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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乌托邦小说代表了每个时代女性最深切的愿望。本文通过对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创作发展轨迹的描述,提出了对女性生存现状及所处社会环境的思考,反映了对特权和等级的否定,消除了由于生理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差异的心声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渴望,借此以期更全面地了解英美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足迹。
关键词:英美文学 乌托邦 女性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乌托邦”一词最早是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6世纪早期所创制的一个术语,这个词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它原出于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没有的地方”。“乌托邦”已被世界诸多国家和民族使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从莫尔提出“乌托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主流的乌托邦文学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总是将女性与无知、愚昧、罪孽相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女权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一些英美女作家意识到了在乌托邦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她们在承袭西方主流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同时,融入鲜明的女性主题,积极投入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创作,促使女性乌托邦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正反乌托邦两种小说模式,前者是乌托邦的乐观向上憧憬精神,后者蕴涵着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态度,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因此研究英美文学中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形成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和思想源流,对世界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二 英美文学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轨迹简述
女性乌托邦小说兴起于18世纪后半叶,女性乌托邦小说,顾名思义,即以小说为载体,反映女性主义思想,展现乌托邦精神,关注女性和人类未来的小说。早期的经典之作当属英国作家萨拉·鲁宾逊·司各特于1762年出版的《千年圣殿》。该小说首开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先河,暗示出女性中心主义的倾向,作品明确地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德才兼备的女性,不屑与男性为伍,情愿与女性共同生活。尽管没有男性的存在,或者正因为没有男性的存在,这些女性通过努力,能够建立一个几近完美的社会。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繁荣期、衰退期、再度兴盛期这样几个阶段.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萌芽期是在19世纪后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起来的,此时期的代表作是玛丽·布莱德里·莱恩创作的《米佐拉:一个预言》。1890-192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外还有玛丽·葛瑞菲斯的《今后三百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萨拉·奥恩·朱依特的《尖冷杉之邦》等。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表现出一个惊人的特点,作者一般仅仅充当叙述者的角色,故事大都设定在一个与世隔绝、远离现世的女性社群,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地;这类小说关注的中心是对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的描写和理想的社会制度、女性生存的自然以及人文环境的描绘上。1920-196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干涸”期。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主张女性服从传统价值观念,蔑视任何偏离传统的行为。1960年以后,女性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莫尼克·维迪格的《女游击队员们》、坡丽姆·亚历山大的《公元2150年》。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科幻小说,借助科幻因素驰骋想象,拉开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上述女性乌托邦小说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确实令人神往,它给在实际生活中频频受挫的女性以慰藉和鼓舞。1980年以后的作品呈现出与早期女性乌托邦完全不同的创作思想,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对未来世界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但是在20世纪后期,历尽沧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目睹了人类生存境况的不断恶化,开始对女性和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冷静理智的思考。小说作品呈现出与早期女性乌托邦完全不同的创作思想。这种新型的乌托邦小说是乌托邦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例如娥秀拉·勒瑰恩的《无依》等作品。“反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迅速,较为出色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有: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女仆的故事》、勒瑰恩的《永远回家》等。在《女仆的故事》中,作者借助科幻形式,将过去与现在性别关系的不平等投射到未来所创作的女性反乌托邦小说,小说假想了吉里德共和国为了解决人口锐减问题,将该国妇女按功能分类。女主人公奥弗雷德是一个“女仆”,她的母亲曾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敌视男性,坚持必须建立一个与男权文化决裂的女性乌托邦,然而她的主张不但没能实现,而且适得其反。她们没有设法寻求促使两性关系和谐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此背道而驰的极端做法,由此可能造成的恶果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通过上述女性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家,还是反乌托邦小说家,其目的或为寄托理想,或为讽喻现实,或为警世,让女性不断反思。但两者的目标是共同的:为全人类、男人与女人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
三 对英美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思考
