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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ee如今的处境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低调。他的身上或多或少总聚焦着目光。
在“老巨头”微软历史性的变革时期，作为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全球研究院负责人，他所掌舵的业务板块，显得尤为举足轻重。
毕竟，微软全球研究院，在保证微软现有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更肩负大胆探索全新空间的使命。这决定着微软的未来。
而与微软同时代诞生的科技公司，那些痛苦的甚至是失败的转型经历，依旧是令科技界唏嘘的话题：惠普和赛门铁克的拆分、戴尔和黑莓的私有化、IBM季度利润大幅下降等，因此“老巨头”微软的变革走向格外引人注目。看向Peter Lee的目光，也开始有期待，有怀疑，有淡然……
这位曾任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技术项目负责人的计算专家，却默默地让所有投向他的目光灿然一亮：前不久由微软亚洲研究院组织的一年一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人们惊喜地发现，微软的创新正在变得更加激进。
温和与冒险并非无法统一
看来温和与冒险并非无法统一。这是从Peter Lee身上，大家看到的一个无比和谐的“矛盾”。Peter Lee于2010年加入微软，担任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随后，他全面负责微软美国境内研究项目的运营，直到2013年7月全面接手微软研究院。目前，负责领导微软研究院在全球多个研究机构和1000多名科学家与工程师，涉及算法及理论、人机交互、机器学习、多媒体和图形、搜索、安全、社会计算以及系统、架构、移动和网络等多个领域。
Peter还是美国计算机协会院士（ACM Fellow），曾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也曾为美国众议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以及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提供专业支持。
这一系列头衔和经历的闪亮光芒，并没有遮住Peter Lee身为亚裔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温和与谦逊。坐在Peter对面，很难感觉到一个世界级公司高管的气场，他平和得像是你大学的计算机系主任。尽管血统里有无法抹去的亚洲文化的内敛与儒雅之风，却并不妨碍在Peter内心充满一个美国人天生俱有的冒险精神。
Peter 常在微软内部和同事分享一个故事：Peter小时候一直对过山车充满向往，有一天终于得偿所愿坐上了过山车，当过山车缓慢爬上坡顶，准备俯冲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一个错误！可是当时我已经无法下来了”。Peter充满惊恐硬着头皮随过山车俯冲，却发现这个过程并不像在山顶时自己想象的那样可怕，马上兴奋地要求再坐一次。“今天的微软转型就像坐在过山车上一样，已经爬上了坡顶，没有后退的可能。虽然起初会有担心，但是一旦翻过这个坡，就会豁然开朗，并且非常珍惜这个过程。”
在一个冒险精神的掌舵者带领下，就不难理解微软的创新为何正在变得激进。
Peter在本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演示了一个名为“Skype Translator”的实时语音翻译技术，这是一个把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用于Skype的技术。当两个不同语言的人通过Skype进行语音或视频通讯时，Skype Translator可以自动为双方做实时翻译并用语音播放出来。这项技术应用了语音识别、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深层神经网络技术等多项微软研究院的多年研究成果，一旦能够实现大规模商用，将为Skype建立在统一通信市场强大的竞争优势。
“Skype Translator能够问世并被部署到Skype中，其动力不是源于对盈利的追求，而是微软对成长的追求。当微软CEO Satya谈到‘成长’这个概念的时候，指的是那些能够让微软在长期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技术。” Peter表示。而Skype Translator在并未达到成熟商用的情况下，就于今年11月初发布了公众预览版，也是微软对创新的观点有所转变，从原来几年一个版本的保守节奏，转而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度。
