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在逢年过节或者驻足异乡之时，会向远方亲友寄去一张亲手书写的精美贺卡，表达心中的挂念和祝福。礼仪老师樊井丽就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在她看来，贺卡是一种“形式含蓄、内容丰富、表达真诚”的交流工具，为她的生活平添温馨。的确，虽然只是一张简单的卡片和只言片语，但它所承载的分量和那见字如面的亲切感，是任何手机短信或聊天软件都无法媲美的。
　　满满一箱的幸福回忆
　　樊井丽家里有一个精美的小箱子，专门用来收藏多年来亲朋好友寄给自己的贺卡，有些已经泛黄，有些依旧崭新，样式各异、五颜六色。
　　身为中华女子学院礼仪课任课教师的樊井丽于2007年春季被任命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仪式与体育展示现场表演执行副组长以及特聘礼仪专家。繁忙的工作让她整日疲于应对，甚至几次萌生退意。直到2008年春节，她收到了一张来自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参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是人生难得的一段宝贵经历。希望同志们在奥运之年牢记庄严使命，弘扬奥运精神，团结协作，埋头苦干，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共铸辉煌。”这一席话使樊井丽精神为之一振，“这张贺卡无疑激励了我们每一位奥运人，要不负众望办好北京奥运会。”
　　于是她一鼓作气，直到残奥会闭幕那天，作为赛会小志愿者，樊井丽9岁的女儿朗朗以自己的方式犒劳了她心中最伟大的功臣。残奥会闭幕式上，有这样一个环节：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亲手写一张明信片，投送到场地上的邮筒中，几天后，贺卡就会被送到收信人手中。朗朗亲自为妈妈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妈妈辛苦了！当樊老师收到这张明信片时，既又意外又感动。奥运结束后，樊井丽回到学校继续教书，她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书签夹在教案里，每一次看到它，都能感到来自女儿的理解与支持，“这让我心中温暖无比。”
　　在樊井丽收藏的卡片中，有一张格外引人注目：蓝天白云之下，天安门城楼前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气而又肃穆。在她心中，这张贺卡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它来自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庆当日的天安门广场。女民兵方阵是当天整个阅兵式上最亮丽的风景线，而方阵领队张晓菲正是樊井丽的学生。在仪式结束后，张晓菲将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明信片寄给了恩师，上面写道：“感谢你在大学四年对我的培养，今天我在天安门要成为你的骄傲！”短短两行字，师生情谊溢于言表。樊井丽回忆：“在收到这张卡片那一刻，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忽然觉得，当了近20年的老师，一切辛苦都值了！”
　　在樊井丽的“贺卡专用箱”里，还有一些风景类卡片：国内的、国外的；自然的、人文的。樊井丽开玩笑说：“把它们装订到一起，就是一本通关文叠。这些贺卡几乎记录了我们一家人的所到之处。”从苏杭到西藏，从冰城到海南，从港澳到台湾，从英伦到非洲……樊老师和她的丈夫经常出差或旅行，他们有一个浪漫的小默契：无论走到哪儿，都要在当地最具特色的地方买上一张明信片写上三两句话寄给对方，和彼此分享旅行的快乐。
　　那厚厚一叠的贺卡，每一张都是一个故事。“贺卡对我来说意义很大，它传递着我和家人朋友之间的感情，是我值得一辈子珍藏的宝贝。”樊井丽如是说。
　　贺卡里的礼仪
　　“书写是中国礼仪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今社会人们若还能亲自书写信件和贺卡，是难能可贵的，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真诚。”樊井丽说，“贺卡很好地承载和延续了书写这门艺术。现代社会，贺卡更多地用于交往礼仪、商务礼仪和国际礼仪中。”
　　明信片起源于1840年的欧洲。到目前为止，在一些节日或特定的日子，西方人仍保持着明信片的问候方式。在他们看来，这样更为礼貌和正式。而在商务交往中，发一张明信片来保持友好的关系，更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既不显得突兀莽撞，也不会产生问候的失礼。
　　外交礼仪在一国的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年末，礼宾官们都要处理国家领导人大量的贺年片，做送贺和回贺等工作。这些看似非技术性的小事，却不能让人掉以轻心。小事没办好，会酿成大事；相反，小事若办好了，会产生想象不到的好结果。樊井丽告诉记者，我国建国初期，某非洲国家就曾以新年贺卡作为建交谈判的前期试探，贺卡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文化在中国自古就有着相当重的分量。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礼尚往来，见字如揖，而贺帖就是礼：拜会有“名帖”之礼、以字传礼、以卡带礼，这是礼的方式，也是礼的载体。写一张贺卡，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称谓落款都颇具讲究。正因如此，小小一张贺卡，可以说浓缩了中国几千年的“礼文化”。而在现代人的通讯与交往之中，贺卡能更加完美地表达感情、拉近距离，传递着彼此之间的寄托与期盼。在樊井丽看来，贺卡是中国礼仪的一个很好诠释。
　　拥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贺卡文化，在当今社会仍颇具价值。也许它更多的是承担着一种责任和使命——延续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和厚重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