。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有很大功劳，大到英国的博物馆要做他的回顾展。”
David Bowie的影响为黄耀明成为一名歌手铺好了路。1985年，黄耀明看到刘以达刊登广告组乐队征歌手，试唱了两首英文歌曲后，两人一拍即合。黄耀明何以有做歌手的信心？他回忆说：“我一直都很喜欢唱歌，也一直有人说我唱歌唱得还不错。在无线（电视）训练班的时候，我演戏不太行，但我上唱歌的课，老师都夸我唱得好。我上学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都得过奖的。但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当歌星，对我来说这件事很远，而且我又不想唱香港流行曲那种歌。直到我认识了刘以达，他玩电子音乐，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们有些东西会合拍，所以想试一下，哪知道就成了。”
从1986年“达明一派”发表首张同名EP算起，黄耀明在音乐圈已经将近30年。无论是组合时期的专辑《石头记》、《神经》，还是个人专辑《愈夜愈美丽》，都已成为华语唱片中的经典。这背后不仅有刘以达、李端娴、蔡德才等音乐高手的协助，还有香港顶尖词人迈克、黄伟文、林夕、周耀辉为他写出那些意象暧昧、意味深长的歌词。
在黄耀明最近的一张个人专辑《拂了一身还满》中，依然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的观察。其中主打曲“下流”唱道，“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以及“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你，只为吻你才低头”。写出了在这个人人力争上游的时代，也许也可以有点“往下漂流”的浪漫。
从“达明一派”时期到现在，黄耀明一直在音乐中探讨内地与香港的关系。80年代，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将香港归还中国，香港出现移民潮，悲观情绪在1989年进一步加剧。达明一派处于那个时代，唱“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今夜星光灿烂”）；而如今，黄耀明往返于内地与香港，穿梭于广深公路，活跃于微博网络，于是在他的音乐中，对内地的看法也产生了变化。
“（回归前）用一种很懼怕的心情去等待，现在都已经回归了，没得害怕了。到了《拂了一身还满》的时候，是在讲内地与港的博弈——我不觉得是一种对抗。我很欢迎内地人来香港，他们让香港变得更有趣，但他们也让香港有些东西变得无趣。这件事反而需要香港人自己去争取，如果香港人是一些很强势的人，自己仍然很有趣、很有创造力，就不怕什么了。”
专辑中重唱了他在10年前写给内地歌手丁菲飞的一首“红眼症”，原本写的是内地人眼红香港人、渴望香港人的身份。这首歌放在10年后的今天，感情更加微妙。内地人不再像10年前那样，一面倒地眼红香港，相反，内地却多了很多值得香港眼红的地方。
“香港人不自强是会失去优势的。这是为什么这一年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搞大爱同盟，搞文艺复兴基金会。我希望香港要自强。”
在经历了过去充实的一年之后，黄耀明的下一张个人专辑也必然会继续探讨社会议题。黄耀明目前已经在筹备新唱片，希望可以在年底推出。新唱片的灵感来自哪里？黄耀明说：“不能避免都要回应这个多事的年代，这些都应该要记录到唱片里面。”
几年前，他的歌迷就已经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头”，但对于已满50岁、创作力与精力仍然充沛的黄耀明来说，他的音乐事业仍然生机勃勃。
现在为黄耀明盖棺定论可能太早，但他说：“我都想大家记住我是很属于香港的歌手，我记录了香港的一段历史。”
Q&A
你在2012年出版的《我们的同志孩子》一书中写道：“22年前，我跟妈妈出柜，母子俩大哭一场”。能不能说说这件事？
我为什么要跟她讲呢？是因为当时我的男朋友要来和我一起住，我妈妈经常来探望我，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应该跟她说清楚。她当时很难接受，我不知道最后她接受到什么程度，她心里面可能仍然觉得，唉，我这个儿子如果喜欢女孩子就好了。我估计她一定会这么想的。但是在行为上，她一点点接受，比如我带男朋友回家吃饭，她都会同意，比如我爸爸生日，我带男朋友一起去，他们都看到了。他们不会对他特别友善，但也不会对他特别不好。
你爸爸的态度呢？
一样的。因为当时我的男朋友是个外国人，所以他们没办法和他聊天。我妈妈很有趣，她用很多办法和他聊天，不知道是用手语啊还是什么，他们能够沟通。比如“这些东西我是留给他的”，“这些汤你记得让他喝啊”，他们会明白。我觉得这件事挺有趣的，在这个不喜欢的过程里面，他们都学会了相处。我记得我妈妈离世之前那一年，我的男朋友经常去探望她。我没有再问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需要这样问她。她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件事，她接受不了我也没办法。 公开出柜快1年了，现在想起来，如何看待当时这个决定？
