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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85年的纽约《广场协议》及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签定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日本的经济将如此深重和长久地深陷于低迷之中。美国金融学家麦金农曾经这样说过：美国对中国大规模贸易盈余的抱怨“与1960年代末以来对日本的批评何其相似”。在当前有关人民币是否升值这一非常形势下，有必要仔细考察一下日元被迫升值的历史。
自由、公平主义
早在1956年，美国就要求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实行“自愿进口限制”；1966年，美国又劝说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实行“自愿进口限制”；1968年美国电视机厂商发动对日的反倾销诉讼，美国政府在1971年向日本电视机课以高额关税。其中整个六十年代，美国国会提出了诸多的全面保护本国制造商的议案，给美国政府施加了沉重压力。随着贸易的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增大，
让美国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崛起，还有日本“固若金汤”的进口防范措施：除农业外，日本不存在明显的高关税及配额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业产品市场实际上是紧闭着的。进口管制的方法有排外的关联公司网络、政府官员对进口中间商进行行政指导、滥用海关程序和标准来限制进口、不严格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政府采购偏袒国内供应商等等。
贸易保护与国家主义
七十年代，美国人对付日本贸易保护迷宫的方法有两种：继承1960年代的自愿出口限制；通过反倾销诉讼方式的改变加重了对日本的惩罚。
其实，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在自诩为自由贸易“白衣骑士”的美国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八十年代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激增的贸易压力，里根政府在1985年采取极端的要求日元大幅升值的措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汇率干预的手法是有别于汉密尔顿等先人的高关税手法，但其实质却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此时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是此前的美国重商主义者们所未曾遇到的，所要攻击的对象也前所未有地庞大和特殊——一个来自东亚文明圈的，正在奋力融入西方世界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自由化浪潮与单边主义
在公平贸易的名义下，美国重商主义者们的行动坚决而武断。显然，对于日本这种从战时经济模式演变而来的国家开发主义，美国人并未给予足够关注，而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作为贸易保护的先锋却率先开始冲击日本。
1980年12月，日本修改了《外汇与外贸管制法》，外汇交易原则上从禁止转向了自由。由于外汇管制的放松，日本境外日元交易得以增长，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开始出现欧洲日元，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壁垒逐渐消失。
由于金融分业经营的体制和严格利率管制已经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日本和美国成立了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组。1984年，该工作组起草的“关于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报告”公开发表，标志着日本金融体系转向了自由化和全球化。同时，金融自由化措施也得到了大藏省《金融自由化的现状、前景和日元国际化》报告的支持。
紧随其后的1985年，西方5国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定了纠正美元汇率过高的《广场协议》，确立了“必要时可以协调干预外汇市场”的方针。会议后，日本央行在外汇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很快，美元对日元汇率下降了13%。但汇率的变动并未带来贸易逆差的迅速减少，1987年，美国外贸逆差创下了1596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虽然在1991年逆差曾降低至738亿美元，但随后几年又开始大幅攀升。美国的重商主义者们认为这是汇率干预力度还不够的结果，这种政治压力使得国际市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日元还将一直升值的预期。
除了汇率干预之外，同期美国还干预了日本和德国的利率。1987年，西方七国财政部长又签定了旨在稳定外汇行情的《卢浮宫协议》，协议要求日本和德国降低利息率以帮助美国减轻美元贬值后资本外流的压力。这些有着浓厚的臆想色彩的单边主义措施均未取得预想的效果。
对此，美国金融学家麦金农认为，对金融开放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将价格影响和支出反应考虑在内，那么在短期和中期内，简单地调整汇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长期内，日元名义汇率上升不可避免，但会被日本相对的通货紧缩所抵消，实际汇率始终不变。国际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额财政赤字才是产生逆差的根本原因，因此仅靠贸易伙伴的政策调整无法解决问题。
“升值”后面陷阱深深
《卢浮宫协议》之前，日本央行为降低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1986年连续四次降息。1987年，遵从协议规定，日本央行将公定贴现率降低到2.5%，并保持了两年零三个月之久。
当贸易失衡的问题远未解决的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日本式资本主义迅速达成合谋，资产泡沫来了。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1990年高峰时，东京的土地价格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出让日本皇宫一带的土地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
日本政府和银行业的过度参与使得资产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导致了持续至今的银行坏账问题。为解决金融业的问题，日本桥本内阁从1998年4月1日起启动一项名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最终陷入了利益集团争执的漩涡。
日元升值的另一个恶劣后果就是，长期的低利率最终导致日本陷入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之中，利率已经接近为零，通货紧缩却依然如旧，货币政策失灵了。虽然此后日本也曾尝试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由于银行被坏账所累，财政政策的效果不是拉动了国内经济，反而是通过资本输出吹大了美国的资产泡沫。
过度自由化挂着金融全球化的美名，结果却是在短短两三年里就引发了日本金融的空心化。这些失败的经历背后隐藏的还有日本体制的深层矛盾。日本同时存在政治双重结构和经济双重结构。政治双重结构是指自民党通过国会对政府的干预，形成了一个反对改革的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效行业、代表其利益的国会议员以及银行部门之间的“铁三角”。而这个经济双重结构则是指需要政府补贴的占日本GDP85%的国内部门和占日本GDP仅15%的出口部门的并存。
