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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梦阳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努力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他的诗文理论经过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最后，他认为民歌是表现自然美的真正诗歌。李梦阳的诗文创作、诗歌理论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是值得大家探讨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创作实践；诗歌理论
一、李梦阳的复古主张和早期的诗学理论
早在宋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已主张学诗写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学本身随着这种发展而显示出种种的弊端，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需要改变这种文学的现状。明人学诗、论诗有着强烈的古典情怀，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其复古意趣的形成既出自于士大夫重振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来自于对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强烈诉求。李东阳认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者，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他首先在诗论中提倡“格调”，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想要改变当时萎弱文风。在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等人在前人的影响下，高举复古的旗帜，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文学出路，而且李梦阳对李东阳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与创新。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言：“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认为“宋儒兴而古之文废”，“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提出近体宗盛唐，要学习秦汉文，盛唐诗，使人们了解那些富有激情，昂扬进取，气度恢弘的作品，希望能够纠驳明初以来那些僵化单一冗沓的诗风。这些做法显示了李梦阳的文学审美的自觉性，也显示了他注重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对于当时的文坛是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如何复古的做法上李梦阳的见解一直受到争议。李梦陽做诗非常重视“调”， 这主要指诗歌音调的和谐完美。而且，他非常注重写作方式，曾在《再与何氏书》中指出：“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等等。这些归纳起来，统称为“法”。李梦阳的诗文复古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法”，他认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笔同”，“文必有法式，然后中阶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也，实天生之也，今人发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要“尺寸古法”，“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又主张“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这就要求使人在写诗时要做到 “格古、调逸、气舒、句诨、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由此可以看出，李梦阳是极力倡导遵守写作法则的，这种法则是做诗的具体方法准则，法规，比如说诗文的韵律结构，篇章布局都要遵循古范，认为古人作品的结构，修辞都有一定的法式，要严格遵守。可以称之为“词工”。这种要求对诗人的束缚太多，过于注重形迹，过于刻板。李梦阳的拟古，过于循规蹈矩，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过分强调了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鼓吹“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这种要求导致了“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的问题，造成诗词“情寡词工”的局面，否定了文学应有独创性，无法真实自由充分的表达出诗人的真实情感，也无法还原挖掘生活的本质面貌，以致于发展到后来造成了模拟成风的局面。
《明史·何景明传》说“梦阳主摹仿”，七子之一何景明也指出他“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嘉靖初，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 李开先也提出“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才取软滑者，不惟诗文靡败，而人才亦从之…”
李梦阳不仅在诗论文章中表达出自己的这种观点，而且在其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明显显示出来这种“情寡词工”的模拟特点。李梦阳在《张生诗序》中提出了“唐诗最李杜”的观点，他有许多诗文模拟痕迹明显，缺乏真实的情感。他的一些乐府诗甚至是将前人作品变动几个字而视为己作，这更使他被冠以剿袭的罪名。由于他前期的“情寡词工”的诗学思想的影响，李梦阳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的创作规则，无法摆脱拟古的窠臼，陷入了剿袭模拟的泥潭之中，造成了诗文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割裂。而且他的作品中有公然标出“效李白”、“效初唐”、“效杜甫”、“效陶渊明”的诗作。
二、从李梦阳生平试析其诗论变化的原因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早年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对于复古手法据理力争，甚至还与何景明在如何学习古人的方法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即著名的“李何之争”，但是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李梦阳晚年提出“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从“情寡词工”到“真诗乃在民间”这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 决非一时一地所发生的升华和飞跃。他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梦阳出身寒微，但父亲李正是一位正直耿直的学者，《空同集·族谱.大传》中说到：“然余又闻公至向学，往贫妻时，受诗于合水韩公，尝大雪，公单衣曳破履行，尝夜行归，雪甚，庐萧然无烟也。礼曰：伤哉！贫也。今子孙丰衣足食……”，这充分描写出了李父的不畏生活艰辛的刚强品格， 李梦阳深深受到其父的影响， 他为人犟直，有着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弘治五年，即李梦阳二十一岁时，成为陕西乡试的第一名，次年成进士。但当年其母高慧去世，两年后其父又去世，亲人接二连三地去世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对于希望能够早日能够为国效力，发挥自己才能的有志青年来说，一直丁忧在家，未授官职的生活也使得李梦阳倍受打击。李梦阳直到二十七岁时才拜户部主事，当上了一个正六品的官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而李梦阳的耿直不屈，嫉恶如仇又使得他的仕途经历极为不顺，经历了多次的打击，数次入狱。弘治十四年，入仕不久的李梦阳在监税三 关时，因用法严整，触犯权贵因而被诬告，以榆河驿仓粮事下狱，幸运的是很快就被释放。李梦阳写下《下狱》：