（笑）我觉得勇气是一直都有的，如果没有，我就不会在我的歌里面一直讲这些话题，不断勾别人来问我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些时候都不适合很明确地讲清楚这件事，直到去年，我觉得不应该再让这件事很暧昧、很隐晦了。我很清楚，这是一件我应该很鲜明，很清楚地讲出来的事，因为时代在呼叫你。如果你不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叫，就好像对不起这个时代。
为什么2012年就呼叫你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仍然很保守。可能我看到很多法律上，对“同志”仍然很歧视。而且我觉得香港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开始迷失。（达明一派）演唱会是在说我们怎样去认定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黄耀明，应该首先要认定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再顾左右而言他。虽然大家都猜到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肯定自己，对自己认同。我在筹划演唱会的时候没有想到这部分，但到最后一天，我觉得，如果这个演唱会不做这一部分就这样结束，那就是不对的。所以那天我决定讲出来。
今年4月1日你们大爱同盟在尖沙咀办了个演出，是不是刻意赶在张国荣的忌日？
是故意选那一天的，我觉得无论如何，张国荣都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同志”的icon，所以在他逝世的纪念日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直接的意思。我们要再向前看，那天我们没有用伤感的方式去只纪念他，纪念之余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将同志平权这件事摆出来。
你在2002年和张国荣录了一张EP《Crossover》，你和他有没有私交？
我和他的私交不算很深。我们認识很多年，但是很少联络。张国荣是直到我们做那张唱片之前，才开始熟络一些，因为我们要谈这张唱片、开会，那一年我们开始有一些私交。
是因为你们当时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才有了合作的念头吗？
对。
张国荣知道你是同性恋吗？
知道，大家好像有讲。我们在做那张唱片的时候，拍（“这么远、那么近”）MV的时候我们想过一些挺大胆的意念，和同性恋有关的，但后来没有拍到。
关于同性恋身份这一点，你们有没有私下交流过？
反而没有，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是一个很公开的（同性恋身份），我都是半公开的，所以没有特别去谈。而且我们当时没有机会聊很多自己的私事，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
《Crossover》在2002年9月出版，几个月后的2003年4月1日他就自杀了，你知道他自杀时，是怎样的心情？
当然很震惊了，我想不通，因为他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切的人。他有所有的名利，有很好的事业，有很好的外貌，每个人都崇拜他，就算他的私生活不是很公开，但是大家都很羡慕他可以和他的男朋友拖着手在大街上给人们见到。但是想不到他的内心原来是不快乐的，我觉得很震惊。当时立刻想起来，知道他有一段时间是不开心的，但不知道那种不开心原来会蚕食他到这样的地步。
你和他合作的时候他说自己不开心？
他说过有些事不开心，睡不着觉。我觉得那是很吊诡的事，就是他和我们说他睡不着觉，我说：“哇，我也睡不着觉！”我和林夕说，我们三个都睡不着觉，不如我们写首歌写睡不着觉的人，所以我们写了首歌叫“夜有所梦”。对我来讲，有些东西，你写出来会帮到你的，但我想不到帮不到他。我后来和林夕说，林夕都觉得很叹息，为什么我们写了这首歌，以为会这样，但原来不是这样的。比如我3月31日那天（“张国荣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唱“玻璃之情”，我都觉得很奇怪，原来林夕写了这么首歌给他。这首歌我想不是讲抑郁症的，只是将两个人的感情比喻为玻璃跌碎，但是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上天会这样愚弄我们，让林夕写了这样一首歌给这样的一个人唱。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人生。
当时他睡不着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事业？
我没有问，我和他没有熟到那个地步，而且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说。（笑）不过我想他都表达过，他很想做电影导演，他在筹拍一部电影。我当时听到的，是要做导演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在音乐上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他想追求其他东西，想做个电影导演。可能那件事情给了他一个挫败的感觉吧。但这些东西没有人知道，都是大家在猜。
