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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非非官方层面的不愉快比比皆是：2000年以来，尼日利亚每隔几年就会爆发“驱逐中国货”运动；2007年，赤道几内亚爆发针对华人小业主的“焚店风波”；2011年坦桑尼亚制定针对中国小商贩的“市场限入令”；2012年赞比亚煤矿发生多起涉华劳资致命冲突；2013年，相继传出加纳中国淘金客和纳米比亚中国商人与当地人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等等。
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普通中国人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印象曾是如此美好，如今这份感情却变得爱恨交织，十分复杂。
中国：从“救星”到利益争夺者
应该承认，昔日中非民间关系的浓情蜜意，是建立在特殊基础之上的。
首先，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和非洲各国政府、民间打交道，都是“政治挂帅”，不计经济得失，许多项目是“赔本赚吆喝”——对当地发展有利，而对中国，至少在经济层面上未必如此。
此外，在诸多官方支持的援非项目里，实施过程中强调“外交无小事”、“尊重当地人感情”等，对非洲人而言，这样的交往方式自然令人愉快。当年中国尚未改革开放，能够前往非洲的“民间人士”，实则大多数为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准官方人士”，素质较高，对政策的把握性也更强。
1995年下半年，中国对援外方式做出重大改革，将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转变为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只管送糖、不管赚钱”的交往模式就此告终。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观感产生改变，由“无私的援助者”、“不打扰自己的客人”，变成在商言商、与己争利的外来者；而随着外贸体制改革和因私出境的开放，大量非官方国人、国内公司和资本，也以双方都始料未及的速度涌入非洲。
必须指出，这种改变符合国际民间交往惯例，建立在“真空般纯情”基础上的“两小无猜”的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注定不能长久。如今，中非关系的发展，非官方元素俨然撑起了两地经贸关系的半壁江山，不仅在大型项目中引人瞩目，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更一度成为中资在当地经营的主力军，对维系中非经贸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题多多的“中国特色”
然而，当代中非民间关系存在着许多有待突破的“瓶颈”。
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和非洲人打交道很吃力；有时明明自己一番好意，却引起对方误会；有时下了很多功夫讨好、接近对方，对方却毫不领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洲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中国大相径庭，和非洲人打交道，最忌讳的不外乎“以我为主”四个字——要知道，人家才是那块土地的主人。
在非洲的中国人，最为当地所诟病的是“绝缘”：只和本国人或当地的外国人打交道，和本地社区毫无接触。近年来中非关系骤然升温，但比起其他地方的人，中国人登陆非洲相对较晚；事实上，在当地人眼里，既不带家属、又不和当地通婚的中国人已经很“另类”，如果再搞自我封闭，那就更加怪异，当地人往往会本能地排斥。
中国人素来勤劳，但有时这偏偏适得其反。非洲是个行会发达的地方，经常爆发罢工、罢市，有些国人不与对方保持一致，不但影响生意，还成为左邻右舍的公敌。一些大型工程，中国员工动辄数百上千，加上“过分勤旁”，本已让当地人觉得“抢了饭碗”，而这些人又搞“全封闭管理”，自绝于当地社会，往往埋下冲突的种子。