弘治辛酉年坐榆诃异仓粮，已丑年坐幼寿宁侯，正德戊辰年坐刘瑾等封事。
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
梁狱书难上，秦庭哭未归。
围墙花自发，锁馆燕还飞。
况属炎蒸积，忧来不可挥！
这首诗清楚明晰的表现出了李梦阳对这次诬告入狱的愤懑与痛心。这次下狱虽然很快释放，但是李梦阳的仕途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下诏要新政，于是李梦阳劾寿宁侯，上书孝宗皇帝。结果就是因为这次的上书弹劾，使得李梦阳又再次入狱。武宗即位后，旧党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户部尚书韩文令李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人。李梦阳代韩文草拟《代劾宦官状疏》。正德三年，刘瑾得知文章乃李梦阳代草，又将他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幸得康海的营救，当年八月，李梦阳被赦出。在《空同集》中李梦阳本人有明确的记载了他第四次入狱的经历。李梦阳盛年即遭多次入狱，晚年回居乡野，是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坷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了其诗文的创作。
三、李梦阳晚期的诗论变化
李梦阳出身微贱，身世坎坷，早年父母双亡，为时不长的仕途中却连番遭遇了多次入狱和罢官。这难免使李梦阳想在官场大展宏图的志向受到致命地打击，心中愤懑必然需要诗文的抒发排解，所以现实的磨难使得李梦阳的晚期创作十分重视“情”，认为无论描写什么内容，都要以充沛的感情带动诗文创作。只有在情感充沛的情况下，诗歌创作才有可能，李梦阳强调“情”是诗歌创作的起因动力。而晚年回居乡野长达十六年的李梦阳与下层人民融合在一起，观察感受到了许多民间的文化，他在民间的文化中感受到了真挚的情感，因为民间的文学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民歌优于文人学子的诗歌创作，是真诚之作。这种观点在嘉靖初年，李梦阳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诗集自序》中明确的表达出来了。他追叙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
晚年，李梦阳盛赞《董西厢》。并且，据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记载：“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则诗文无以加矣。’并说：“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李梦阳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他将民间创作与文人学子作品进行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文人学子之作“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在李梦阳给别人的诗集做的《击音序》中也表述他重视民间诗文，重视民歌的观点。他写道：“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可乎？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炙.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李梦阳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他又认为，“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即民歌是真正自然真实的美的诗歌。李梦阳质疑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具有创新性。可乎？”而“真诗在民间”之说，也反映了以李梦阳的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李梦阳的一些诗作就是用民间风味的乐府诗记载时事，抒发对时局的愤感与忧虑，暴露现实，感怀时事，肯定了民间的真情吟唱。李梦阳的一些乐府诗避免了一般拟作的过于浅显，且无新意的缺点，而是用汉魏乐府诗淳朴的形式写出了现实生活，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继承了汉魏乐府诗的现实精神。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领军人物，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努力的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局面，他重新审视文学的体制，对文学本质进行重新的理解，他的诗文理论从一开始的过多注重强调法度格调，到后来的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真诗乃在民间”，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出李梦阳完整的文学理论，更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7页
[2] 陈文新.《明代诗学·绪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4] （清）张廷玉.《明史·李梦阳传》卷二八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348页
[5] 李梦阳.《论学上篇第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空同集》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2册
[6] 李梦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7] 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答周子书》
[8]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9] 李梦阳.《浅虬山人记》，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四十七，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0] 李梦阳.《再与何氏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1] （明）何景明.《大复集》卷二十二《与李空同论诗书》
[12] 蔡景康.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副使梦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14] （明）何孟春.《诗选之二》
[15] 中国戏剧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三册286页