你与林夕、黄伟文和周耀辉合作丰富，与他们三个词人合作有什么不同？
很不同的。他们都不只帮我写歌词，但是我要他们给我写歌词的时候，要有一种我的味道，所以我要和他们做朋友，而且要做深入的朋友。他们都很明白我，再用他们本身的风格去写我的歌。譬如我什么事都会和周耀辉分享，好像一本日记本那样，什么都和他说。黄伟文这几年比较少见面，我尽量少给他一点想法，就是和他在玩的感觉，我会问他，不如你说你想写点什么。林夕呢，我很喜欢他给报纸杂志写的专栏。他要么就写社会评论，要么就写他的心思，我跟他说我很喜欢那些文章，能不能将这些东西写到我的歌里面？一般会觉得放不到别人歌里的东西才会写到报纸杂志上，我说你放不到别人的歌里，就放到我的歌里。
有一个传说说林夕有些歌是写给你的，他得抑郁症也是因为你。
（笑）这些我当然不回答了，这些传说应该停止了，因为都没有事实根据。我和他们三个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不否定我和他们的交往里面，他们将某一些交往的真实片断，或者虚构的片断变成歌。比如我和周耀辉讲了一些事，他也将那些变成歌，但那些歌都经过了一些夸张、虚构和再发酵。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你作品中的很多歌词都写得很暧昧，让人浮想联翩，你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这样？
是不是呢？我很少用暧昧来形容性格。我觉得不是，我很鲜明的。可能我的公众印象不是，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个人很清楚的。
但你的歌词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不是很鲜明。
那是我的公众形象，我希望我的作品给人很多想象，这样会耐听一点。所以作为创作的作品，里面应该有很多阅读的层次，可能会显得暧昧一些。
那你个人在哪些地方比较鲜明？
可能在访问的时候，（笑）或者对公共的事情表达意见的时候。我有鲜明的意见，但在音乐里面我觉得并不一定需要有。
还有一个外界对你的印象，就是你在达明一派里是更强势的那个人。
（笑）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岗位。可能因为我需要讲很多话，所以容易给人这样的感觉。刘以达的强势在他的音乐里面，每个人的角色不同。
达明一派去年借“25周年”复出，但都不是真正的成立25周年。
其实没什么所谓，看你从哪一年开始计的。对我来说，想做就做了。
为什么2012年想做呢？
我想因为2012年开始，大家联络得多了。之前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我在忙我自己的唱片，他在忙他的《希望之旅》。刚好在2012年，大家觉得都有时间，就开始说要不要做。
那次演出和你50岁有没有关系？是否想给自己的50岁留个纪念？
都没想太清楚，可能心底里面有。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认识了这么多年，都不年轻了，趁有机会在一起玩，不如做吧。有时见到这么多人一个个离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
2012年4月23日，在达明一派的“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最后一场演出中，主唱黄耀明唱出两首涉及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忘记他是她”与“禁色”之后，突然对着1万多名观众宣布出柜，他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Gay佬。”
那一刻，他一身黑衣，嘴角上方是两撇小黑胡子，肩头伸出8个触角，在他的黑色圆边小礼帽上，晃动着4个黑色假阳具。这一造型或许是受到西班牙艺术家达利的启发，而达利据传也有同性恋倾向。
黄耀明话一出口，瞬间台下掌声雷动，此消息也立刻成为网络热门话题。网友们纷纷对黄耀明的勇气表示赞赏和支持，也有一些网友惊讶地问：“什么？黄晓明出柜了？那Angelababy怎么办？”
如今出柜已经有1年时间，过去1年对黄耀明来说，无比充实。他在2012年4月和8月，与老搭档刘以达复合，召开了两轮共6场“达明一派”演唱会，完美地把音乐、造型、舞台设计结合在一起，唱尽香港政治乱象，数尽内地与香港风流人物，玩尽明讽暗讽双关语……能把社会议题与音乐结合得如此让人赏心悦目，华语乐坛除了黄耀明，恐怕再无人能出其右。
2012年6月过了50大寿之后，黄耀明随即于9月在香港成立文艺复兴基金会，并在11月底搞了一场赔本赚吆喝的免费露天音乐节，邀请了两岸三地的文艺歌手齐聚香港，包括内地的周云蓬、左小祖咒，香港的林一峰和台湾的陈珊妮、巴奈等人，他们对着大厦与豪宅耸立的香港，唱“买房子”，唱“钉子户”，最后由黄耀明与左小祖咒、陈珊妮合唱了达明一派的经典曲目“今天应该很高兴”，两岸三地歌手同台，粤语与普通话交替。不过左小祖咒伺机在濛濛细雨中强吻黄耀明，抢了翌日香港媒体娱乐版的版面。