有些国人认为，在非洲，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一些中国管理人员或商人喜欢对当地雇员咆哮“我（或者钱）是上帝”，殊不知这是最遭当地人痛恨的一句话。且不论非洲人的宗教信仰各有不同，如今的非洲人更看重自由、闲暇的生活，金钱刺激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人在非洲喜欢走“上层路线”是出了名的，但效果却参差不齐。非洲的上层分为受过外国教育的“洋派”和土生土长、靠部族势力或人脉上位的“土派”，和前者打交道既要讲人情，又要讲信用和规矩；和后者打交道，首先要凸显平等姿态，摒弃“非我族类”的偏见。一些国人依然歧视黑人，比如不愿和黑人同桌吃饭，甚至有人和黑人握手后，不等对方离开就立刻跑去洗手，如此姿态，自然不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除了走“上层路线”，许多国人在对待雇员等“小人物”时问题更多。有些人单纯看到非洲落后、不足的一面，抱着救世主心态和对方打交道，往往吃力不讨好；有些人将国内落后的思维搬到非洲，比如在节假日和劳保待遇上做手脚，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法规；有些人不了解非洲民情，将国内金钱刺激、加班加点的一套照搬照抄，最终触发矛盾。
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在非洲普遍受欢迎；但另一方面，中国商人动辄降价倾销，且不顾市场容量和规则，大量仿冒受欢迎的产品，打破当地的商业秩序，常常使得从当地大批发商到头顶货物的零售小贩赔得血本无归，自然引起不满。一些商人急功近利，不顾商业信用，私自和客户下家、竞争对手“眉来眼去”，殊不知非洲商业圈关系复杂、血缘纽带繁复，往往败坏了国人和国货的形象，搞臭自己却一无所获。
国人需要新方式、新形象
在中非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爱和恨都只能出于相互间的熟悉和了解，猎奇心理和盲目心态行不通。
首先，国人可以在去非洲前多“做功课”，适当了解对方的风土人情、社会现状、爱好禁忌，才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并规避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和误会。
其次，要坚决摒弃诸如歧视黑人、“我是救世主”等落后意识，以平等姿态对待当地人和当地社区。非洲曾遭受长期殖民统治，对种族歧视和大国沙文主义十分反感，民间交往讲究感情投资、和气生财，切莫自己给搞成了“负投资”。
第三，要改变自我封闭、“绝缘”的心态，让自己成为当地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能让当地人“见怪不怪”。对于商人而言，可以让自己和当地人、当地社区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而非成为我肥彼瘦、我荣彼损的简单争利者。
21世纪是开放的世纪，非洲是中国越来越重要的伙伴，只有改变自我封闭的心态、习惯，以平等、真诚、入乡随俗的新方式、新形象，成为非洲人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切的“生活一部分”，和他们打交道才会变得更容易。如此一来，中国与非洲民间，也才能真正建立起与彼此间共同利益相称的关系。
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普通中国人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印象曾是如此美好，如今这份感情却变得爱恨交织，十分复杂。
中国：从“救星”到利益争夺者
应该承认，昔日中非民间关系的浓情蜜意，是建立在特殊基础之上的。
首先，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和非洲各国政府、民间打交道，都是“政治挂帅”，不计经济得失，许多项目是“赔本赚吆喝”——对当地发展有利，而对中国，至少在经济层面上未必如此。
此外，在诸多官方支持的援非项目里，实施过程中强调“外交无小事”、“尊重当地人感情”等，对非洲人而言，这样的交往方式自然令人愉快。当年中国尚未改革开放，能够前往非洲的“民间人士”，实则大多数为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准官方人士”，素质较高，对政策的把握性也更强。
1995年下半年，中国对援外方式做出重大改革，将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转变为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只管送糖、不管赚钱”的交往模式就此告终。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当地人对中国人的观感产生改变，由“无私的援助者”、“不打扰自己的客人”，变成在商言商、与己争利的外来者；而随着外贸体制改革和因私出境的开放，大量非官方国人、国内公司和资本，也以双方都始料未及的速度涌入非洲。
必须指出，这种改变符合国际民间交往惯例，建立在“真空般纯情”基础上的“两小无猜”的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注定不能长久。如今，中非关系的发展，非官方元素俨然撑起了两地经贸关系的半壁江山，不仅在大型项目中引人瞩目，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更一度成为中资在当地经营的主力军，对维系中非经贸关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题多多的“中国特色”