[16] 李夢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二，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作者简介：
杜颜璞（1989～ ），男，河南省新蔡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
关键词：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创作实践；诗歌理论
一、李梦阳的复古主张和早期的诗学理论
早在宋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已主张学诗写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学本身随着这种发展而显示出种种的弊端，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需要改变这种文学的现状。明人学诗、论诗有着强烈的古典情怀，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其复古意趣的形成既出自于士大夫重振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来自于对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强烈诉求。李东阳认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者，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他首先在诗论中提倡“格调”，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想要改变当时萎弱文风。在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等人在前人的影响下，高举复古的旗帜，积极探索文学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文学出路，而且李梦阳对李东阳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与创新。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言：“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认为“宋儒兴而古之文废”，“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提出近体宗盛唐，要学习秦汉文，盛唐诗，使人们了解那些富有激情，昂扬进取，气度恢弘的作品，希望能够纠驳明初以来那些僵化单一冗沓的诗风。这些做法显示了李梦阳的文学审美的自觉性，也显示了他注重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对于当时的文坛是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如何复古的做法上李梦阳的见解一直受到争议。李梦陽做诗非常重视“调”， 这主要指诗歌音调的和谐完美。而且，他非常注重写作方式，曾在《再与何氏书》中指出：“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谓法，圆规而方矩者也”等等。这些归纳起来，统称为“法”。李梦阳的诗文复古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法”，他认为“诗文有不可易之法”，“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笔同”，“文必有法式，然后中阶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也，实天生之也，今人发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要“尺寸古法”，“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又主张“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这就要求使人在写诗时要做到 “格古、调逸、气舒、句诨、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由此可以看出，李梦阳是极力倡导遵守写作法则的，这种法则是做诗的具体方法准则，法规，比如说诗文的韵律结构，篇章布局都要遵循古范，认为古人作品的结构，修辞都有一定的法式，要严格遵守。可以称之为“词工”。这种要求对诗人的束缚太多，过于注重形迹，过于刻板。李梦阳的拟古，过于循规蹈矩，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过分强调了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鼓吹“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这种要求导致了“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的问题，造成诗词“情寡词工”的局面，否定了文学应有独创性，无法真实自由充分的表达出诗人的真实情感，也无法还原挖掘生活的本质面貌，以致于发展到后来造成了模拟成风的局面。
《明史·何景明传》说“梦阳主摹仿”，七子之一何景明也指出他“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嘉靖初，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 李开先也提出“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才取软滑者，不惟诗文靡败，而人才亦从之…”
李梦阳不仅在诗论文章中表达出自己的这种观点，而且在其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明显显示出来这种“情寡词工”的模拟特点。李梦阳在《张生诗序》中提出了“唐诗最李杜”的观点，他有许多诗文模拟痕迹明显，缺乏真实的情感。他的一些乐府诗甚至是将前人作品变动几个字而视为己作，这更使他被冠以剿袭的罪名。由于他前期的“情寡词工”的诗学思想的影响，李梦阳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的创作规则，无法摆脱拟古的窠臼，陷入了剿袭模拟的泥潭之中，造成了诗文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割裂。而且他的作品中有公然标出“效李白”、“效初唐”、“效杜甫”、“效陶渊明”的诗作。
二、从李梦阳生平试析其诗论变化的原因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早年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对于复古手法据理力争，甚至还与何景明在如何学习古人的方法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即著名的“李何之争”，但是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李梦阳晚年提出“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从“情寡词工”到“真诗乃在民间”这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 决非一时一地所发生的升华和飞跃。他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梦阳出身寒微，但父亲李正是一位正直耿直的学者，《空同集·族谱.大传》中说到：“然余又闻公至向学，往贫妻时，受诗于合水韩公，尝大雪，公单衣曳破履行，尝夜行归，雪甚，庐萧然无烟也。礼曰：伤哉！贫也。今子孙丰衣足食……”，这充分描写出了李父的不畏生活艰辛的刚强品格， 李梦阳深深受到其父的影响， 他为人犟直，有着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弘治五年，即李梦阳二十一岁时，成为陕西乡试的第一名，次年成进士。但当年其母高慧去世，两年后其父又去世，亲人接二连三地去世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对于希望能够早日能够为国效力，发挥自己才能的有志青年来说，一直丁忧在家，未授官职的生活也使得李梦阳倍受打击。李梦阳直到二十七岁时才拜户部主事，当上了一个正六品的官员，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而李梦阳的耿直不屈，嫉恶如仇又使得他的仕途经历极为不顺，经历了多次的打击，数次入狱。弘治十四年，入仕不久的李梦阳在监税三 关时，因用法严整，触犯权贵因而被诬告，以榆河驿仓粮事下狱，幸运的是很快就被释放。李梦阳写下《下狱》：
