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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力量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国家意志。为适应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对人才的需求，国家需要不断调整教育体制来适应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变化，以提高教育的效率和规模，而核心在于培养出一批世界顶尖级人才。二是民众吁求。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领域种种不合理的东西，引发群众不满和非议，如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收费问题、扩招问题等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群众吁求。三是知识精英的倡导。代表各个不同阶层意志的知识精英，是民族最为敏感的神经，在责任感和良知的驱动下，他们所发出的变革声音，是众声喧哗中最为理智的。以上三种变革力量，互相交织，互相作用，演绎成丰富复杂的现实场景。国家在政策层面所必需的慎重和稳健，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话语权，使得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有时会滞后于实际的改革要求。民众基于现实感受的变革吁求，纷乱芜杂，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不能形成一致的改革方案。知识精英在改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者，也是民众吁求的诠释者，改革的实际进程，往往表现为代表不同阶层意志的知识精英博弈的过程。
一国家意志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人们关心和瞩目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刺痛了每个关心教育的中国人的神经，也引起了政府高层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部署了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近年来，对高等教育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常言道：爱之深，责之切，其激烈的言辞中包含的热切期待是令人感动的。概略归纳一下公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大学管理的行政干预过多方面，与之相关涉的是对我国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能力的质疑。朱清时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在1949年以前，即民国时期共38年的时间里，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5万人，平均起来则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而仅仅2008年一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就有5万多，数量上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同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达到559万，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800倍左右。高等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也意味着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按常理，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级人物应该越来越多才对，但现在的情况很尴尬，像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大师，却迟迟没有冒出来。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现在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1]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学者们的意见最终都指向了国家的教育改革层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甚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要改变。”[2]
应该说学者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质疑之声，对推动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是有很大作用的。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追求理想的“应如何”到立足现实国情的“能够如何”，其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专家学者的声音往往代表了“应如何”，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蓝图，政治家的决策往往需要关注“能够如何”，在各种权力关系中修改、增减、变更“应如何”的蓝图。从民间的层面上说，有些人认为高教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不容有讨论的余地了。我们也应该理解，对于教育的主管部门来说，在改革的各项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是不适宜推动全面改革的。张伟江指出：“近期‘放权自主’等呼声甚多。但是，包括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等院校或机构以及相关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吗？大家知道，基本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协调人类所有活动的准则，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全社会性质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二是高等教育体系依法完善的内部规章和执行能力；三是参与人员的遵法意识和行为。显然，我们与之相差甚远。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教育管理结构系统与之相应，即除了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外，还要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教育考核与教育评估机构。目前，全国具有这样结构的省市还不多，而我们的教育评估或称质量控制、绩效评定在国际上还是个‘弱者’，在国际评估组織中仅是个参与者，而且还缺乏教育评估理论与技术支撑。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其他部门机构始终保持密切有效的合作。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水平，由于传统和机制约束，这种合作还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离高等教育强国还很远。”[3]在改革条件不太成熟的情况下，进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是不妥的，张斌贤说：“就当前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学校、教育的一味批评、指责，有时甚至是非常情绪化和武断的责难，教育改革和发展缺乏一种同情、理解、宽容、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这就造成了学校、教育发展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长此以往，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害。”[4]
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情绪化的冲动，对于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来说是目前必须的。“‘改革’未必就是一个褒义词，它有可能带来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更可能导致社会的恶化与退步。因为任何改革的动机，都是源自对现状的不满意，对现行的政策、制度、体系等要‘修而改之’；而‘修改’的方向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可能‘改’得更激进、更左、更疯狂，也可能‘改’得更保守、更右、更稳妥。”[5]我们要在大学办学理念上有新突破，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有新规划，在学术组织模式上有新探索，在师资结构与水平方面有新跃进，都有赖于高等教育体制的历史性突破，这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必须在国家意志的层面才能完成。
二民众吁求
民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的声音，是高教改革必须实施的强大民意表现。在网络时代，民众的意见往往会汇聚成某种程度的公众舆论，从而影响对事物的评判和认识，并成为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推力。