今年1月，黄耀明又和出柜女歌手何韵诗、香港同性恋立法会议员陈志全等人，组成了大爱同盟，倡导同性恋平权运动。
一个人何以能在50岁时爆发出这样的力量？黄耀明用“藤连瓜，瓜连藤”来形容，这些事情一件接一件地来了，但归根结底，他认为出柜给了他力量。“原来人能够很诚实、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很多的力量。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到了50岁，还是我真的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了，我没有想过可以在1年里发生这么多事。”
黄耀明1962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赚钱养家的责任由两个哥哥和姐姐承担起来。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一直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黄耀明的大哥喜欢听音乐，买了很多唱片，黄耀明就拿这些唱片来听。那时他听ABBA，听The Carpenters，听Simon & Garfunkel，后者他特别喜欢，几乎每一首流行的歌都会唱。
“我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长大，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做什么，爸爸妈妈都让我做。”黄耀明说，小学时，家人已经允许他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很小就接触到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家里放很多音乐，我拿着哥哥的唱片去学那些歌。我想那些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影响，音乐和电影这两样东西终身跟随着我。”
宗教同样对黄耀明影响巨大。他在中学时，加入基督教教会，但在中学五年级毕业时就离开了。时间不长，但带给他很多思考。“教会给了我很多启发，但也给了我很多压抑。我在中学的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是一个‘同志’，所以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你觉得教会是一个释放你的地方，但同时压抑着心里面的某些欲望，所以最后我决定离开教会。”
黃耀明日后做歌手时，已不再是基督徒，但他不乏那些指涉基督教的作品。他脱离达明一派后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信望爱》。“我很多音乐作品里面，都谈论到宗教。我花了很多时间解构教会，或者是宗教和我的欲望两者间的冲突。”
中学毕业后，黄耀明报考香港无线电视导演班，因资历不够，去了演员班，自此和娱乐圈沾上了边。
他一生只做过三份需要上班的工作，在无线电视做了两个月助理编导后，1983年底又去广告公司做了两个月制作助理，赶上David Bowie来香港开演唱会，辞了职。
“（广告公司那份工作）我做了1个月的时候，买了票看David Bowie。那份工作时间不太固定，总要上夜班，我就和老板说，这一天你一定要放我假，因为我要看演出。他说，没办法定下来的。我就心想，啊？如果你不放我假，我就辞职了。但我没有讲出来。我后来想起来，那一天其实是不用上班的，不过我都决定辞了这份工作。你可以说我为了Bowie而辞职，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黄耀明之所以能辞职，也因为家人的理解，以及他当时已经在香港商业电台帮忙，随后便正式在商台任职一年DJ。
David Bowie一共只在香港开过两次演唱会，黄耀明都去看了。1983年来香港演出，David Bowie刚推出《Let’s Dance》不久，正是商业上最成功的时期，在香港的巡演经历，事后还收录在录影辑《Serious Moonlight》的附送纪录片中。
“1983年那次，我只记得有个很大的气球。现在很多演唱会喜欢用大汽球，扔到观众群里，我第一次见到那东西，就是在他的演唱会里面。”黄耀明回忆说。David Bowie那次来香港，赶上12月8日John Lennon逝世3周年，还特意翻唱了“Imagine”。“但我觉得最好看的Bowie是我之后一次看的（2004年），可能20年后我对他的认识更多了。”
虽然黄耀明与David Bowie素未谋面，但二人还有一段神交不得不提。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乐评人、DJ黄志淙越洋访问David Bowie，问他想不想唱首普通话的歌，没想到David Bowie认了真，留下黄志淙的电话，最后在唱片公司的协助下，决定把他的作品“Seven Years In Tibet”改成普通话，并找林夕填词，成为“刹那天地”。香港人都知道黄耀明喜欢David Bowie，于是让黄耀明帮忙录Demo。 “黄志淙需要一个有Bowie味道的人去唱demo，让Bowie学。他不能随便在香港找个歌手，因为他们唱不出Bowie的味道。”黄耀明说，“不过我觉得我都唱不出他的味道，他的歌很难唱，而且我当时的国语不算好。但无论如何我都录了demo给他。之后我在自己的演出中唱了另外一个版本，重新调整了音高，我觉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唱顺一点，用他的方法只有他自己才能唱。”
