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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改革的“苏共中央智囊人物”、俄罗斯美国学奠基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10年10月1日逝世,享年87岁
2008年,阿尔巴托夫85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贺信中写道:“您是卓越的学者、我国美国学的奠基人,对研究迫切的国际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您的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著作以内行著称,被积极地运用于实际——有助于做出关键性决定。”
这位俄罗斯“美国学的奠基人”,1923年生于乌克兰。其父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曾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在大清洗年代被逐出外贸部,1941年被捕,被判刑8年,但1942年获释。父亲被捕一事,影响到他的工作和思想。
他在父亲缄默式的小心谨慎中长大。父亲逝世前,也是斯大林死后才解释这样的原因——保持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整性十分艰难。在那“令人苦恼的年月中”,他也养成从未提过任何不适当或危险问题的“第六政治感觉”。他认为,这种直觉救了自己,救了全家。他也由此开始自己的政治学术人生。
阿尔巴托夫1941年毕业于第一莫斯科炮兵学校,在卫国战争中因军功获得许多奖章,1944年因伤复员。
他一直关心国际关系问题,1949年如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专业是国际法。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67年他受命组建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领导下,该所成为研究美国和加拿大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大型学术中心。他因此被称为俄国的美国学奠基人。
阿尔巴托夫有着前苏联时期一般人少有的国外交往机会,他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包括1957年创立的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这给他打开了一个了解西方安全和裁军问题思想的窗口。该会议及其创始人由于在核裁军上的努力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还参加了影响巨大的帕尔梅委员会(裁军和安全独立委员会),自称,委员会“对我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影响”。在交流接触中,委员会产生了一些新思想,其中之一是“共同安全”思想,即不能靠牺牲或损害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和所有人的关系不错。美国葛培理牧师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政权是撒旦的化身。但在1982年访问莫斯科,与他有过三个多小时的交谈后,牧师说:“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位非常和善的官员。”
与美国、德国等各国学者多次深入的学术交流,使阿尔巴托夫真切地了解到复杂的国际局势,因而能向苏共领导提出有实用价值的建议,特别是在苏美关系方面。他几乎参加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所有谈判,包括秘密谈判。他被看做是上世纪7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政策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和雅科夫列夫一道,被看做是发起改革的“苏共中央智囊人物”。
在很长时间里,阿尔巴托夫的确是苏共中央的智囊人物。1964年-1967年他担任苏共中央咨询小组顾问,以后是领导人。因这方面的成就,他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和中央委员(1990-1991)。
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曾参加196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是当时苏共中央告苏共党员的公开信的起草者之一。据他说,中方当时反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立场,客观上反而有助于苏共坚持二十大路线的人提高在苏联的地位。
在苏联对外政策上,他曾贡献过一些重要建议,如主张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单方面冻结核试验,要求停止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部署SS—20导弹,反对使苏联卷入反弹道导弹竞赛。这些思想为苏联官方政策所吸收。
阿尔巴托夫著述甚丰,有100种以上个人和集体专著。重要作品有回忆录《知情者的见证》《体制中人》。由于作者直接参与处理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又比较尊重事实和科学,对许多问题有独立看法,他的回忆录具有较高价值。
阿尔巴托夫曾亲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见证了改革的失败,他据此在《知情者的见证》中提出几条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
一、改革不能拖延,否则保守分子会适应形势并找出有效抵制的方法。
二、要向世界开放,成为国际分工的积极参加者,要充分利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经验,否则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
三、外交和内政中必须克服军国主义,否则就不可能使社会走上正轨。
四、国际关系存在相互效应,你采取的任何措施,对手都必然会做出反应,如果不事先考虑到这种反应,就会打到你自己的头上来。
五、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务不是征服别人或建立帝国,而是去创造永恒的条件,以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仅集中力量和资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它自己的实际问题。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2008年,阿尔巴托夫85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贺信中写道:“您是卓越的学者、我国美国学的奠基人,对研究迫切的国际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您的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著作以内行著称,被积极地运用于实际——有助于做出关键性决定。”
这位俄罗斯“美国学的奠基人”,1923年生于乌克兰。其父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曾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在大清洗年代被逐出外贸部,1941年被捕,被判刑8年,但1942年获释。父亲被捕一事,影响到他的工作和思想。
他在父亲缄默式的小心谨慎中长大。父亲逝世前,也是斯大林死后才解释这样的原因——保持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整性十分艰难。在那“令人苦恼的年月中”,他也养成从未提过任何不适当或危险问题的“第六政治感觉”。他认为,这种直觉救了自己,救了全家。他也由此开始自己的政治学术人生。
阿尔巴托夫1941年毕业于第一莫斯科炮兵学校,在卫国战争中因军功获得许多奖章,1944年因伤复员。
他一直关心国际关系问题,1949年如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专业是国际法。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67年他受命组建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领导下,该所成为研究美国和加拿大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大型学术中心。他因此被称为俄国的美国学奠基人。
阿尔巴托夫有着前苏联时期一般人少有的国外交往机会,他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包括1957年创立的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这给他打开了一个了解西方安全和裁军问题思想的窗口。该会议及其创始人由于在核裁军上的努力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还参加了影响巨大的帕尔梅委员会(裁军和安全独立委员会),自称,委员会“对我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影响”。在交流接触中,委员会产生了一些新思想,其中之一是“共同安全”思想,即不能靠牺牲或损害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和所有人的关系不错。美国葛培理牧师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政权是撒旦的化身。但在1982年访问莫斯科,与他有过三个多小时的交谈后,牧师说:“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位非常和善的官员。”
与美国、德国等各国学者多次深入的学术交流,使阿尔巴托夫真切地了解到复杂的国际局势,因而能向苏共领导提出有实用价值的建议,特别是在苏美关系方面。他几乎参加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所有谈判,包括秘密谈判。他被看做是上世纪7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政策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和雅科夫列夫一道,被看做是发起改革的“苏共中央智囊人物”。
在很长时间里,阿尔巴托夫的确是苏共中央的智囊人物。1964年-1967年他担任苏共中央咨询小组顾问,以后是领导人。因这方面的成就,他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和中央委员(1990-1991)。
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曾参加196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是当时苏共中央告苏共党员的公开信的起草者之一。据他说,中方当时反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立场,客观上反而有助于苏共坚持二十大路线的人提高在苏联的地位。
在苏联对外政策上,他曾贡献过一些重要建议,如主张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单方面冻结核试验,要求停止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部署SS—20导弹,反对使苏联卷入反弹道导弹竞赛。这些思想为苏联官方政策所吸收。
阿尔巴托夫著述甚丰,有100种以上个人和集体专著。重要作品有回忆录《知情者的见证》《体制中人》。由于作者直接参与处理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又比较尊重事实和科学,对许多问题有独立看法,他的回忆录具有较高价值。
阿尔巴托夫曾亲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见证了改革的失败,他据此在《知情者的见证》中提出几条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
一、改革不能拖延,否则保守分子会适应形势并找出有效抵制的方法。
二、要向世界开放,成为国际分工的积极参加者,要充分利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经验,否则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
三、外交和内政中必须克服军国主义,否则就不可能使社会走上正轨。
四、国际关系存在相互效应,你采取的任何措施,对手都必然会做出反应,如果不事先考虑到这种反应,就会打到你自己的头上来。
五、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务不是征服别人或建立帝国,而是去创造永恒的条件,以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仅集中力量和资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它自己的实际问题。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