弘治辛酉年坐榆诃异仓粮，已丑年坐幼寿宁侯，正德戊辰年坐刘瑾等封事。
十年三下吏，此度更沾衣。
梁狱书难上，秦庭哭未归。
围墙花自发，锁馆燕还飞。
况属炎蒸积，忧来不可挥！
这首诗清楚明晰的表现出了李梦阳对这次诬告入狱的愤懑与痛心。这次下狱虽然很快释放，但是李梦阳的仕途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下诏要新政，于是李梦阳劾寿宁侯，上书孝宗皇帝。结果就是因为这次的上书弹劾，使得李梦阳又再次入狱。武宗即位后，旧党当权，干扰朝政、横行霸道。户部尚书韩文令李梦阳执笔代作疏劾宦官，率群臣请诛刘瑾等人。李梦阳代韩文草拟《代劾宦官状疏》。正德三年，刘瑾得知文章乃李梦阳代草，又将他从开封抓到北京下狱，幸得康海的营救，当年八月，李梦阳被赦出。在《空同集》中李梦阳本人有明确的记载了他第四次入狱的经历。李梦阳盛年即遭多次入狱，晚年回居乡野，是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坷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了其诗文的创作。
三、李梦阳晚期的诗论变化
李梦阳出身微贱，身世坎坷，早年父母双亡，为时不长的仕途中却连番遭遇了多次入狱和罢官。这难免使李梦阳想在官场大展宏图的志向受到致命地打击，心中愤懑必然需要诗文的抒发排解，所以现实的磨难使得李梦阳的晚期创作十分重视“情”，认为无论描写什么内容，都要以充沛的感情带动诗文创作。只有在情感充沛的情况下，诗歌创作才有可能，李梦阳强调“情”是诗歌创作的起因动力。而晚年回居乡野长达十六年的李梦阳与下层人民融合在一起，观察感受到了许多民间的文化，他在民间的文化中感受到了真挚的情感，因为民间的文学是直抒胸臆感情真挚的，民歌优于文人学子的诗歌创作，是真诚之作。这种观点在嘉靖初年，李梦阳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诗集自序》中明确的表达出来了。他追叙王叔武的“真诗乃在民间”之说，对自己以前写诗模古过甚，过于刻板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情寡词工”的写诗态度进行了自我反思。
晚年，李梦阳盛赞《董西厢》。并且，据李开先《词谑·论时调》记载：“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则诗文无以加矣。’并说：“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李梦阳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他将民间创作与文人学子作品进行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而所谓“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文人学子之作“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在李梦阳给别人的诗集做的《击音序》中也表述他重视民间诗文，重视民歌的观点。他写道：“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可乎？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炙.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李梦阳认为“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廓坐土木骸，即冠与人等，谓之人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他又认为，“予观江海山河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击音是已。”即民歌是真正自然真实的美的诗歌。李梦阳质疑传统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具有创新性。可乎？”而“真诗在民间”之说，也反映了以李梦阳的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李梦阳的一些诗作就是用民间风味的乐府诗记载时事，抒发对时局的愤感与忧虑，暴露现实，感怀时事，肯定了民间的真情吟唱。李梦阳的一些乐府诗避免了一般拟作的过于浅显，且无新意的缺点，而是用汉魏乐府诗淳朴的形式写出了现实生活，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继承了汉魏乐府诗的现实精神。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领军人物，是明朝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努力的寻求文学新的出路，希望能改变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局面，他重新审视文学的体制，对文学本质进行重新的理解，他的诗文理论从一开始的过多注重强调法度格调，到后来的认为文人的诗不是真诗，“真诗乃在民间”，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出李梦阳完整的文学理论，更丰富了我国的诗文理论体系，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7页
[2] 陈文新.《明代诗学·绪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4] （清）张廷玉.《明史·李梦阳传》卷二八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348页
[5] 李梦阳.《论学上篇第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空同集》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2册
[6] 李梦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7] 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答周子书》
[8]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9] 李梦阳.《浅虬山人记》，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四十七，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0] 李梦阳.《再与何氏书》，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六十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11] （明）何景明.《大复集》卷二十二《与李空同论诗书》
[12] 蔡景康.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副使梦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
[14] （明）何孟春.《诗选之二》
[15] 中国戏剧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三册286页
[16] 李夢阳.《缶音序》，明刊本《空同集先生集》卷五十二，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作者简介：
杜颜璞（1989～ ），男，河南省新蔡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