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人骆一禾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为诗歌界留下了丰富的诗歌创作和深刻的诗学财富，他企图以诗歌为宗教，去“照出”“救赎”身处苦难与欲望中的人类，其诗开拓了当代诗歌中的宗教叙事模式，在诗歌史上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骆一禾 宗教叙事 圣徒诗人
　　骆一禾（1961-1989），曾任职于《十月》杂志，1989年因突发脑溢血离世，年仅二十八岁。其作品散见于《诗刊》《青年诗坛》《滇池》《山西文学》《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后被集结出版为《骆一禾诗全编》（1997）《骆一禾的诗》（2010）。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诗作，而且创建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较早发现并阐释了海子、西川等诗人的诗歌创作价值。骆一禾虽被诗歌批评家吴思敬先生称为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三剑客”之一，同海子、西川并称，但当今诗学界并没有给予骆一禾的诗歌创作、诗学主张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使其成为了“被遗忘的诗人”。
　　一、诗人命运：“一座被遮蔽的山峰”
　　骆一禾、海子两位挚友诗人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纪念海子的活动如火如荼，包括大型海子诗歌朗诵音乐会、海子墓地祭奠、海子诗歌研讨会等，诗人西渡曾经疾呼道：“在他去世的长达二十年间，批评界几乎没有贡献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对其诗歌的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诗人、批评家陈超曾在纪念骆一禾的文章中痛心地写道：“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在现代汉诗的历史上，旷日长久地被称为是‘倾听者’，受到严重的遮蔽，这是诗界的失察。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更不应有心肠再继续沉默下去。”诗人西渡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无论对于阅读还是批评，骆一禾都是一座被遮蔽的山峰”。
　　从上述诗人、批评家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被遮蔽者的诗人形象。这与诗人海子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海子及其诗歌被经典化之后，他的光芒就像一只熊熊燃烧炸裂的火球，吞噬着和他相似的诗人群体，骆一禾即在其中。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写道：“每一位诗人的发轫点乃是一种较之普通人更为强烈的对‘死亡的必然性’的反抗意识。”因这种反抗意识，而采取与同类型诗人逆反式甚至有意误读的形式突破前辈诗人的影响。但是骆一禾的被遮蔽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其个人境遇和诗歌创作同海子相仿、遭遇相似;诗歌相类，容易被视作附带研究，甚至忽略，其独特性并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另一方面其诗学追求迥异于当代汉语诗界，充满宗教意念，属于智性哲思范畴，难以获得大范围的认同。可喜的是，近年来在陈超、西渡、张清华等人的呼吁和努力下，重新编辑出版工作了《骆一禾的诗》，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被遗忘的诗人即将“浮出历史的地表”，以其骆一禾式独有的方式，重新站立在世人的面前。
　　二、诗歌创作：“圣徒救赎人类”
　　骆一禾的诗歌充满着神性色彩和宗教意蕴，他在《零雨其潆——纪念两个故人》诗中自述写作本心：“让我的诗歌不再是诗歌/而是一次追荐宴，一首安魂曲，或者是一次英灵齐在的大弥撒”。这一创作倾向间接赋予了诗人以圣徒的身份去践行使命，这也是他所认同和执拗的。这一圣徒身份在其诗歌中不停地撩动和萦绕骆一禾的内心，在《桨——有一个圣者》（1981）中“有一个神圣的人/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漫游时代》（1989）中“漫游者深入麦浪/不可知的阴凉、我自身的影子”;《渡河》（1989）中“当年我只身一人跋涉/我只身一人渡河/石头飘过面颊”;等等，有痕迹可循，圣徒情结在其唯一一部完成的长诗《世界的血》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和充分表达。此诗写作历时五年，在其七年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诗人极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可以这样认为，骆一禾留下的唯一的这首长诗就是骆一禾诗歌的全部，因为“对骆一禾来说，短诗写作不过是其长诗写作的准备和练习”。全诗一共分为六章，以第一章“飛行”始，以第六章“屋宇”终。表面上看，全诗千头万绪，每个章节都可独立成诗，颇似一部抒f青组诗。事实上，骆一禾在诗中构建了宗教意涵丰富的诗歌“潜在结构”：圣徒“人世一度世—离世”。
