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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求理》一书是李瑞环同志的最新力作,书中富有哲学思想、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本文为李瑞环同志于2002年11月22日政协会上的讲话,作为《务实求理》的代序收入书中。摘编如下:
一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儿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多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惟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重大,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样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的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我安度晚年。
二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儿,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俩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
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
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
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
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三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与全国政协八、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融洽。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你们给予谅解!10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所有政协机关的同志,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摘自《务实求理》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儿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多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惟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重大,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样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的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我安度晚年。
二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儿,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俩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
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
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
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
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三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我的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都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
10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与全国政协八、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关系融洽。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个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你们给予谅解!10年来,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所有政协机关的同志,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摘自《务实求理》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