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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近年来，辽宁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从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到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规模逐步扩大，仅从200B年到2012年间，中方累计对外投资额已达到64.22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累计达到80亿美元，年均增长160%。对外投资的领域逐步拓宽，质量逐步提升，方式不断创新。从最初的国有企业为主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加入走出去的大军；从小规模小数量的尝试到现在的大规模并购跨国公司和大型工程承包：从并购粗放型的低端生产企业到高科技企业、技术品牌或营销网络。其中不乏像大连万达收购美国院线AMC公司、沈阳机床并购德国希斯公司这样的收购案例。工程承包方面，以沈阳远大集团承包俄罗斯联邦大厦项目和特变电工承包菲律宾班乃岛输电线路工程等为代表的大型项目也逐年增加。
企业“走出去”过程的问题
伴随着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走出去的企业迅速增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各种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特别是安全问题更是尤为突出。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美国因次贷危机发展缓慢，欧洲又深陷债务危机，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不安，社会治安环境令人担忧。中国境外施工人员接连发生遭劫持和绑架事件，先后在苏丹和埃及发生中国工人遭劫持事件使中国驻外人员的安全问题突显出来。2011年利比亚的局势动荡，中国紧急实施了大规模撒侨，由此带来的项目合同损失多达数百亿元。这些还仅仅是境外安全状况的冰山一角，如此高频率的突发事件引发了各界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应该被忽视，昂贵的学费应该换来宝贵的经验。
为此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出台了加强境外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辽宁省也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辽宁省境外中资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辽宁省境外中资企业和机构安全管理规定》、《辽宁省境外中资人员安全守则》等。同时，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人身安全上，境外的资产安全同样重要，对投资风险的管控在一段时间之内被人们所忽视，企业往往追求大规模的项目，甚至好大喜功，只重业绩，不重调查研究，盲目投资，忽视风险，为资产的安全留下了隐患。所以，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投资风险控制问题应该是“走出去”工作的重中之重。
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中的客观风险
（1）全球国别环境差异化和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地区间的环境差异巨大，其中涉及多国利益等复杂问题。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进行投资，其风险是巨大的。2011年初利比亚撒侨事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根据商务部事后公布的信息，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工程共有50项，涉及合同金额是188亿美元，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经营项目进展和经营状况受到重大影响。同样，近年来世界局势动荡多变，在聚集了大量中国企业工程承包和劳务的非洲地区，大量的恐怖袭击、境外施工人员接连发生遭劫持和绑架事件，也成为严重威胁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虽然高风险伴随的往往是高额的回报，但如果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只见利益而忽视风险，那么，一旦发生类似利比亚的问题，企业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2）政治环境不稳定，政策、法规的不连续等风险
投资所在国的高层动荡、领导人换届、政变等重大变动往往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造成政治环境不稳定、政策法规等缺乏连续性、合同和合作关系变更等，都会给中国企业境外发展的空间和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例如，俄罗斯近年来不断提高石油和木材的出口关税，导致中国投资俄罗斯木材及加工业的企业遭受损失。此外，俄罗斯2006年底整顿批发零售市场秩序，调整和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致使大量中国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泰国新政府修订《外国人经商法》，外资公司因此必须调整股份结构，使许多中国境外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非洲地区近年来频繁发生政变，上世纪90年代的塞拉利昂、科莫多等，加上近年的尼日尔、毛里塔尼亚、马里，非洲几乎年年都有政变发生。国家动荡、高层更替，政策常有重大的调整，由此相关的人事关系、合作关系、利益分配的变化都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造成了重大冲击。
（3）不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宗教、习俗等所带来的风险
另一个风险体现在与东道国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成为企业对外投资成败与否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价值观等方面容易形成较大差异。例如，在中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对“走出去”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欧美等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同样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道难题，往往出现并购企业容易，但真正整合企业资源和人员却很难。如何去化解矛盾、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双方的优势，都需要管理者更多的运用他们的智慧。不了解这种差异的文化背景，不尊重当地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大规模群体事件，事关企业员工的安全和投资的成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应该努力化解这种差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保证对外投资合作的稳步发展。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主观风险
