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旧街之昔(二):旧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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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笼与火盆
  烘笼与火盆都是老昆明人冬天简单的取暖工具,早年,在我居住的旧街上颇盛行。烘笼是篾编的,像个提箩,箩里嵌着个底部有小洞的铁罐或是陶罐,将烧燃后的栗炭搛入罐中,就可拎着烘手取暖了。旧街上,拎烘笼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烘笼不大,只能拎者独享。
  火盆是个四方木架,长宽五六十公分,高约二十多公分,架子中间有个烧火的铁盆,烧燃火盆里的火后,可供一家老小围坐着取暖。当年,旧街人家都少不了有个烘笼火盆。昆明的冬天虽不漫长,亦不太冷,但习惯了温暖的昆明人,到了冬季都有烧火取暖的习惯,因此,烘笼火盆即派上了用场。
  儿时家贫,冬天了,孩子们不可能像大人样都有个烘笼。于是,我们就效仿着大人,用废弃的小铁筒,两边各打个洞,穿根铁线作拎把,铁筒底部打几个小洞,就做成个简易烘笼了。铁筒里搁上几点烧燃的柴和炭,拎着在空中一甩,铁筒里的火霎时即烧旺了,即可烘手,亦能暖身。烧上一阵,加点炭,再甩,火就不灭。出街去,或是上学,亦不忘拎着小铁筒走进学堂。
  那个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苦,旧街人家尚不具备高档像样的取暖工具,冬天,一般人家,有个烘笼有个火盆就足也,虽简陋,却能熬过寒冷的季节。
  我们家的烘笼是大人的专用品,只有火盆可供全家人共享。冬天,火盆里烧上一盆火,老老小小围坐在火盆边,屋里暖融融的,令人感到颇舒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战钢铁,居委会天天来家动员,献爱心,捐多余的铁件支援国家建设。母亲为表爱心,将铜质的洗脸盆捐了,又将煎糖粑粑的平底锅捐了,最终,连唯一能取暖的火盆也未能幸免。从那以后,每到冬季,只好用风炉火来替代火盆,风炉太小,家里人多,取暖时围得再挤亦不可能一一顾全。
  壁虱
  现在的人,已不知壁虱为何物了,但五六十年前,昆明的旧街老屋里却司空见惯。
  早年,昆明人家居住的老屋,多以土木结构的房屋为主,除两端的栅墙是土基或砖砌的,屋与屋之间的隔板几乎都是木的,楼板是木的,沿街的铺面铺搭及楼全是木质的,再是那个时代卫生条件差,故而老屋里便滋生了一种专食人血的寄生虫——壁虱。
  壁虱比一般虱子大,呈紫红色,白天躲在板壁缝里,夜晚待人熟睡时,壁虱就出来活动了。壁虱颇嗜人血,叮人奇痒,被叮后皮肤上起个红包,几天后自然消失。
  当年,旧街上的壁虱成了公害,凡住板壁房子的人家都有。那个年代,喷杀条件落后,唯一能灭壁虱的药物是滴滴涕喷雾剂,该药药力差,壁虱喷不死,这家赶到那家,又从那家赶到这家。尽管想尽了办法奇招,也无法杜绝壁虱的叮咬。
  但奇怪的是,除壁虱外,还有种专吃人血的白虱子。白虱子寄生在人的内衣内裤里,甚至连女人男人的头发里都寄生着白虱子和白虱子的卵,过去,有种蓖头的蓖子,是专蓖头发里的虱子和卵的。当年,旧街人家洗好摆尽的衣裳裤子都要煨开水烫,烫后才能晾晒,这是对壁虱虱子的一种灭杀方式。生虱子,是当时老百姓穷,个人卫生条件差所至,生虱子会被人戏谑,若衣服上爬着个壁虱,就没人会大惊小怪了。
  记得,当年母亲收留了一个来昆无亲人的年轻女子,我们叫她毛孃孃,在我们家住了很久。之后,毛孃孃嫁了个军人,随军人去了专州县。有儿女后,为感母亲的收留之恩,毛孃孃携儿女从州县来到昆明,住我们家,一夜夜被壁虱叮醒。毛孃孃感慨说,昆明是省城,卫生条件竟不如州县。毛孃孃在州县住的是新建的军人营房,卫生条件好,怎知昆明的老房子壁虱如此泛滥成灾,只好搬住旅社。旅社虽比住家整洁干净,但铺笼帐盖里仍有虱子。