时至今日，网友们发现David Bowie居然还唱过一首普通话歌曲，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评价说：“这普通话，一听就是黄耀明教的。”
事实上，David Bowie和上世纪80年代初兴极一时的New Romantic音乐浪潮全方位影响了黄耀明，他说：“David Bowie发明了自己的表演方法。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人，由文字到音乐，到表演，到形象，到视觉，他都很注重，所以是个超级偶像。”
在音乐上，黄耀明意识到，一首歌除了歌词和旋律，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与他早年从哥哥那里听到的音乐不同：“David Bowie带你去另一个声音的世界，所谓的soundscape（声景）。比如你听‘Heroes’，扫吉他可以扫出很多力量，这在其他人的音乐中可能很少听到。他教给我另外一种做音乐的方法。他会注重气氛，会注重细节。”
David Bowie精心营造的形象对黄耀明来说同样是种冲击。“我有很多的形象来自New Romantic那个年代，比如Ultravox、Visage、Boy George，但那些人的形象都来自于Bowie。Bowie有一首歌叫‘Ashes to Ashes’，MV里就是当时没红的Visage成员Steve Strange和Boy George当配角（事实上只有Steve Strange）。Bowie就是一切的开始。在他之前摇滚的视觉很闷。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有很大功劳，大到英国的博物馆要做他的回顾展。”
David Bowie的影响为黄耀明成为一名歌手铺好了路。1985年，黄耀明看到刘以达刊登广告组乐队征歌手，试唱了两首英文歌曲后，两人一拍即合。黄耀明何以有做歌手的信心？他回忆说：“我一直都很喜欢唱歌，也一直有人说我唱歌唱得还不错。在无线（电视）训练班的时候，我演戏不太行，但我上唱歌的课，老师都夸我唱得好。我上学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都得过奖的。但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当歌星，对我来说这件事很远，而且我又不想唱香港流行曲那种歌。直到我认识了刘以达，他玩电子音乐，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们有些东西会合拍，所以想试一下，哪知道就成了。”
从1986年“达明一派”发表首张同名EP算起，黄耀明在音乐圈已经将近30年。无论是组合时期的专辑《石头记》、《神经》，还是个人专辑《愈夜愈美丽》，都已成为华语唱片中的经典。这背后不仅有刘以达、李端娴、蔡德才等音乐高手的协助，还有香港顶尖词人迈克、黄伟文、林夕、周耀辉为他写出那些意象暧昧、意味深长的歌词。
在黄耀明最近的一张个人专辑《拂了一身还满》中，依然可以看到他对社会的观察。其中主打曲“下流”唱道，“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以及“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你，只为吻你才低头”。写出了在这个人人力争上游的时代，也许也可以有点“往下漂流”的浪漫。
从“达明一派”时期到现在，黄耀明一直在音乐中探讨内地与香港的关系。80年代，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将香港归还中国，香港出现移民潮，悲观情绪在1989年进一步加剧。达明一派处于那个时代，唱“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今夜星光灿烂”）；而如今，黄耀明往返于内地与香港，穿梭于广深公路，活跃于微博网络，于是在他的音乐中，对内地的看法也产生了变化。
“（回归前）用一种很懼怕的心情去等待，现在都已经回归了，没得害怕了。到了《拂了一身还满》的时候，是在讲内地与港的博弈——我不觉得是一种对抗。我很欢迎内地人来香港，他们让香港变得更有趣，但他们也让香港有些东西变得无趣。这件事反而需要香港人自己去争取，如果香港人是一些很强势的人，自己仍然很有趣、很有创造力，就不怕什么了。”
专辑中重唱了他在10年前写给内地歌手丁菲飞的一首“红眼症”，原本写的是内地人眼红香港人、渴望香港人的身份。这首歌放在10年后的今天，感情更加微妙。内地人不再像10年前那样，一面倒地眼红香港，相反，内地却多了很多值得香港眼红的地方。
“香港人不自强是会失去优势的。这是为什么这一年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搞大爱同盟，搞文艺复兴基金会。我希望香港要自强。”
在经历了过去充实的一年之后，黄耀明的下一张个人专辑也必然会继续探讨社会议题。黄耀明目前已经在筹备新唱片，希望可以在年底推出。新唱片的灵感来自哪里？黄耀明说：“不能避免都要回应这个多事的年代，这些都应该要记录到唱片里面。”