（1）对国外投资环境没有进行深入调研，盲目投资
随着对外投资和合作在数量上的迅猛发展，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存在着相对滞后的问题。在投资数据大幅增长的背后，大量企业对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没有进行深入的调研，对当地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文化宗教等背景没有深刻的了解，对国际通用的规则不清楚。部分企业对政治动荡、战争、恐怖主义等风险较大的国家缺少防范意识。更有部分企业照搬国内模式，结果水土不服，造成巨额亏损。如辽宁一家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案例就极为典型，这家企业缺少前期调查和研究，对工程的地质情况以及当地法律、经济、政治环境等都缺乏了解，他们照搬国内的经营方法，却忽视了合同本身对我方的不利因素以及当地的法律和市场环境，与合作企业产生纠纷，造成重大亏损。 （2）合同等法律材料不完善、操作的程序和渠道不规范
一些企业在不了解国外投资环境又缺少相关的专业人才的情况下，存在侥幸心理，一不借助相关的咨询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帮助；二不通过中国信保等政策性保险机构来降低投资风险：三不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融资和汇兑等业务。一旦出现商业纠纷，法律合同等材料的不完善，缺少正规渠道的有法律效应的相关证明文件，往往会让企业在纠纷中处于极为不利位置。一旦面临战争、汇兑限制、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时，没有相应的保险，会让企业得不偿失。为贪图小利，却吃了大亏，让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如辽宁省某企业在国外一个铁矿石项目就因为初期的不规范操作和相关合同条款的缺失而在后期处理纠纷中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
除了外界环境的客观原因之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原因，特别体现在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企业国际风险防范意识不足，风险防范能力亟待提高。具体体现在：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企业的管理层对国外的法律环境、经营环境往往不熟悉。同时，大量的民营企业经营模式落后，保留着家族式管理模式，企业普遍缺少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运营机制和人才储备，在走出去的实践中不得不盲目照搬国内的经验和方法，企业管理者不熟悉国外环境和国际通用的规则，到国外后，往往水土不服，付出惨痛的代价。
（4）企业间缺少行业协调机制，各自为政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是，企业各自为政，企业间缺少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在很多地区和行业，出现了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部分的不发达国家的基建行业，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往往互相竞价，把当地的工程承包价格压得很低，甚至一些企业为抢夺市场，采取低价中标的策略，不仅自己亏损经营，也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了当地市场的混乱。在对外投资和并购方面，同样存在着企业信息不畅、缺少协同作战机制，往往出现哪里有钱赚，企业就一窝蜂地冲过去，结果市场迅速饱和，造成盲目投资，投资收益得不到保证。
企业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的对策
结合辽宁对外投资合作的现状，为推动企业“走出去”工作健康发展，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外投资风险的管控：
（1）如何规避国别环境风险
企业要对目标国国情、法律法规、环境治理标准、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首先应尽量避开战乱政变频繁、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其次，鉴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合作不能照搬国内投资的经验，而应该实行中外和谐管理的策略，在一定程度对境外企业和项目进行本土化，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尊重当地员工的信仰、习俗和生活习惯。管理上应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建立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和谐的境外企业环境。其次，还要注意企业形象的建立，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要遵循坦诚相待、互相尊重的原则，树立企业在当地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这是促进企业的对外投资顺利进行的基础。良好的企业形象给企业创造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
（2）如何规避政治、法律等风险
首先，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要对投资区域进行慎重选择，在规避如战争、恐怖主义等重大风险的同时，要详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企业对外进行投资，有可能面临战争、汇兑限制、政府违约等风险。可利用包括中国驻外使领馆和经商处等机构进行了解。调查分析的内容不仅包括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政策的一致性、政府违约的可能性，还要包括与对外投资相关的体制和法律。其次，借助中国信保等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投资保险以对冲可能存在的政治性风险。同时企业应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沟通，要注意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对外投资中的有关问题和事项，必要时寻求驻外使领馆、经商处等政府机构的帮助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另外，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还应当借助相应的管理和中介机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还可以在并购投资中提供法律、财务和背景方面的调查，帮助企业规避外部风险。