Catapult项目是微软研究院积极推进的另一个激进项目。在微软CEO Satya“云为先、移动为先”的战略下，微软研究院也在积极思考如何改进当前的云基础架构。现在的云基础设施，由于增长的速度过快，当云数据中心超过一定规模后将面临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的挑战。微软研究院积极思考能否有其他可替代技术实现云数据中心的可持续增长，这项技术就是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之前广泛应用于通信、消费电子、工业控制、测试测量等微型电子电气领域，几乎没有被应用于大型数据中心。微软研究院于今年6月宣布成功完成测试，将FPGA技术应用于Bing云数据中心，效果相比于传统服务器在处理Bing的自定义算法时快出40倍、比Bing现有的系统快出2倍、可缩减一半现有服务器数量等。FPGA技术加速了大量数据在服务器上的处理过程，帮助解决大数据难题，满足了巨大的分布式工作负载需求。9月，百度即快速跟进，宣布将把FPGA技术用于自己的数据中心。
创新瞄准“全垒打”
另一个Peter经常分享的就是打棒球的经历。在美国，棒球是一项非常流行的运动。棒球的基本规则，是一个投球手负责扔球，一个击球手负责击球，击得越远，得分的可能性就越高，最高分属于“全垒打”。对于击球手而言，通常有两个策略，一个是瞄准来球、缓慢击球，这样能准确打到球，但力度比较小，通常只能跑一垒或二垒;另一个是瞄准来球、使尽全力击球，这个时候由于注意力在用力挥球棒上，击球准确度将下降，但击球力度大大提高，有可能打出“全垒打”的效果。“今天微软研究院同时采用这两种策略，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为短期内的微软产品提供精确的支持，但也要考虑‘全垒打’的效果，要大胆探索全新的空间，确保微软能够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
Peter有一个创新四象限理论，他把创新分为四类：关键任务型创新、持续型创新、颠覆型创新及未来蓝天型创新，分别对应于处理当前紧急问题、改进现有技术、颠覆型技术以及面向未来的实验型技术四大类任务。Peter认为，对于微软来说，必须在这四个领域都有所投入，特别是未来蓝天型创新，对一个企业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那些不断对未来技术进行投入，寻找到了一个又一个“黑天鹅”的企业，才有可能在历史的大潮中生存下来，并成功建立一代又一代核心竞争力。
对于“未来蓝天型创新”，Peter并未给出具体的例子，相反他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创新个体，把“赌注”压在人的身上而非具体的未来产品。因为只有“人”才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意，而诸多的创意中产生未来技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只关注一两个所谓“未来技术”。为了给微软研究院创造更好的创新氛围，Peter提倡去组织化管理，让研究员获得更多的自由，这就是所谓“无序（disorganization）”创新，或是松散型创新组织。如今的微软，赋予了研究员更多的自由，包括可以在竞争对手平台上进行研究，或是把微软的技术与竞争对手的技术进行嫁接，比如微软研究员可以基于iOS、安卓等平台进行研究。此外，Peter也不给微软研究员限定研究方向，给他们创造了非常宽松的环境，让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的“好奇心”选择研究方向。
“当然，我们也非常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Satya及Harry（沈向洋）都非常支持加强研究员与产品团队的紧密合作。”Peter介绍，微软研究院目前把高级研究员分散到微软的产品开发小组中，从产品开发规划开始就介入到项目里，直接把微软研究院的成果嵌到微软产品与服务中。
就在本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前夜，Peter还深夜收到Satya的电话，询问关于“深度问答系统”的问题。“深度问答系统”就像Bing搜索提供的功能，可以直接在Bing搜索框中输入一个问题，Bing搜索可以直接返回答案。“如果微软的研究员们听到CEO在问某一个技术问题，当然会更有动力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
Peter表示，在微软CEO Satya的直接支持下，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被释放了想象力。这也符合Peter的风格，酷爱飙车的他，去年带着刚刚领到驾照的儿子体验了一把赛车瘾。同样也是去年，他带着儿子去微软印度研究院实习，他完成了工作后就回国了，留下16岁的儿子独自一人在印度待了5周，完成了实习项目。“虽然我其实也很担心，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值得。我儿子如今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年轻人。” Peter说。