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乌托邦在英美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寄寓着英美两国文学作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幻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乌托邦”担负着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历史使命。面对当时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这样严峻的现实,女性乌托邦文学家试图用乌托邦小说的形式来实践她们对女性未来和人类未来的设计,从分析英美文学中女性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过程中,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的思考。
(一) 女性生存现状的体现及所处社会环境的思考
《使女的故事》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代表,向读者讲述发生在未来21世纪初的亲身经历。作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图景:
“那些关于在壕沟里或林子里或废弃的出租屋内的冰箱里发现女尸的报道—多数是女的,偶尔也有男的,最可怕的是有时还有孩子—他们穿着衣服或一丝不挂,有的遭人强奸有的没有,但无一例外都死于非命。总有一些地方人们不愿涉足,每天得小心翼翼,仔细锁紧门窗,拉上窗帘,不敢熄灯,以防万一。”
“有时,我一想到自己,一想到自己的身体,眼前便会出现骨骼架:……里面充满有害物、变异的蛋白质、像玻璃一样粗糙的劣质晶体。女人们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片、药丸……此外还有梅毒的突变类型,任何一种菌体都对它无可奈何。”
作者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压迫,以女性的生存困境隐喻了个人类的未来。
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描述女性的地位体现在一直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够把男性改化为“他者”,因为她们“缺乏具体的办法,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与其他相关的统一组织旗鼓相当的整体……她们散居于男性之中,因为住房、家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因素而附属于父亲或丈夫等等身份的男性。”
20世纪末的英美社会,暴力和犯罪无所不在,充满了不安定因素,人人自危,女性更是如此,以上均表达了对所处社会的两性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况的思考。
(二)否定特权和等级渴望建立和谐社会
在吉尔曼的《女儿国》中,女人们将权力视为一种集体的公共的经验,避免使一些人的权力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个人利益永远跟集体利益相联。她们致力于民主建设,公民自己直接参与集体决议的过程。决议结果力求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不同需求,旨在提高个人和全民素质,人类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都应平等、合作互爱。
在《黑暗的左手》中,摆脱了性别差异的格辛星也摆脱了人类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取消了性别差异,任何以男性为中心或女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和统治体系便不可能存在。格辛星是理想的女性乌托邦,在这里,权力被重新分配,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不再是决定一个人是适合治家还是适合治国的主要因素。小说借这样的虚构社会,促使我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
《克兰福德镇》构建了一个远离男权统治的女性王国,这个母权制社会如同一片净土,丝毫没有被工业化滋生的价值观所污染,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昔日淳朴的价值体系。小说中的女性世界完全摆脱了父权制的种种限制,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性独立领域,即女性乌托邦。
这一切都体现出女性对特权和等级的否定,将自身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追求和谐平衡社会环境的渴望。
(三)呼吁重新认识母性的定义,消除社会差异
20世纪后期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的必然产物,认为男性代表的是人类和文明的领域,而女性、原住民、儿童、动植物等则扮演了自然的角色。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反思、批判和超越男权思维,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
在男权社会中,母性被认为是女性的自然属性。根据男权社会的逻辑,既然只有女性具备生育和哺乳等生理功能,那么女性就应该承担养育孩子的任务。由此生理性别差异导致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家务分工上,还体现在社会分工中。社会劳动的分工又导致一系列的价值差异。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家舒拉密斯·费尔斯通在其经典著作《性别的辩证法》一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男女的“生物谱系”在人类生育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曼建构了一个可以同时作为女性精神和肉体家园的可以认同的大写的“妇女”,完成了对女性系谱的追寻。
吉尔曼的《她乡》描绘了一个男性早已消亡,“性阶级”不复存在,女性摆脱了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她乡”的女子通过“处女生殖”或“自体生殖”来繁衍后代,从而形成了以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为核心并且通过女性之间的友谊层层向外发散扩展的由爱主导的女性世界。吉尔曼对男权话语和文化中的“母性”和“母职”进行了重新定义。吉尔曼正是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借助想象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将现实中的男权话语彻底颠覆,尽显女性话语和文化的辉煌。《她乡》是女性乌托邦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吉尔曼也成为树立女性乌托邦小说典范的枢纽人物。
在科技与人文日益失衡的今天,英美文学中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思想虽不十分成熟,但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强调的是以道德和伦理为准则指导技术的发展,强调生存与发展、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的平衡,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 刘英、李莉批:《判与展望: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历史使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 刘英、王雪:《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4期。
[4] 傅俊、陈秋华:《从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看阿特伍德的小说〈女仆故事〉》,《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陈小慰译:《使女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6] 盖斯凯尔夫人,刘凯芳、吴宣豪译:《克兰福德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7] 吉尔曼,林淑琴译:《她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 Frances Bartkowski.Feminist Utopias[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
[9] Ursula Le Guin.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M].Harper & Row,1969.
[10]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http://www.marxist.org/reference/subject.