（3）企业和国家应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企业应着力培养适应国外投资环境的人才，转变经营模式，吸引精通外语、熟悉国外投资环境、法律、风俗等的专业人才加入到管理队伍中，同时在国外的投资项目中，积极推动国外项目和企业的本地化，聘用当地的管理人才，配合中方的管理人员，把投资和管理队伍建设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政府和高校等社会机构应针对性的培养对外投资和管理方面的人才，高校可设置相应的专业，聘请企业中有对外投资和管理经验的资深人士授课，或企业和高校间建立定向培养机制，既解决了企业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也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高校的教育和企业的实际需求挂钩，使社会的人才培养更具成效，从而解决对外企业人才缺口问题。
（4）企业、政府和社会力量联合构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建立预警制度。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与国家相关的研究机构、投行、保险等专业机构配合，加强对热点地区安全形势的监测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专业准确的参考信息。定期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给企业防范境外风险提供指导，组织企业境外有关人员进行境外安全培训，政府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帮助企业解决遇到境外风险问题等等。二是政府部门和商业协会联动，强化监管。对到高风险国家设立企业和实施项目，进行安全审核，严格控制，对不具备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企业和不具备相应的融资、保险等保障的企业限制其进行投资。行业协会对相关的行业进行协调，组织企业通过协商等方式合理竞争，避免恶性竞争和地区投资的均衡发展。确保企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三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外投资合作统计，覆盖在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信息。一旦境外出现问题，能迅速掌握信息，为妥善处置境外安全事件提供有效保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相对较短、缺乏经验，大量的海外投资失败案例和巨额亏损都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必须痛定思痛，正面对待，不埋怨，不气馁，认真总结，采取各种措施防范投资的风险，同时制定正确的对外投资政策。对外投资企业必须加快对外投资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尽早培养出高素质、高技术的投资管理队伍，同时加强对国际投资市场的研究，深入细致的了解，做到尽可能的熟悉和掌握。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要和其他国家、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互交换有关投资市场的情报信息。要建立完善的国际投资市场监测、预警机制，使投资市场的各种变化都能处于监视之下，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多种举措，齐抓共管，将中国的对外投资风险降到最低，从而实现对外投资的安全管理。
近年来，辽宁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从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到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规模逐步扩大，仅从200B年到2012年间，中方累计对外投资额已达到64.22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累计达到80亿美元，年均增长160%。对外投资的领域逐步拓宽，质量逐步提升，方式不断创新。从最初的国有企业为主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加入走出去的大军；从小规模小数量的尝试到现在的大规模并购跨国公司和大型工程承包：从并购粗放型的低端生产企业到高科技企业、技术品牌或营销网络。其中不乏像大连万达收购美国院线AMC公司、沈阳机床并购德国希斯公司这样的收购案例。工程承包方面，以沈阳远大集团承包俄罗斯联邦大厦项目和特变电工承包菲律宾班乃岛输电线路工程等为代表的大型项目也逐年增加。
企业“走出去”过程的问题
伴随着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走出去的企业迅速增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各种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特别是安全问题更是尤为突出。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美国因次贷危机发展缓慢，欧洲又深陷债务危机，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不安，社会治安环境令人担忧。中国境外施工人员接连发生遭劫持和绑架事件，先后在苏丹和埃及发生中国工人遭劫持事件使中国驻外人员的安全问题突显出来。2011年利比亚的局势动荡，中国紧急实施了大规模撒侨，由此带来的项目合同损失多达数百亿元。这些还仅仅是境外安全状况的冰山一角，如此高频率的突发事件引发了各界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不应该被忽视，昂贵的学费应该换来宝贵的经验。
为此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出台了加强境外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辽宁省也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辽宁省境外中资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辽宁省境外中资企业和机构安全管理规定》、《辽宁省境外中资人员安全守则》等。同时，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人身安全上，境外的资产安全同样重要，对投资风险的管控在一段时间之内被人们所忽视，企业往往追求大规模的项目，甚至好大喜功，只重业绩，不重调查研究，盲目投资，忽视风险，为资产的安全留下了隐患。所以，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投资风险控制问题应该是“走出去”工作的重中之重。
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中的客观风险