几年前，他的歌迷就已经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头”，但对于已满50岁、创作力与精力仍然充沛的黄耀明来说，他的音乐事业仍然生机勃勃。
现在为黄耀明盖棺定论可能太早，但他说：“我都想大家记住我是很属于香港的歌手，我记录了香港的一段历史。”
Q&A
你在2012年出版的《我们的同志孩子》一书中写道：“22年前，我跟妈妈出柜，母子俩大哭一场”。能不能说说这件事？
我为什么要跟她讲呢？是因为当时我的男朋友要来和我一起住，我妈妈经常来探望我，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应该跟她说清楚。她当时很难接受，我不知道最后她接受到什么程度，她心里面可能仍然觉得，唉，我这个儿子如果喜欢女孩子就好了。我估计她一定会这么想的。但是在行为上，她一点点接受，比如我带男朋友回家吃饭，她都会同意，比如我爸爸生日，我带男朋友一起去，他们都看到了。他们不会对他特别友善，但也不会对他特别不好。
你爸爸的态度呢？
一样的。因为当时我的男朋友是个外国人，所以他们没办法和他聊天。我妈妈很有趣，她用很多办法和他聊天，不知道是用手语啊还是什么，他们能够沟通。比如“这些东西我是留给他的”，“这些汤你记得让他喝啊”，他们会明白。我觉得这件事挺有趣的，在这个不喜欢的过程里面，他们都学会了相处。我记得我妈妈离世之前那一年，我的男朋友经常去探望她。我没有再问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需要这样问她。她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件事，她接受不了我也没办法。 公开出柜快1年了，现在想起来，如何看待当时这个决定？
（笑）我觉得勇气是一直都有的，如果没有，我就不会在我的歌里面一直讲这些话题，不断勾别人来问我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些时候都不适合很明确地讲清楚这件事，直到去年，我觉得不应该再让这件事很暧昧、很隐晦了。我很清楚，这是一件我应该很鲜明，很清楚地讲出来的事，因为时代在呼叫你。如果你不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叫，就好像对不起这个时代。
为什么2012年就呼叫你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仍然很保守。可能我看到很多法律上，对“同志”仍然很歧视。而且我觉得香港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开始迷失。（达明一派）演唱会是在说我们怎样去认定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黄耀明，应该首先要认定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再顾左右而言他。虽然大家都猜到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肯定自己，对自己认同。我在筹划演唱会的时候没有想到这部分，但到最后一天，我觉得，如果这个演唱会不做这一部分就这样结束，那就是不对的。所以那天我决定讲出来。
今年4月1日你们大爱同盟在尖沙咀办了个演出，是不是刻意赶在张国荣的忌日？
是故意选那一天的，我觉得无论如何，张国荣都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同志”的icon，所以在他逝世的纪念日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直接的意思。我们要再向前看，那天我们没有用伤感的方式去只纪念他，纪念之余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将同志平权这件事摆出来。
你在2002年和张国荣录了一张EP《Crossover》，你和他有没有私交？
我和他的私交不算很深。我们認识很多年，但是很少联络。张国荣是直到我们做那张唱片之前，才开始熟络一些，因为我们要谈这张唱片、开会，那一年我们开始有一些私交。
是因为你们当时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才有了合作的念头吗？
对。
张国荣知道你是同性恋吗？
知道，大家好像有讲。我们在做那张唱片的时候，拍（“这么远、那么近”）MV的时候我们想过一些挺大胆的意念，和同性恋有关的，但后来没有拍到。
关于同性恋身份这一点，你们有没有私下交流过？
反而没有，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是一个很公开的（同性恋身份），我都是半公开的，所以没有特别去谈。而且我们当时没有机会聊很多自己的私事，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
《Crossover》在2002年9月出版，几个月后的2003年4月1日他就自杀了，你知道他自杀时，是怎样的心情？