  那个年代,旧街老屋壁虱虱子很普遍,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即“穷生虱子富生疮。”昆明人家伴随着这些可恶的小寄生虫度过了无数年代,直至旧城改造后,老百姓住进了新楼新居,加之现在的灭虫药剂越来越先进,从此,壁虱虱子才在昆明消失殆尽。
  租书铺
  早年,在我居住的旧街上,开着五六家租书铺,铺子里租的全是儿童连环画,当时,我们叫小人书。铺子里的墙上板壁上贴满了小人书的书壳,可谓琳琅满目。有整套的,譬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历史读物。也有外国中国的各种单行本,租书,按书壳上的目录选择,一分钱租一本,租书的有老人,有大人,更多的是孩子。租后,坐在铺子里的小杌上阅读。若要带回家看的,得交押金。
  那个年代,偌大的昆明城,供孩子们娱乐的项目设施甚少,孩子们除自编的游戏或是外出放野马外,租书铺便是孩子们最热衷的寻乐处了,一分钱租本小人书,字虽识不得几个,但看着画图中的山水人物,打打杀杀的场景,亦有种说不尽的享乐。
  租书铺的店主,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一家人的生活,就靠租书的收入维持,一分钱租本书,虽赚不了大钱发不了财,但生活还勉强淘得走。租书铺不仅我们旧街有,昆明无数的大街小巷里都有,那是小人书较风行的年代,大小书店里都经营着小人书,货架柜台上随时堆得满满的。买新书嫌贵,而又无能力全套买齐,唯有租书铺里方便,凡想读的书,租书铺里都能得到满足。
  那个年代,老百姓除了靠工资生活外,是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生财之道的,除非铤而走险,做些违法的勾当。但那时的人朴实,被运动搞怕了,日子再苦再艰难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当时的租书铺,虽带有点自发性质,毕竟是解决就业难,勉强维持生活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而已,政府也就不加干预了。因此,租书铺在当时颇盛行,昆明的旧街上,靠开租书铺为业成了种普遍现象。
  儿时,我对小人书情有独钟,凡有闲钱,就到旧货摊或自由市场去买,家里的不少小人书都是我积攒的。但家里有限的书总会翻腻的,凡有新书出版,就往租书铺里跑,新书买不起,但租书的一分钱很容易能跟大人要到。
  文化革命时,破四旧,昆明城里的租书铺全关闭了,从那以后,租书铺在昆明成了历史。
  老三家的风筝店
  老三他爹在舊街开风筝店多年了,许多年来他就靠扎风筝卖挣钱养家。我小的那个年代,昆明城里颇时兴放风筝。当时尚未拆尽的旧城墙上,每天都聚集着许多放风筝的人,有大人,有孩子。大人们放的风筝多是从老三家风筝店里买的,风筝有大有小,各种式样的风筝都在旧城的上空飘着,有歪桃的,有长形的蜈蚣,有板瓦,有燕子等。坐在旧街上,亦能见天空无数的风筝在飘飞。孩子们的风筝就不一样了,孩子们没钱买,只好用纸叠些小风筝,放不远,放不高。只图个快乐高兴而已。   老三他爹是扎风筝的老手艺人,他不仅会扎风筝,而且会画,他用色彩将扎好的风筝画成各种形状,有人物的,有飞禽走兽的,红红绿绿的,店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风筝,琳琅满目。
  老三他爹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长年坐着扎风筝,背有点驼了。他用一把锋利的刀,不停地将竹篾削细,在火上烘烤一阵后,就开始扎风筝。风筝扎好后,他就在风筝上裱纸,之后根据风筝的形状画画上色,待风筝晒干后,就可以卖了。