（1）全球国别环境差异化和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地区间的环境差异巨大，其中涉及多国利益等复杂问题。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进行投资，其风险是巨大的。2011年初利比亚撒侨事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根据商务部事后公布的信息，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工程共有50项，涉及合同金额是188亿美元，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经营项目进展和经营状况受到重大影响。同样，近年来世界局势动荡多变，在聚集了大量中国企业工程承包和劳务的非洲地区，大量的恐怖袭击、境外施工人员接连发生遭劫持和绑架事件，也成为严重威胁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虽然高风险伴随的往往是高额的回报，但如果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只见利益而忽视风险，那么，一旦发生类似利比亚的问题，企业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2）政治环境不稳定，政策、法规的不连续等风险
投资所在国的高层动荡、领导人换届、政变等重大变动往往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造成政治环境不稳定、政策法规等缺乏连续性、合同和合作关系变更等，都会给中国企业境外发展的空间和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例如，俄罗斯近年来不断提高石油和木材的出口关税，导致中国投资俄罗斯木材及加工业的企业遭受损失。此外，俄罗斯2006年底整顿批发零售市场秩序，调整和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致使大量中国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泰国新政府修订《外国人经商法》，外资公司因此必须调整股份结构，使许多中国境外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非洲地区近年来频繁发生政变，上世纪90年代的塞拉利昂、科莫多等，加上近年的尼日尔、毛里塔尼亚、马里，非洲几乎年年都有政变发生。国家动荡、高层更替，政策常有重大的调整，由此相关的人事关系、合作关系、利益分配的变化都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造成了重大冲击。
（3）不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宗教、习俗等所带来的风险
另一个风险体现在与东道国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成为企业对外投资成败与否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价值观等方面容易形成较大差异。例如，在中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对“走出去”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欧美等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同样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道难题，往往出现并购企业容易，但真正整合企业资源和人员却很难。如何去化解矛盾、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双方的优势，都需要管理者更多的运用他们的智慧。不了解这种差异的文化背景，不尊重当地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大规模群体事件，事关企业员工的安全和投资的成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应该努力化解这种差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保证对外投资合作的稳步发展。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主观风险
（1）对国外投资环境没有进行深入调研，盲目投资
随着对外投资和合作在数量上的迅猛发展，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存在着相对滞后的问题。在投资数据大幅增长的背后，大量企业对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没有进行深入的调研，对当地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文化宗教等背景没有深刻的了解，对国际通用的规则不清楚。部分企业对政治动荡、战争、恐怖主义等风险较大的国家缺少防范意识。更有部分企业照搬国内模式，结果水土不服，造成巨额亏损。如辽宁一家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案例就极为典型，这家企业缺少前期调查和研究，对工程的地质情况以及当地法律、经济、政治环境等都缺乏了解，他们照搬国内的经营方法，却忽视了合同本身对我方的不利因素以及当地的法律和市场环境，与合作企业产生纠纷，造成重大亏损。 （2）合同等法律材料不完善、操作的程序和渠道不规范
一些企业在不了解国外投资环境又缺少相关的专业人才的情况下，存在侥幸心理，一不借助相关的咨询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帮助；二不通过中国信保等政策性保险机构来降低投资风险：三不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融资和汇兑等业务。一旦出现商业纠纷，法律合同等材料的不完善，缺少正规渠道的有法律效应的相关证明文件，往往会让企业在纠纷中处于极为不利位置。一旦面临战争、汇兑限制、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时，没有相应的保险，会让企业得不偿失。为贪图小利，却吃了大亏，让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如辽宁省某企业在国外一个铁矿石项目就因为初期的不规范操作和相关合同条款的缺失而在后期处理纠纷中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
除了外界环境的客观原因之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原因，特别体现在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企业国际风险防范意识不足，风险防范能力亟待提高。具体体现在：国际化经营能力普遍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企业的管理层对国外的法律环境、经营环境往往不熟悉。同时，大量的民营企业经营模式落后，保留着家族式管理模式，企业普遍缺少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运营机制和人才储备，在走出去的实践中不得不盲目照搬国内的经验和方法，企业管理者不熟悉国外环境和国际通用的规则，到国外后，往往水土不服，付出惨痛的代价。
