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背后的道德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由于这个时代的道德价值取向存在着分歧，就使得所谓的不确定性悄然进入我们平静的医患关系和医疗活动之中。人们固有的道德内稳态正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发生动摇，以至于无法清醒地分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医学伦理学难题，无法在伦理对策中使用传统原则去规范一些日益普遍的事实。正是在此背景下，“红包”现象堂而皇之地走入了医学道德的视野。
　　有些人认为，只要“红包”是病家“主动”奉送的，特别是“事后”奉送的，就是一种酬谢的礼节。知恩当报，是儒家文化的一种演变。这种礼节能维系和保障良好的医疗秩序和和谐的伦理关系，从而使医患之间的普与爱显现在授受交往之中。因此，这部分人不仅谅解而且赞同“红包”现象。其实，无论传统道德观还是现代医学伦理学，都始终把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医务道德的核心。对于需要合理救治的病人来说，医生永远应该是无条件的、自觉的、全心全意的；不管是否送“红包”，都应是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所谓生命价值、有利无伤、知情同意、公正等医疗原则，都是这一道德准则的具体分解。诚实、行善等都应是一种义务。可见，收“红包”是有违人道主义美德的，是对医生这一神圣职业的玷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红包”现象是对社会分配不公的适当补充，是现阶段调节医患关系的有效杠杆，是对医生复杂艰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报答。目前，我国医疗制度确实面临挑战，现实分配格局正在被打破。在转换机制和多重选择阶段，出现暂时的不平衡亦属正常。如果单纯强调绝对公正分配，也会潜在地损害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职业自尊，甚至把医患关系导向纯粹的商品交易形式。现在，在许多地方，病人之间互相影响，人为地造成一种难以摆脱的送礼压力。有些病人唯恐医生因未收礼而淡化责任感，常常违心地送“红包”。这不仅是出自简单的从众心理，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此种现象在某些科别(如外科)已逐渐模式化，几乎成了“附加收费”的形式。迫使病人把信赖感与“红包”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医德的退化。
　　也有人说。只要“红包”能促进医疗质量的提高。就没有理由将其判定为坏的现象。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是不符合“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规则的。白求恩同志是医务人员的典范，如果他工作在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他会对收受“红包”表示赞同。
　　我们相信，一旦“奉献即快乐”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时，“红包”现象必将成为历史。那时，病人可能会拿着一束绽开的玫瑰花去寻访主治医生，以此来表达对医生的由衷谢意。而医生的最大快乐也莫过于分享病人重新获得健康的喜悦。
　　(江苏省医学伦理学会主任委员　孙慕义)
　　
　　不能“落井下石”
　　
　　治病救人是医务人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对一个病人来说，不管患了大病还是小病，事实上是遇上了灾难。要落难之人甩“红包”，不是有“落井下石”之嫌吗?正如对灾区人民只能伸出无私援助的手一样，医生对病人是不能提出任何回报要求的。(上海市闵行八中　凌一)
　　
　　“送”与“要”大不一样
　　
　　“送”与“要”虽一字之差，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送”是自觉自愿的，是感谢救命之恩的一种方式，此乃无可指责的人之常情。而“要”则是带有强迫性的，是有违职业道德的。一位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负责人说得好：“不管有多少理由，我们都不能违背一个最高的法则，那就是视患者为父母亲友。”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所　张良)
　　
　　医生收入确实低
　　
　　向病人索要“红包”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也应看到，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生工资收入偏低。比如我，工作了20多年，现在也不过拿200多元的工资，甚至赶不上一些刚刚工作不久的工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应引起社会的重视。
　　(江苏大丰中医院主治医师　刘永连)
　　
　　“红包”现象合情合理合法
　　
　　我认为，既然劳动力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那么医疗技术理所当然地也可以待价而沽。患者自愿出高价请自己信得过的医师诊病疗疾，医师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换取相应高的报酬，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只要医患之间两厢情愿，他人不必议论纷纷。
　　(江苏通州竹行乡政府　蔡琼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