当然很震惊了，我想不通，因为他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切的人。他有所有的名利，有很好的事业，有很好的外貌，每个人都崇拜他，就算他的私生活不是很公开，但是大家都很羡慕他可以和他的男朋友拖着手在大街上给人们见到。但是想不到他的内心原来是不快乐的，我觉得很震惊。当时立刻想起来，知道他有一段时间是不开心的，但不知道那种不开心原来会蚕食他到这样的地步。
你和他合作的时候他说自己不开心？
他说过有些事不开心，睡不着觉。我觉得那是很吊诡的事，就是他和我们说他睡不着觉，我说：“哇，我也睡不着觉！”我和林夕说，我们三个都睡不着觉，不如我们写首歌写睡不着觉的人，所以我们写了首歌叫“夜有所梦”。对我来讲，有些东西，你写出来会帮到你的，但我想不到帮不到他。我后来和林夕说，林夕都觉得很叹息，为什么我们写了这首歌，以为会这样，但原来不是这样的。比如我3月31日那天（“张国荣继续宠爱十年音乐会”）唱“玻璃之情”，我都觉得很奇怪，原来林夕写了这么首歌给他。这首歌我想不是讲抑郁症的，只是将两个人的感情比喻为玻璃跌碎，但是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上天会这样愚弄我们，让林夕写了这样一首歌给这样的一个人唱。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人生。
当时他睡不着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事业？
我没有问，我和他没有熟到那个地步，而且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说。（笑）不过我想他都表达过，他很想做电影导演，他在筹拍一部电影。我当时听到的，是要做导演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在音乐上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他想追求其他东西，想做个电影导演。可能那件事情给了他一个挫败的感觉吧。但这些东西没有人知道，都是大家在猜。
你与林夕、黄伟文和周耀辉合作丰富，与他们三个词人合作有什么不同？
很不同的。他们都不只帮我写歌词，但是我要他们给我写歌词的时候，要有一种我的味道，所以我要和他们做朋友，而且要做深入的朋友。他们都很明白我，再用他们本身的风格去写我的歌。譬如我什么事都会和周耀辉分享，好像一本日记本那样，什么都和他说。黄伟文这几年比较少见面，我尽量少给他一点想法，就是和他在玩的感觉，我会问他，不如你说你想写点什么。林夕呢，我很喜欢他给报纸杂志写的专栏。他要么就写社会评论，要么就写他的心思，我跟他说我很喜欢那些文章，能不能将这些东西写到我的歌里面？一般会觉得放不到别人歌里的东西才会写到报纸杂志上，我说你放不到别人的歌里，就放到我的歌里。
有一个传说说林夕有些歌是写给你的，他得抑郁症也是因为你。
（笑）这些我当然不回答了，这些传说应该停止了，因为都没有事实根据。我和他们三个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不否定我和他们的交往里面，他们将某一些交往的真实片断，或者虚构的片断变成歌。比如我和周耀辉讲了一些事，他也将那些变成歌，但那些歌都经过了一些夸张、虚构和再发酵。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你作品中的很多歌词都写得很暧昧，让人浮想联翩，你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这样？
是不是呢？我很少用暧昧来形容性格。我觉得不是，我很鲜明的。可能我的公众印象不是，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个人很清楚的。
但你的歌词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不是很鲜明。
那是我的公众形象，我希望我的作品给人很多想象，这样会耐听一点。所以作为创作的作品，里面应该有很多阅读的层次，可能会显得暧昧一些。
那你个人在哪些地方比较鲜明？
可能在访问的时候，（笑）或者对公共的事情表达意见的时候。我有鲜明的意见，但在音乐里面我觉得并不一定需要有。
还有一个外界对你的印象，就是你在达明一派里是更强势的那个人。
（笑）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岗位。可能因为我需要讲很多话，所以容易给人这样的感觉。刘以达的强势在他的音乐里面，每个人的角色不同。
达明一派去年借“25周年”复出，但都不是真正的成立25周年。
其实没什么所谓，看你从哪一年开始计的。对我来说，想做就做了。
为什么2012年想做呢？
我想因为2012年开始，大家联络得多了。之前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我在忙我自己的唱片，他在忙他的《希望之旅》。刚好在2012年，大家觉得都有时间，就开始说要不要做。
那次演出和你50岁有没有关系？是否想给自己的50岁留个纪念？
都没想太清楚，可能心底里面有。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认识了这么多年，都不年轻了，趁有机会在一起玩，不如做吧。有时见到这么多人一个个离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