（4）企业间缺少行业协调机制，各自为政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是，企业各自为政，企业间缺少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在很多地区和行业，出现了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部分的不发达国家的基建行业，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往往互相竞价，把当地的工程承包价格压得很低，甚至一些企业为抢夺市场，采取低价中标的策略，不仅自己亏损经营，也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了当地市场的混乱。在对外投资和并购方面，同样存在着企业信息不畅、缺少协同作战机制，往往出现哪里有钱赚，企业就一窝蜂地冲过去，结果市场迅速饱和，造成盲目投资，投资收益得不到保证。
企业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的对策
结合辽宁对外投资合作的现状，为推动企业“走出去”工作健康发展，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外投资风险的管控：
（1）如何规避国别环境风险
企业要对目标国国情、法律法规、环境治理标准、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首先应尽量避开战乱政变频繁、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其次，鉴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合作不能照搬国内投资的经验，而应该实行中外和谐管理的策略，在一定程度对境外企业和项目进行本土化，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尊重当地员工的信仰、习俗和生活习惯。管理上应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建立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和谐的境外企业环境。其次，还要注意企业形象的建立，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要遵循坦诚相待、互相尊重的原则，树立企业在当地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这是促进企业的对外投资顺利进行的基础。良好的企业形象给企业创造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
（2）如何规避政治、法律等风险
首先，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要对投资区域进行慎重选择，在规避如战争、恐怖主义等重大风险的同时，要详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企业对外进行投资，有可能面临战争、汇兑限制、政府违约等风险。可利用包括中国驻外使领馆和经商处等机构进行了解。调查分析的内容不仅包括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政策的一致性、政府违约的可能性，还要包括与对外投资相关的体制和法律。其次，借助中国信保等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投资保险以对冲可能存在的政治性风险。同时企业应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沟通，要注意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对外投资中的有关问题和事项，必要时寻求驻外使领馆、经商处等政府机构的帮助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另外，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还应当借助相应的管理和中介机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还可以在并购投资中提供法律、财务和背景方面的调查，帮助企业规避外部风险。
（3）企业和国家应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企业应着力培养适应国外投资环境的人才，转变经营模式，吸引精通外语、熟悉国外投资环境、法律、风俗等的专业人才加入到管理队伍中，同时在国外的投资项目中，积极推动国外项目和企业的本地化，聘用当地的管理人才，配合中方的管理人员，把投资和管理队伍建设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政府和高校等社会机构应针对性的培养对外投资和管理方面的人才，高校可设置相应的专业，聘请企业中有对外投资和管理经验的资深人士授课，或企业和高校间建立定向培养机制，既解决了企业专业人才紧缺的问题，也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高校的教育和企业的实际需求挂钩，使社会的人才培养更具成效，从而解决对外企业人才缺口问题。
（4）企业、政府和社会力量联合构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建立预警制度。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与国家相关的研究机构、投行、保险等专业机构配合，加强对热点地区安全形势的监测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专业准确的参考信息。定期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给企业防范境外风险提供指导，组织企业境外有关人员进行境外安全培训，政府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帮助企业解决遇到境外风险问题等等。二是政府部门和商业协会联动，强化监管。对到高风险国家设立企业和实施项目，进行安全审核，严格控制，对不具备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企业和不具备相应的融资、保险等保障的企业限制其进行投资。行业协会对相关的行业进行协调，组织企业通过协商等方式合理竞争，避免恶性竞争和地区投资的均衡发展。确保企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三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外投资合作统计，覆盖在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信息。一旦境外出现问题，能迅速掌握信息，为妥善处置境外安全事件提供有效保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相对较短、缺乏经验，大量的海外投资失败案例和巨额亏损都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必须痛定思痛，正面对待，不埋怨，不气馁，认真总结，采取各种措施防范投资的风险，同时制定正确的对外投资政策。对外投资企业必须加快对外投资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尽早培养出高素质、高技术的投资管理队伍，同时加强对国际投资市场的研究，深入细致的了解，做到尽可能的熟悉和掌握。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要和其他国家、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互交换有关投资市场的情报信息。要建立完善的国际投资市场监测、预警机制，使投资市场的各种变化都能处于监视之下，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多种举措，齐抓共管，将中国的对外投资风险降到最低，从而实现对外投资的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