作者简介:佘敏,女,1977—,四川南充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学科与教学论,工作单位:成都医学院人文信息管理学院外语教研室。
关键词:英美文学 乌托邦 女性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乌托邦”一词最早是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6世纪早期所创制的一个术语,这个词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它原出于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意即“没有的地方”。“乌托邦”已被世界诸多国家和民族使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从莫尔提出“乌托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主流的乌托邦文学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总是将女性与无知、愚昧、罪孽相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女权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一些英美女作家意识到了在乌托邦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她们在承袭西方主流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同时,融入鲜明的女性主题,积极投入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创作,促使女性乌托邦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正反乌托邦两种小说模式,前者是乌托邦的乐观向上憧憬精神,后者蕴涵着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态度,两者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因此研究英美文学中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形成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和思想源流,对世界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二 英美文学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轨迹简述
女性乌托邦小说兴起于18世纪后半叶,女性乌托邦小说,顾名思义,即以小说为载体,反映女性主义思想,展现乌托邦精神,关注女性和人类未来的小说。早期的经典之作当属英国作家萨拉·鲁宾逊·司各特于1762年出版的《千年圣殿》。该小说首开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先河,暗示出女性中心主义的倾向,作品明确地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德才兼备的女性,不屑与男性为伍,情愿与女性共同生活。尽管没有男性的存在,或者正因为没有男性的存在,这些女性通过努力,能够建立一个几近完美的社会。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繁荣期、衰退期、再度兴盛期这样几个阶段.
女性乌托邦小说的萌芽期是在19世纪后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起来的,此时期的代表作是玛丽·布莱德里·莱恩创作的《米佐拉:一个预言》。1890-192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繁荣期。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外还有玛丽·葛瑞菲斯的《今后三百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萨拉·奥恩·朱依特的《尖冷杉之邦》等。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表现出一个惊人的特点,作者一般仅仅充当叙述者的角色,故事大都设定在一个与世隔绝、远离现世的女性社群,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地;这类小说关注的中心是对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的描写和理想的社会制度、女性生存的自然以及人文环境的描绘上。1920-1960年是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干涸”期。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主张女性服从传统价值观念,蔑视任何偏离传统的行为。1960年以后,女性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玛吉·皮尔西的《在时间边缘上的女人》,莫尼克·维迪格的《女游击队员们》、坡丽姆·亚历山大的《公元2150年》。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科幻小说,借助科幻因素驰骋想象,拉开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上述女性乌托邦小说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确实令人神往,它给在实际生活中频频受挫的女性以慰藉和鼓舞。1980年以后的作品呈现出与早期女性乌托邦完全不同的创作思想,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对未来世界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但是在20世纪后期,历尽沧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目睹了人类生存境况的不断恶化,开始对女性和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冷静理智的思考。小说作品呈现出与早期女性乌托邦完全不同的创作思想。这种新型的乌托邦小说是乌托邦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例如娥秀拉·勒瑰恩的《无依》等作品。“反乌托邦”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迅速,较为出色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有:多丽丝·莱辛的《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女仆的故事》、勒瑰恩的《永远回家》等。在《女仆的故事》中,作者借助科幻形式,将过去与现在性别关系的不平等投射到未来所创作的女性反乌托邦小说,小说假想了吉里德共和国为了解决人口锐减问题,将该国妇女按功能分类。女主人公奥弗雷德是一个“女仆”,她的母亲曾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敌视男性,坚持必须建立一个与男权文化决裂的女性乌托邦,然而她的主张不但没能实现,而且适得其反。她们没有设法寻求促使两性关系和谐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与此背道而驰的极端做法,由此可能造成的恶果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通过上述女性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女性乌托邦小说家,还是反乌托邦小说家,其目的或为寄托理想,或为讽喻现实,或为警世,让女性不断反思。但两者的目标是共同的:为全人类、男人与女人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
三 对英美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思考
英美文学中的女性乌托邦在英美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寄寓着英美两国文学作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幻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乌托邦”担负着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历史使命。面对当时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这样严峻的现实,女性乌托邦文学家试图用乌托邦小说的形式来实践她们对女性未来和人类未来的设计,从分析英美文学中女性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过程中,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的思考。