  那时,风筝的价格很便宜,即使是一个很大的歪桃也就几角钱,价不贵,但孩子们买不起,我喜欢风筝,常站在老三家店门口看,只能望洋兴叹。我叠过许多纸风筝,放一次就废了,颇不尽兴。渴望有个篾的风筝,像大人们一样,站在旧城墙上尽情地放飞,这就是我儿时的风筝梦。
  一天,不知谁放的风筝线断了,一个半大的歪桃飘落在旧街上,正好被我捡到,我捡起风筝就往家里跑,怕失主追来认。几天后,见没事了,我就拿着风筝去城墙上放,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放风筝的乐趣。谁知被一个年轻人认出是他的断线风筝,硬从我手里将风筝抢回去。
  老三他爹不知扎过多少风筝,卖了多少风筝,旧街上爱放风筝的大人几乎都在他家店里买过风筝。当年昆明的风筝店不少,但东门一带,老三他爹扎的风筝质量好,品种多,价格便宜,店虽不大,但生意一直颇火红。他爹扎的歪桃,无论大的小的,刚扎好就被买主买走,歪桃是他爹扎的风筝中的畅销货。
  几年后,老三他爹患病了,听说是肺上的毛病,医了很久都没医好,最终死在医院里。老三他爹死后,他家的风筝店关了门。老三他爹的手艺没有传给儿女,从此他爹的手艺在他们家绝了后。
  永德家的铁匠铺
  永德是我旧街的发小,也是我小学的同学,从小我们就在一起玩耍。
  永德他爹是祖传铁匠,在我们居住的旧街上开了间铁匠铺,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就靠他爹打铁赚钱为生。他父亲打铁的手艺是老辈人传下的,据说有三代了。
  每天一大早,永德他爹就起床生火了,火生着后,用风箱将炉子里的火推旺,接着,旧街上就传来永德家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永德他爹用小锤,永德他大哥甩大锤,一老一小的,不停地将烧红的铁件打成成品,再卖出去。周而复始,天天如此。
  当年,旧街上每天马帮进进出出,马多,马掌的使用率就大,每隔一段时间,马就要换马掌,永德他爹打的马掌成了那时的畅销货。旧街上有家兽医站,门前支着两根栓马的木桩,每天都有许多马匹在此等候钉掌。
  永德他爹手艺好,什么都能打,但只能打些实用的畅销货。诸如刀具,火钳,剪子等百姓们常用的铁件。若有单位和是私人订货,只能按订货人的要求和数量打,否则打多了卖不掉且不枉然。
  铁匠铺炉子里的火随时都烧得旺旺的,若是寒冬腊月,天冷季节,铺子里就非常的暖和。可夏天就不一样了,夏天本就热,加之炉子里的火整天的烘烤着,那钟难受的滋味就可想而知了。永德他爹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天再热都不敢歇,一老一小脱了上衣,裸着身打铁。
  公私合营后,永德家的铁匠铺关了门,父子俩都进刀具厂当了工人。从那以后,永德家的铁匠铺在旧街上完成了使命,从此消失了。当时,昆明城里铁匠铺的存在,是适应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所需,那时昆明还没有象样的工业,老百姓生活中常用的诸多铁件制品,就是靠铁匠铺来打造完成的,铁匠铺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旧时,昆明的铁匠铺不少,当时张大顺打制的菜刀在昆明就颇有名气,他打的菜刀昆明人家喻户晓。永德他爹的名气虽不如张大顺,但当年他打的马掌是颇受赶马人青睐的。
  转眼五六十年过去了,昆明从一个闭塞落后的中小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都市。旧街铁匠铺的年代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但我始终忘不记永德家铺子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粮店