然而，当代中非民间关系存在着许多有待突破的“瓶颈”。
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和非洲人打交道很吃力；有时明明自己一番好意，却引起对方误会；有时下了很多功夫讨好、接近对方，对方却毫不领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洲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中国大相径庭，和非洲人打交道，最忌讳的不外乎“以我为主”四个字——要知道，人家才是那块土地的主人。
在非洲的中国人，最为当地所诟病的是“绝缘”：只和本国人或当地的外国人打交道，和本地社区毫无接触。近年来中非关系骤然升温，但比起其他地方的人，中国人登陆非洲相对较晚；事实上，在当地人眼里，既不带家属、又不和当地通婚的中国人已经很“另类”，如果再搞自我封闭，那就更加怪异，当地人往往会本能地排斥。
中国人素来勤劳，但有时这偏偏适得其反。非洲是个行会发达的地方，经常爆发罢工、罢市，有些国人不与对方保持一致，不但影响生意，还成为左邻右舍的公敌。一些大型工程，中国员工动辄数百上千，加上“过分勤旁”，本已让当地人觉得“抢了饭碗”，而这些人又搞“全封闭管理”，自绝于当地社会，往往埋下冲突的种子。
有些国人认为，在非洲，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一些中国管理人员或商人喜欢对当地雇员咆哮“我（或者钱）是上帝”，殊不知这是最遭当地人痛恨的一句话。且不论非洲人的宗教信仰各有不同，如今的非洲人更看重自由、闲暇的生活，金钱刺激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人在非洲喜欢走“上层路线”是出了名的，但效果却参差不齐。非洲的上层分为受过外国教育的“洋派”和土生土长、靠部族势力或人脉上位的“土派”，和前者打交道既要讲人情，又要讲信用和规矩；和后者打交道，首先要凸显平等姿态，摒弃“非我族类”的偏见。一些国人依然歧视黑人，比如不愿和黑人同桌吃饭，甚至有人和黑人握手后，不等对方离开就立刻跑去洗手，如此姿态，自然不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除了走“上层路线”，许多国人在对待雇员等“小人物”时问题更多。有些人单纯看到非洲落后、不足的一面，抱着救世主心态和对方打交道，往往吃力不讨好；有些人将国内落后的思维搬到非洲，比如在节假日和劳保待遇上做手脚，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法规；有些人不了解非洲民情，将国内金钱刺激、加班加点的一套照搬照抄，最终触发矛盾。
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在非洲普遍受欢迎；但另一方面，中国商人动辄降价倾销，且不顾市场容量和规则，大量仿冒受欢迎的产品，打破当地的商业秩序，常常使得从当地大批发商到头顶货物的零售小贩赔得血本无归，自然引起不满。一些商人急功近利，不顾商业信用，私自和客户下家、竞争对手“眉来眼去”，殊不知非洲商业圈关系复杂、血缘纽带繁复，往往败坏了国人和国货的形象，搞臭自己却一无所获。
国人需要新方式、新形象
在中非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爱和恨都只能出于相互间的熟悉和了解，猎奇心理和盲目心态行不通。
首先，国人可以在去非洲前多“做功课”，适当了解对方的风土人情、社会现状、爱好禁忌，才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并规避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和误会。
其次，要坚决摒弃诸如歧视黑人、“我是救世主”等落后意识，以平等姿态对待当地人和当地社区。非洲曾遭受长期殖民统治，对种族歧视和大国沙文主义十分反感，民间交往讲究感情投资、和气生财，切莫自己给搞成了“负投资”。
第三，要改变自我封闭、“绝缘”的心态，让自己成为当地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能让当地人“见怪不怪”。对于商人而言，可以让自己和当地人、当地社区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而非成为我肥彼瘦、我荣彼损的简单争利者。
21世纪是开放的世纪，非洲是中国越来越重要的伙伴，只有改变自我封闭的心态、习惯，以平等、真诚、入乡随俗的新方式、新形象，成为非洲人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切的“生活一部分”，和他们打交道才会变得更容易。如此一来，中国与非洲民间，也才能真正建立起与彼此间共同利益相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