持续的经济发展取决于社会权力分散于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或许正是不向社会分散权力的政治和政府行为造成了日本今天的危机。
自由、公平主义
早在1956年，美国就要求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实行“自愿进口限制”；1966年，美国又劝说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实行“自愿进口限制”；1968年美国电视机厂商发动对日的反倾销诉讼，美国政府在1971年向日本电视机课以高额关税。其中整个六十年代，美国国会提出了诸多的全面保护本国制造商的议案，给美国政府施加了沉重压力。随着贸易的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增大，
让美国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崛起，还有日本“固若金汤”的进口防范措施：除农业外，日本不存在明显的高关税及配额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业产品市场实际上是紧闭着的。进口管制的方法有排外的关联公司网络、政府官员对进口中间商进行行政指导、滥用海关程序和标准来限制进口、不严格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政府采购偏袒国内供应商等等。
贸易保护与国家主义
七十年代，美国人对付日本贸易保护迷宫的方法有两种：继承1960年代的自愿出口限制；通过反倾销诉讼方式的改变加重了对日本的惩罚。
其实，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在自诩为自由贸易“白衣骑士”的美国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八十年代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激增的贸易压力，里根政府在1985年采取极端的要求日元大幅升值的措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汇率干预的手法是有别于汉密尔顿等先人的高关税手法，但其实质却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此时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是此前的美国重商主义者们所未曾遇到的，所要攻击的对象也前所未有地庞大和特殊——一个来自东亚文明圈的，正在奋力融入西方世界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自由化浪潮与单边主义
在公平贸易的名义下，美国重商主义者们的行动坚决而武断。显然，对于日本这种从战时经济模式演变而来的国家开发主义，美国人并未给予足够关注，而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作为贸易保护的先锋却率先开始冲击日本。
1980年12月，日本修改了《外汇与外贸管制法》，外汇交易原则上从禁止转向了自由。由于外汇管制的放松，日本境外日元交易得以增长，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开始出现欧洲日元，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壁垒逐渐消失。
由于金融分业经营的体制和严格利率管制已经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日本和美国成立了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组。1984年，该工作组起草的“关于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报告”公开发表，标志着日本金融体系转向了自由化和全球化。同时，金融自由化措施也得到了大藏省《金融自由化的现状、前景和日元国际化》报告的支持。
紧随其后的1985年，西方5国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定了纠正美元汇率过高的《广场协议》，确立了“必要时可以协调干预外汇市场”的方针。会议后，日本央行在外汇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很快，美元对日元汇率下降了13%。但汇率的变动并未带来贸易逆差的迅速减少，1987年，美国外贸逆差创下了1596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虽然在1991年逆差曾降低至738亿美元，但随后几年又开始大幅攀升。美国的重商主义者们认为这是汇率干预力度还不够的结果，这种政治压力使得国际市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日元还将一直升值的预期。
除了汇率干预之外，同期美国还干预了日本和德国的利率。1987年，西方七国财政部长又签定了旨在稳定外汇行情的《卢浮宫协议》，协议要求日本和德国降低利息率以帮助美国减轻美元贬值后资本外流的压力。这些有着浓厚的臆想色彩的单边主义措施均未取得预想的效果。
对此，美国金融学家麦金农认为，对金融开放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将价格影响和支出反应考虑在内，那么在短期和中期内，简单地调整汇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长期内，日元名义汇率上升不可避免，但会被日本相对的通货紧缩所抵消，实际汇率始终不变。国际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额财政赤字才是产生逆差的根本原因，因此仅靠贸易伙伴的政策调整无法解决问题。
“升值”后面陷阱深深
《卢浮宫协议》之前，日本央行为降低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1986年连续四次降息。1987年，遵从协议规定，日本央行将公定贴现率降低到2.5%，并保持了两年零三个月之久。
当贸易失衡的问题远未解决的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日本式资本主义迅速达成合谋，资产泡沫来了。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1990年高峰时，东京的土地价格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出让日本皇宫一带的土地可以买下整个加拿大。
日本政府和银行业的过度参与使得资产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导致了持续至今的银行坏账问题。为解决金融业的问题，日本桥本内阁从1998年4月1日起启动一项名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方案，但这一改革最终陷入了利益集团争执的漩涡。
日元升值的另一个恶劣后果就是，长期的低利率最终导致日本陷入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之中，利率已经接近为零，通货紧缩却依然如旧，货币政策失灵了。虽然此后日本也曾尝试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由于银行被坏账所累，财政政策的效果不是拉动了国内经济，反而是通过资本输出吹大了美国的资产泡沫。
过度自由化挂着金融全球化的美名，结果却是在短短两三年里就引发了日本金融的空心化。这些失败的经历背后隐藏的还有日本体制的深层矛盾。日本同时存在政治双重结构和经济双重结构。政治双重结构是指自民党通过国会对政府的干预，形成了一个反对改革的面向国内市场的低效行业、代表其利益的国会议员以及银行部门之间的“铁三角”。而这个经济双重结构则是指需要政府补贴的占日本GDP85%的国内部门和占日本GDP仅15%的出口部门的并存。
持续的经济发展取决于社会权力分散于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或许正是不向社会分散权力的政治和政府行为造成了日本今天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