  五六十年前,在我居住的那条旧街上,就开着独一家国营粮店。整条街几千户的居民买米,都集中在这家小小的粮店里,那个年代,居民们排队买米的拥挤场面成了旧街的盛况。
  那是一个粮食定量的年代,居民们买米,是不可能一次将全家的定量买完的,一是经济有限,再是买多了没有运载工具和储藏能力,故而,只能买一部分,待吃完了再买。粮店不大,买米的人又多,排队买米亦就在所难免。居民家的米吃完了,当天是绝对买不到米的。头天晚上就得叫人去粮店门前排队,天未黑,粮店门前就摆放着排队的小杌砖头和其他替代物了。天黑后,买米人就得守在粮店前排队熬夜。热天,有蚊虫叮咬,冷天,穿得再厚实,也挡不住凛冽的寒意。直熬到第二天粮店开门,粮店前霎时就拥挤起来,熬夜的都站起来,按顺序排队买米,买到米,背回家,一次买米的任务才算完成。
  当年,我们家装米用的是一口不大的水缸,水缸能避潮湿,但容量有限,一缸米,十天半月就吃完,吃完了还得买,买米依然得去排队熬夜,周而复始,每个月都如此。
  长长的一条街上就开着独一家粮店,供整条街的居民买米,按理,这种布局是极其不合理的。居民们虽怨声载道,但有啥法呢,当时国家尚不富有,没有条件开太多的粮店来供市民买米,故而,熬夜排队买米成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记得儿时,为买米,我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夜,大人们白天要上班,怕影响工作,是绝不可能来熬夜的。因此,每次买米熬夜就都落在了我们这些旧街孩子们的身上。上半夜,孩子们聚在一起,有说有讲,打打闹闹的,没有困意,时间也好混。但后半夜就不一样了,若碰上雨天冷天,受罪难过自不必说,再受罪也只有忍受着。雨天,屋檐水滴滴答答地滴著,能避雨的屋檐就五六十公分长,再往里缩也枉然,落下的瓦沟水会沾湿裤子和衣服。冬天,夜里的寒风呼呼地刮着,瘦小的身子冷得瑟瑟发抖。一直熬到天明,熬到粮店开门了,大人们来买了米,才能回家痛痛快快地补睡一觉。
  旧街上的粮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粮食敞开供应后才关闭的。当年,大鼓楼一带成了一个颇大的粮食市场,市民们买米方便了,再不必去粮店熬夜排队受罪了。再后来,旧街上的粮店消失了。   甜品店
  过去,昆明街上,卖咸食的煮品店不少,尤其专营米线面条饵丝的煮品店街上随处可见,有的街上煮品店可谓鳞次栉比。想吃,虽味道各异,但颇方便。而卖甜食的甜品店就不多了,偌大的昆明城里,甜品店即屈指可数的几家。甜品店以经营甜食为主,糖煮饵丝,汤圆,牛奶鸡蛋等,都是昆明市民颇青睐的甜品。甜品店少,想吃,得走几条街,甚至更远。
  儿时,我忌讳吃蔬菜,对绿菜天生逆反,对甜食却有种偏爱。家里吃甜食的机会极少,只有碰上节日或家里有糖有面的日子,母亲才会煎上几个糖饼或是煮锅汤圆,但那个年代日子苦,即便做点甜品,也到口不到肚,想吃,又得等许久。
  五十多年前,在护国北路上,即威远街街口斜对面,开着家专营甜品的小店,叫大东甜品店,亦是离我们家较近的一家甜品店。店里常常人满为患,爱吃甜品的老老少少随时坐无虚席。那时我还是孩子,有钱的机会极少,但凡有钱时,我都不顾路远,总要去店里吃碗糖煮饵丝或是汤圆。饵丝汤圆一角二分一碗,牛奶一角五分一杯,牛奶煮鸡蛋两角钱一碗,饵丝汤圆吃过,牛奶就望洋兴叹了。
  甜品店的存在,给爱吃甜品的市民提供了方便,但由于城里甜品少,就那么几家,想吃,得跑很远的路。当年,在五一路五一电影院旁,亦开着家稍显阔气的甜品店,该店经营的品种多,给爱甜食的人多了选择余地。店里随时座无虚席,尤其看电影的,放影前放影后都会三三两两进店去享受一番。这家店我进过一次,跟大人去看电影,散场后,随大人吃了碗加有甜白酒的糖煮饵丝。此后,尽管每次看电影都路过该店,因身上空无一文,只能饱饱眼福而已。