今天的微软，就需要成为这样一个“非常自信的年轻人”。
在“老巨头”微软历史性的变革时期，作为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全球研究院负责人，他所掌舵的业务板块，显得尤为举足轻重。
毕竟，微软全球研究院，在保证微软现有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更肩负大胆探索全新空间的使命。这决定着微软的未来。
而与微软同时代诞生的科技公司，那些痛苦的甚至是失败的转型经历，依旧是令科技界唏嘘的话题：惠普和赛门铁克的拆分、戴尔和黑莓的私有化、IBM季度利润大幅下降等，因此“老巨头”微软的变革走向格外引人注目。看向Peter Lee的目光，也开始有期待，有怀疑，有淡然……
这位曾任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技术项目负责人的计算专家，却默默地让所有投向他的目光灿然一亮：前不久由微软亚洲研究院组织的一年一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人们惊喜地发现，微软的创新正在变得更加激进。
温和与冒险并非无法统一
看来温和与冒险并非无法统一。这是从Peter Lee身上，大家看到的一个无比和谐的“矛盾”。Peter Lee于2010年加入微软，担任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随后，他全面负责微软美国境内研究项目的运营，直到2013年7月全面接手微软研究院。目前，负责领导微软研究院在全球多个研究机构和1000多名科学家与工程师，涉及算法及理论、人机交互、机器学习、多媒体和图形、搜索、安全、社会计算以及系统、架构、移动和网络等多个领域。
Peter还是美国计算机协会院士（ACM Fellow），曾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也曾为美国众议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以及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提供专业支持。
这一系列头衔和经历的闪亮光芒，并没有遮住Peter Lee身为亚裔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温和与谦逊。坐在Peter对面，很难感觉到一个世界级公司高管的气场，他平和得像是你大学的计算机系主任。尽管血统里有无法抹去的亚洲文化的内敛与儒雅之风，却并不妨碍在Peter内心充满一个美国人天生俱有的冒险精神。
Peter 常在微软内部和同事分享一个故事：Peter小时候一直对过山车充满向往，有一天终于得偿所愿坐上了过山车，当过山车缓慢爬上坡顶，准备俯冲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一个错误！可是当时我已经无法下来了”。Peter充满惊恐硬着头皮随过山车俯冲，却发现这个过程并不像在山顶时自己想象的那样可怕，马上兴奋地要求再坐一次。“今天的微软转型就像坐在过山车上一样，已经爬上了坡顶，没有后退的可能。虽然起初会有担心，但是一旦翻过这个坡，就会豁然开朗，并且非常珍惜这个过程。”
在一个冒险精神的掌舵者带领下，就不难理解微软的创新为何正在变得激进。
Peter在本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演示了一个名为“Skype Translator”的实时语音翻译技术，这是一个把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用于Skype的技术。当两个不同语言的人通过Skype进行语音或视频通讯时，Skype Translator可以自动为双方做实时翻译并用语音播放出来。这项技术应用了语音识别、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深层神经网络技术等多项微软研究院的多年研究成果，一旦能够实现大规模商用，将为Skype建立在统一通信市场强大的竞争优势。
“Skype Translator能够问世并被部署到Skype中，其动力不是源于对盈利的追求，而是微软对成长的追求。当微软CEO Satya谈到‘成长’这个概念的时候，指的是那些能够让微软在长期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技术。” Peter表示。而Skype Translator在并未达到成熟商用的情况下，就于今年11月初发布了公众预览版，也是微软对创新的观点有所转变，从原来几年一个版本的保守节奏，转而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度。