　　圣徒“人世”。圣徒“飞行”于万千大地，俯视江流、港湾、河口、田野、海洋、平原、鹿群、森林、高峰以及人类，世间万物皆收于其内心，尤为关注处于“大火球”中受难的人类并发出感叹，“世界是个大火球”“在这个辽阔无边的世界上，只有人间是这么苦难，世世代代建立在我的身上”。圣徒“度世”。诗人以圣徒的视角，呈现出一个孤独的布道者形象，历经苦难，“走了很久很久，平原要比想象更遥远”“我越过了世纪的光线”。作为布道者的上帝并未停息自己的脚步，即使“我将招致爱慕，疏远和仇恨”;他为使命而来，“使命是我探望你们/乡村和城市/那灰瓦的脊瓴、地址和迁移者的大桥，我是你们远道而来的朋友”，他的足迹遍布春夏秋冬，从“北方的海”到雨雪的乡村。面对人类对布道者的背叛、侮辱，“我”呼喊道：“这是什么样的世界？谁的世界”以第一人称描述圣徒的受难，“故我在不问生死的烈火之畔/故我的血流穿了世界”。圣徒“离世”。圣徒人世历经苦难、折磨，替人类忍受痛苦，而鲜血流满世界“离世”而去。他在结语中告诫人类，“真理只能生存百年，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激荡在我们奔腾的大限/只有在屋宇的筑造当中，这才是我们获得的：今天/这人类所产生的都会消失”。人类的短暂命途似乎不值一提;只有敢于面对苦难，才可获得拯救。诗中结尾处写道：“我所创立的屋宇和艺术，头顶有朝霞穿过狮子过海而来，不惧死亡者/必为生命所战胜”。住进上帝留下的不朽的“屋宇”（教堂），抑制个人的贪欲，以博爱之心示人，人类才可以度过漫长的黑夜。
　　三、诗学追求：“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
　　骆一禾的诗歌并不是以人的身份吟咏个体的情感悲欢，而是以圣徒之心去关注人类这一整体的生存境遇，常含舍身救人的圣者气质。也许骆一禾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骆一禾却是诗歌界少有的圣徒，为人类写诗，去抚慰处于苦难、困窘中的人类，给之以生存的信念与力量。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对于骆一禾的研究多偏重于对其具体诗篇或意象的解读，而骆一禾整体的诗学追求是被忽略的，甚至说是被误读的。骆一禾毫不讳言自身对西方哲性诗歌的迷恋和推崇，在1987年给广西年轻诗人刘频的投稿的回信中谈到“实际上，从父本、神本的另一存在，神日彼岸人日无的宇宙星背景上凿出了主题的只有三人。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并且亲自创作了《为了但丁》《巴赫的十二圣咏》《航海记》等致敬诗歌。在这些先哲身上，骆一禾所吸取的不仅仅是诗歌形式与结构，更是一种诗歌精神与理想：在诗歌吟唱中建立起自己的救赎王国——“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正如诗人西渡所指出的那样，“‘圣’代表了骆一禾诗歌的主体形象，它是骆一禾的诗歌抱负、人文关怀、人格理想的象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
　　面对被金币、平庸和世俗包围的20世纪80年代，骆一禾的理想是崇高的，经过智性思考的，那即是诗歌照亮普罗大众，毅然举起了“为诗辩论”的大旗。骆一禾在《诗歌》中写道：“诗歌照出了白昼/照出了那些被压倒在空气下面的，疲累的人/那些被忽视在河床下/如卵石一样沉默的人，意在改变命运的人，无力改变命运的人”。他执着地描述“生为弱者”的苦难，描述那些“活过”“爱过”“死过”一去不回头的人。骆一禾回答了物质时代人们对诗歌的仇恨和功能的质疑，诗歌不是颂歌，不是宣传机器，不是变样的小说体，而是希望用诗歌“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为“弱者”提供一种信念与支撑。和当时多数诗人关注启蒙命题，并极力地控诉和呐喊相比，骆一禾的诗歌追求更为形而上，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及其对于人类的救赎。这些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界是独树一帜，可成流派的艺术追求。长诗思维和宗教情结和其诗歌理想相互配合，共同营造了其创作中独特的诗歌魅力。
　　四、结语：“客死在不知不觉的人间”
　　骆一禾曾在勉励青年诗人刘频时谈到“文学是一个广大的公墓，里面林立着多少无名者的墓碑”，必须不断地进步;也曾在诗中描述一粒雪花降落在干燥的大地时写到“微雨零潆，客死在不知不觉的人间”。这些就像偈语似乎预言着骆一禾其人其诗的命运。孤寂的骆一禾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中，常以圣徒自居，给自己预设了一个间离者的身份，俯瞰人间万物，生发无限的悲悯和救赎生灵的愿望，坚守了对于苦难的关注，对于生存于“不知不觉的人间”的人的关注。但和雪花一样，他唯有一客死人间的命运。不知不觉或者后知后觉的人间，并没有给诗人应有的神的使者的地位，而任其埋没于“荒草”之间。
　　正如学者胡书庆先生所说，“骆一禾的诗，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心智熔炼所徐徐涌出的诗语熔流，更适合人的心智去做一些生命哲学抚触”。但是，这需要时间来验证，更需要热爱与关注苦难解放的人们来智性思考。他弥漫着宗教氛围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想，为当代诗歌注入了神性的光芒，它带着普罗米修斯的勇敢与无畏，给中国当代诗歌注入了救赎与开悟的元素，足以媲美当代最伟大的诗歌。我们有理由相信，骆一禾的寂寞是暂时的，因为带领人类摆脱苦难、寻求救赎的先知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其应有的圣者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