  昆明旧城改造后,街上为数不多的几家甜品店关闭失去了踪影,即便个体商户林立的年代,昆明街上也很难再寻觅到专卖甜品的甜品店。卖咸食煮品的店遍街都是,可想吃点甜品,就只得在家里做了,否则,想吃也枉然。
  如今,我仍对甜食品情有独钟,可在五百多万人口的昆明城里,即便踏破铁鞋亦难觅到家甜品店。
  棺材铺
  早年,我居住的旧街是条木行街,整条街都是卖木材的商铺,在街口开着一家棺材铺。棺材虽是木材做的,但棺材是装殁死人用的,混在这许多商铺中,不伦不类不说,给人有了种恐惧心理。棺材虽是木制品,但在老百姓眼里,棺材是不吉利之物,不仅大人们看了心里不舒服,孩子们对棺材就更害怕了。
  过去国人对死后的人颇讲究厚葬的,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死后,厚葬的规模就非同一般,且不说陵寝如宫殿一般,装殁死人的棺材更是用上好木材制成。使用棺材装殁死人在中国延续几千年了,棺材作为死者入土为安的商品同样也在市场上存活了无数个世纪。过去实行土葬,土葬就少不了棺材,于是,开棺材铺成了门挣钱的行当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旧街上,棺材铺的生意比木行铺的生意好。人每天都在生生死死,俗话说“生三千死八百。”人死了,再穷的人家都得买口棺材,因此,棺材铺的生意就一直不衰。有钱的买质地好的棺材,没钱的买质量差的棺材,人死了都要买,要装殁。因此,棺材铺的生意靠死人存活着。
  当年,旧街上的许多老人都活得好好的,可都提前买口棺材备用着。那时,旧街人家都住得拥挤,买来的棺材搁不进屋,只好放在街边的屋檐下,盖着席子。我们家附近就停着好几口棺材。大人们不在乎,但孩子们就惧怕了。停棺材的地方孩子们都说阴气重,不敢靠近,总是离得远远的。
  从小我就惧怕棺材,因为棺材与死人有关,见了心里就不舒服,可家附近却偏偏停放着几口棺材。傍晚与小伴们游戏时,人多,街上人来人往,偶尔跑到棺材面前也不在乎,待夜阑人静时,恐惧感就袭来了。见了棺材掉魂似的就往家里跑,回到家了才感到踏实安全。
  街口的棺材铺里随时停放着几口黑漆棺材,也有没上漆的。棺材铺不大,停放着的棺材是用各种木质做成的样品,卖时,再根据购买者的需要制作。有等不及的就买样品,抬走一口,又放进来一口。棺材是以木质的好坏订价,一般的木质价格就一百多元钱一口,若是上好木质的棺材,价格就非同一般了。
  旧街上有的老人舍不吃舍不得穿,生前就买口上好的棺材停放着。人生苦短,不为生前打算,却为死后操心,这种怪异心理在当时很普遍。人死如灯灭,可人死了还要耗尽财帛,这种习俗由来已久。我们家邻居老三爹,一家七口人,日子过得很苦,五十多岁就买口上好棺材停放在家门口,吃不饱穿不暖他不在乎,每每看着那口棺材他就心满意足了。
  新中国成立后,旧街的木行铺关闭了,街口的棺材铺不知搬往了何处?但土葬的习俗一直在旧街延续着。我父母去世后仍然装棺土葬,搞得颇隆重。直至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国家改革实行火葬后,从此售卖棺材的时代才告结束。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棺材。
  打水巷
  早年,在我居住的那条旧街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巷道,有的通到青年路(当时还没有青年路,路的旧址是城墙和护城河),有的通往盘龙江边。街上巷道虽多,但能呼得出名的巷道就寥寥几条,诸如马厂北巷,马厂南巷及打水巷等。马厂北巷曾经是旧街一个颇大的骡马市场,旁边的两条巷道就以马市而得名。