Catapult项目是微软研究院积极推进的另一个激进项目。在微软CEO Satya“云为先、移动为先”的战略下，微软研究院也在积极思考如何改进当前的云基础架构。现在的云基础设施，由于增长的速度过快，当云数据中心超过一定规模后将面临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的挑战。微软研究院积极思考能否有其他可替代技术实现云数据中心的可持续增长，这项技术就是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之前广泛应用于通信、消费电子、工业控制、测试测量等微型电子电气领域，几乎没有被应用于大型数据中心。微软研究院于今年6月宣布成功完成测试，将FPGA技术应用于Bing云数据中心，效果相比于传统服务器在处理Bing的自定义算法时快出40倍、比Bing现有的系统快出2倍、可缩减一半现有服务器数量等。FPGA技术加速了大量数据在服务器上的处理过程，帮助解决大数据难题，满足了巨大的分布式工作负载需求。9月，百度即快速跟进，宣布将把FPGA技术用于自己的数据中心。
创新瞄准“全垒打”
另一个Peter经常分享的就是打棒球的经历。在美国，棒球是一项非常流行的运动。棒球的基本规则，是一个投球手负责扔球，一个击球手负责击球，击得越远，得分的可能性就越高，最高分属于“全垒打”。对于击球手而言，通常有两个策略，一个是瞄准来球、缓慢击球，这样能准确打到球，但力度比较小，通常只能跑一垒或二垒;另一个是瞄准来球、使尽全力击球，这个时候由于注意力在用力挥球棒上，击球准确度将下降，但击球力度大大提高，有可能打出“全垒打”的效果。“今天微软研究院同时采用这两种策略，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为短期内的微软产品提供精确的支持，但也要考虑‘全垒打’的效果，要大胆探索全新的空间，确保微软能够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
Peter有一个创新四象限理论，他把创新分为四类：关键任务型创新、持续型创新、颠覆型创新及未来蓝天型创新，分别对应于处理当前紧急问题、改进现有技术、颠覆型技术以及面向未来的实验型技术四大类任务。Peter认为，对于微软来说，必须在这四个领域都有所投入，特别是未来蓝天型创新，对一个企业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那些不断对未来技术进行投入，寻找到了一个又一个“黑天鹅”的企业，才有可能在历史的大潮中生存下来，并成功建立一代又一代核心竞争力。
对于“未来蓝天型创新”，Peter并未给出具体的例子，相反他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创新个体，把“赌注”压在人的身上而非具体的未来产品。因为只有“人”才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意，而诸多的创意中产生未来技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只关注一两个所谓“未来技术”。为了给微软研究院创造更好的创新氛围，Peter提倡去组织化管理，让研究员获得更多的自由，这就是所谓“无序（disorganization）”创新，或是松散型创新组织。如今的微软，赋予了研究员更多的自由，包括可以在竞争对手平台上进行研究，或是把微软的技术与竞争对手的技术进行嫁接，比如微软研究员可以基于iOS、安卓等平台进行研究。此外，Peter也不给微软研究员限定研究方向，给他们创造了非常宽松的环境，让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是自己的“好奇心”选择研究方向。
“当然，我们也非常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Satya及Harry（沈向洋）都非常支持加强研究员与产品团队的紧密合作。”Peter介绍，微软研究院目前把高级研究员分散到微软的产品开发小组中，从产品开发规划开始就介入到项目里，直接把微软研究院的成果嵌到微软产品与服务中。
就在本届“21世纪的计算”大会前夜，Peter还深夜收到Satya的电话，询问关于“深度问答系统”的问题。“深度问答系统”就像Bing搜索提供的功能，可以直接在Bing搜索框中输入一个问题，Bing搜索可以直接返回答案。“如果微软的研究员们听到CEO在问某一个技术问题，当然会更有动力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
Peter表示，在微软CEO Satya的直接支持下，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们被释放了想象力。这也符合Peter的风格，酷爱飙车的他，去年带着刚刚领到驾照的儿子体验了一把赛车瘾。同样也是去年，他带着儿子去微软印度研究院实习，他完成了工作后就回国了，留下16岁的儿子独自一人在印度待了5周，完成了实习项目。“虽然我其实也很担心，但我觉得这样做很值得。我儿子如今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年轻人。” Peter说。
今天的微软，就需要成为这样一个“非常自信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