(一) 女性生存现状的体现及所处社会环境的思考
《使女的故事》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代表,向读者讲述发生在未来21世纪初的亲身经历。作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存图景:
“那些关于在壕沟里或林子里或废弃的出租屋内的冰箱里发现女尸的报道—多数是女的,偶尔也有男的,最可怕的是有时还有孩子—他们穿着衣服或一丝不挂,有的遭人强奸有的没有,但无一例外都死于非命。总有一些地方人们不愿涉足,每天得小心翼翼,仔细锁紧门窗,拉上窗帘,不敢熄灯,以防万一。”
“有时,我一想到自己,一想到自己的身体,眼前便会出现骨骼架:……里面充满有害物、变异的蛋白质、像玻璃一样粗糙的劣质晶体。女人们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片、药丸……此外还有梅毒的突变类型,任何一种菌体都对它无可奈何。”
作者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压迫,以女性的生存困境隐喻了个人类的未来。
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描述女性的地位体现在一直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够把男性改化为“他者”,因为她们“缺乏具体的办法,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与其他相关的统一组织旗鼓相当的整体……她们散居于男性之中,因为住房、家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因素而附属于父亲或丈夫等等身份的男性。”
20世纪末的英美社会,暴力和犯罪无所不在,充满了不安定因素,人人自危,女性更是如此,以上均表达了对所处社会的两性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况的思考。
(二)否定特权和等级渴望建立和谐社会
在吉尔曼的《女儿国》中,女人们将权力视为一种集体的公共的经验,避免使一些人的权力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个人利益永远跟集体利益相联。她们致力于民主建设,公民自己直接参与集体决议的过程。决议结果力求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不同需求,旨在提高个人和全民素质,人类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都应平等、合作互爱。
在《黑暗的左手》中,摆脱了性别差异的格辛星也摆脱了人类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取消了性别差异,任何以男性为中心或女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和统治体系便不可能存在。格辛星是理想的女性乌托邦,在这里,权力被重新分配,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不再是决定一个人是适合治家还是适合治国的主要因素。小说借这样的虚构社会,促使我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
《克兰福德镇》构建了一个远离男权统治的女性王国,这个母权制社会如同一片净土,丝毫没有被工业化滋生的价值观所污染,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昔日淳朴的价值体系。小说中的女性世界完全摆脱了父权制的种种限制,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性独立领域,即女性乌托邦。
这一切都体现出女性对特权和等级的否定,将自身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追求和谐平衡社会环境的渴望。
(三)呼吁重新认识母性的定义,消除社会差异
20世纪后期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的必然产物,认为男性代表的是人类和文明的领域,而女性、原住民、儿童、动植物等则扮演了自然的角色。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反思、批判和超越男权思维,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
在男权社会中,母性被认为是女性的自然属性。根据男权社会的逻辑,既然只有女性具备生育和哺乳等生理功能,那么女性就应该承担养育孩子的任务。由此生理性别差异导致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家务分工上,还体现在社会分工中。社会劳动的分工又导致一系列的价值差异。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家舒拉密斯·费尔斯通在其经典著作《性别的辩证法》一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男女的“生物谱系”在人类生育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曼建构了一个可以同时作为女性精神和肉体家园的可以认同的大写的“妇女”,完成了对女性系谱的追寻。
吉尔曼的《她乡》描绘了一个男性早已消亡,“性阶级”不复存在,女性摆脱了性别压迫的理想社会。“她乡”的女子通过“处女生殖”或“自体生殖”来繁衍后代,从而形成了以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为核心并且通过女性之间的友谊层层向外发散扩展的由爱主导的女性世界。吉尔曼对男权话语和文化中的“母性”和“母职”进行了重新定义。吉尔曼正是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借助想象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将现实中的男权话语彻底颠覆,尽显女性话语和文化的辉煌。《她乡》是女性乌托邦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吉尔曼也成为树立女性乌托邦小说典范的枢纽人物。
在科技与人文日益失衡的今天,英美文学中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思想虽不十分成熟,但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强调的是以道德和伦理为准则指导技术的发展,强调生存与发展、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的平衡,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 刘英、李莉批:《判与展望:英美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历史使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 刘英、王雪:《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4期。
[4] 傅俊、陈秋华:《从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看阿特伍德的小说〈女仆故事〉》,《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陈小慰译:《使女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6] 盖斯凯尔夫人,刘凯芳、吴宣豪译:《克兰福德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7] 吉尔曼,林淑琴译:《她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 Frances Bartkowski.Feminist Utopias[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
[9] Ursula Le Guin.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M].Harper & Row,1969.
[10]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http://www.marxist.org/reference/subject.
作者简介:佘敏,女,1977—,四川南充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学科与教学论,工作单位:成都医学院人文信息管理学院外语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