  打水巷是旧街上一条颇老的巷道,它与旧街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之前,这条巷道是没有名字的,新中国成立前,一伙从四川来昆明做豆腐的买卖人,在巷口盘龙江边立足后,开了个豆腐厂。当时城里还没有机器水,做豆腐用的是井水河水。豆腐厂为了用水方便,即在盘龙江边挖了一口颇大的井,井呈椭圆形,四周垒着石块,河堤上竖着一根高高的打水用的木杆。那时,昆明的地下水颇丰富,井挖成后,清汪汪的水就冒了出来,井水就再不会枯竭。豆腐厂就靠这口井生产豆腐,天长日久,旧街人家就將这条巷取名为打水巷。
  打水巷虽不大,却是旧街这一段通往盘龙江必经的通道。当时,旧街人家的用水主要以盘龙江里的水为主,每天去盘龙江里挑水,洗菜,洗东西的都要经过这条小巷,巷里人来人往的,一度热闹异常。
  新中国成立后,旧街上安装了机器水,从那以后,豆腐厂生产豆腐改用了机器水,之前挖的那口井随着时代变迁渐渐也就荒废了。有了机器水后,旧街人家再不必去盘龙江里挑水吃了,打水巷从此冷清了下来。   我上学后,打水巷成了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走出打水巷,便是盘龙江河堤马路。记得那时河边有个酿酒作坊,每天作坊里都将蒸熟的包谷籽在席子上晾晒,包谷籽散发着诱人的清香。那时我们家贫,生活苦,常常吃不飽肚子。每当路过此地,无人时,就会贪馋地抓上几颗充饥。守包谷的是位老人,若他发现有人偷包谷时,就会放出那条大黄狗来追咬。一次我被大黄狗追咬时撕破了裤子,老人发了善心,抓了一捧包谷籽给我。
  小学毕业后,进了二十中学,每天上学放学仍要从打水巷经过,直至成年参加工作后,家搬远了,才告别了打水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昆明城大面积拆迁改造,生活居住了三代人的旧街被拆了,打水巷也就随着旧街消失了。几十年过去了,我常常会想起打水巷,因为在这条小小的巷道里有着我太多的儿时记忆。
  垃圾马车
  五十多年前的昆明,每天,旧街人家听见街上叮叮当当的铃声一响,就知道是倒粪草(昆明人把垃圾叫粪草)马车来了。于是就把扫好的粪草抬出倒进马车里。倒粪草的马车每天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从旧街走过。
  过去的昆明旧街上没有专门的垃圾堆放点,家里打扫出来的垃圾只好堆放在撮箕或是箩箩里。没有人在家的,就将垃圾堆放在自家门前,垃圾马车到时,赶车人就会将垃圾倒进车里。有人在家的,听到铃铛一响,就自己去倒了。
  赶垃圾马车的人摇的是个铜铃铛,马车一进旧街,叮叮当当的铃声就不歇了。旧时的昆明,许多行当都是用敲打和摇响的声音来替代的,声音一响,便知道是干什么的来了。譬如丁丁糖,街上一敲,都知道是卖丁丁糖的。劁鸡劁猪的,常敲着一面小铜锣从旧街走过,锣声一响,便知道是劁鸡劁猪的来了。收破铜烂铁的,摇着几片折叠的金属片,哗啦哗啦地响着,听见声响,就知道是收破铜烂铁的。每天,旧街上各种响声不断。
  有的声音几天才在旧街响一次,但垃圾马车的铃铛声却天天不断。家里的垃圾每天都会产生,垃圾没有地方倒,就指望着倒垃圾的马车了。有时,车上的垃圾堆满了,赶车人才停了手中的铃铛。否则叮叮当当的铃声会在旧街响个不停。
  我从小就听着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长大,我小的那个年代,马车是城里运送货物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运送垃圾,在当时运输条件极简陋的情况下,看去虽原始,但当天的垃圾当天运送出,使旧街始终保持着不堆放垃圾的清爽,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上世纪七十代初,旧街上修起了几个垃圾堆放点后,垃圾马车和铃铛声才在旧街消失。有了垃圾堆放点,倒垃圾方便了,但旧街的环境不像从前那样清爽了。若垃圾清除得稍慢些,就会堆得像小山似的,又脏又难闻,很不卫生。
  城市在发展着,渐渐的昆明的机动车多了,清除垃圾运送垃圾改用了机动车,机动车装载运送效率高,当天的垃圾当天清除,旧街又恢复了清爽。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还想起旧时垃圾马车的铃铛声,那是老昆明一种特有的声音,像一幅市景画面让人回味着……
  责任编辑  李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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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  彭剑斌作品中的三篇小说,内容各有不同,一篇是侦探故事,一篇是婚姻生活,一篇是旅途中的惊梦。这些小说具有相互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坚定地面对现实人生,一方面随风而逝,虚无飘渺,如夜风中飘飞的零散羽毛,也如山坡上滚落的孤独石子。作者通过虚实两极尖锐对立的小说构造与表述,体现出卡夫卡似的固执、孤单与空旷,以及针尖般锋利的生命探寻与追问。  答辞  一天深夜,我痛苦地在我的思绪里暴走,迎面遇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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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21年上半年一系列按评奖规则所进行的严格评审,“第十七届滇池文学奖”于近日揭晓。现将评奖结果如下:  年度大奖 湖南作家彭剑斌的短篇小说辑《彭剑斌作品》(见刊期:2020年第7期《滇池》文学杂志)。  年度最佳小说奖 北京作家彭至纯的短篇小说《故事从攀岩说起》(见刊期:2020年第2期《滇池》文学杂志)。  年度最佳诗歌奖 昆明诗人温酒的组诗《沉默,比一切声音更明亮》(见刊期:202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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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  果然从“攀岩”说起:漫漶丛生,步步为营,许多没有关联的小东西一一指向“成长”的暧昧、摩擦、隐忍和疼痛;于是,这些“无意义”的冗余,这些习焉不察的零碎,渐渐令人绝望。如何书写“成长”是整个“90后”的难题——面对世俗、亲情的重压,你必须尽快扔掉青春。由此,女孩成长起来,由此,她深处的暗物质变成一根尖刺,一次无可闪避的“攀岩”。小说清晰、细腻、大胆,这是“95后一代”直面自我的尝试,更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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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  众人都朝大处去,一位独行者却偏往小处行。就近地上开着的一朵莫名小花,把身子俯到最低,围着它找角度,用手机拍下它。这是诗人温酒在野外拍照的一个场景,也是她写诗的如常姿态。她的诗多是不断与微小事物相遇的产物,又始终保有一种对世界、对内心的近距离细微。她不想把情感、意念引向那种不断泛滥的空洞辽阔,而是放大那些常常被人所忽略掉的日常细碎,显出微小事物所蕴含的大于公共经验的深意和高于固化常识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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