当前，对高等教育批评的声音很多，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不公平。北京、上海等地著名高校对本地区考生的倾斜性政策，近十多年来引发的热烈讨论和两会代表的不断提案，就是高等教育入学门坎不公平的一个显著例子，还有诸如点招等政策也都有不公平的地方。二、商业化。为了商业目的，不顾实际的教育资源如何，盲目扩招，开设新专业，将教育变成产业变成公司来经营，使高等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大为减弱，金钱关系的色彩大为浓重。在许多高校，不良的金钱关系甚至渗透进角角落落，在基建招标、图书馆采购等等许多事情上都有反映，这些方面在报刊上都能查到相关的报道。三、行政化。程天君指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教育变革中，与知识分子传统式微相伴而生的，是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如今的大学行政化严重，分三六九等，有985大学、211大学、普通大学……，即便在39所985大学内部，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别，有三个等级之分，所谓2+7+30.等级越靠上者，越‘不差钱’、教授越众多、项目越庞大。”[6]与高校行政化严重相关联的是内部资源分配不公平，有些在行政和学术上兼职的教授很少有时间再做研究，但却享有学术资源的分配权并占有了学术资源，有学者指出：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更主要是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在行政化的主导下，校内的权力与校外的权力往往互相勾连，谋取利益最大化，突出的表现为：“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在职读研究生、读博，自己不去上课，请秘书代上、代考，而大学也乐得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建立了政治关系，自己也不用认真授课、看论文，反正大家都在混。结果教育并没有真正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在为有钱人、有权人服务，为大学服务，为教授自己服务，为自己的朋友服务。”[7] 民众对高等院校批评一般来说总是从某个具体的个案开始，借助网络的开放性，随着更多声音的加入，批评的声音一般会向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方面扩展。从有利的方面说，这些民众吁求对凝聚共识、积聚公意进行深入的高教改革提供了民众基础。
三精英倡导
与普通民众的吁求相比，知识精英对中国高校的教育改革的呼吁更具学理性、历史感和国际视野。知识精英对高教改革的发言，因其扎实丰厚的学科背景，为高教改革提供了更多建设性的意见。总的来说，知识精英的发言有以下特色：一、对中国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变迁史的梳理，是知识精英在探讨中国高教改革最具历史纵深的部分。二、立足于比较的视野，探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具国际视野的部分。三、在学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和思路，则是直接关涉到现实的高教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培育出一流的人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局，知识精英们以其炽热的爱国情怀对高教改革问题投注了巨大热情，并在各自专业背景的基础之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种种值得注意和吸纳的见解。如在中西大学的比较上，有学者指出中西大学的差距是在办学机制，特别是在办学理念上。我国高等教育曾经有过一系列改革，包括教授聘任制度、弹性学制、选修课程制度等等，但这些改革都没有改变中国大学的弊病，弹性学制不过是一纸空文，选修课选修制产生了一系列低水平课程，还引发了教研分离等新问题。这些都要求大学的办学理念有根本改变———学术为本、教授治校。[8]在总结中国高教改革的经验教训方面，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大学扩招，二是高校合并，三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同经济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相表里的，经过这些改革，到2009年中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2689所，普通高校在校生2144.66万人，各类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但也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后果：“大规模扩招导致了高等学校超负荷运行，不少地方高等学校预算内生均经费大幅下降，高等学校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造成教育质量滑坡、大学生就业难等突出问题，至今尚未真正消化解决。众多的中专、大专院校被升格、重组为新大学，造成高校定位和培养模式的趋同，助长了高等学校片面追求高层次、大规模、研究型、综合化的风气。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反而比本科更高，这种‘自杀性’政策遏制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公办大学举办的‘假民办’的独立学院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损害了真正的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它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也是当前最为人诟病的，是在行政主导的发展过程中，高校行政化弊端和官本位价值的强化。……行政机关直接干预高等学校事务，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行政部门直接掌管巨额研究经费，追求短期效益、重数量的学术管理被称为‘计划学术’，第一线的教师、研究人员陷入不得不‘跑部钱进’、填表成灾的境地，难以潜心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损害了研究型大学的向世界一流进军的努力。”[9]在如何改革当前的高等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學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如刘春梅指出：“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变迁的过程，它是在现行教育政策的基础之上，结合教育发展需要而作出的适时调整。由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还处于不成熟、不完善的探索阶段，现有的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滞后于实际发展需要，甚至出现教育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制现象，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和内容结构还不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公共利益诉求，导致政策在实践中无法有效实施。滞后或缺损的教育政策错误地指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方式，容易使本身就具有变量特征的政策执行者钻政策漏洞或抵制政策，造成教育政策执行‘空虚化’、‘扭曲化’等现象出现。”[10]在改革的路径方面，李立国指出：“改革的路径，从以自上而下的路径为主，进入上下互动、社会参与改革的阶段。地方政府和高校教育制度创新的经验可成为教育体制改革新的生长点。”[11]
学者们在不同层面呼吁高教改革，无论是从理念层面对大学精神的呼唤，还是具体地谈论制约高校学术发展的“行政化”问题，都在力图推动高教的改革。对于高校改革的反应，无论是赞赏，还是做悲观的预期，都是参与到高教改革中，客观上都是在为高教改革做添砖加瓦的工作。“关注就是力量，社会舆论所释放的巨大围观力量，有助于推动事件的正向发展，给改革者以巨大的精神支持。”[12]
尽管有种种抱怨声音和不同意见，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院校的数量从1011所增加到2263所，增加了一倍多，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中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也引起了西方教育家的深切关注，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认为：“在当前的竞争态势下，美国正面临着失去科研领袖地位的危险。目前，随着中国的加入，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吸引和留住优秀科研人才和大学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迄今为止，我们还算招架住了，但不能因此而产生幻想。到2020年，中国至少将有5所大学跻身全球20大高校之列。”[13]中国高教改革的途径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并不是已经完全明了的。某些主张改革的人认为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主调应是完全西化，而对这样选择的后果和可能的风险缺乏相关研讨，掩藏在理性面孔下的非理性一面还没有被学界广泛认识。上个世纪初，中国教育体制急速从传统的体制中走出，按照西方模式构建了新体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大量始料未及的情况，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很多学者认为教育体制是失败的，需要变革。范云龙认为新体制的弊端“第一是抄袭，第二是抄袭，至今还是抄袭”。[14]邱椿在致胡适之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模仿外国而不顾国情是三十年来中国教育的通病。”[15]周予同也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根本的病因在于不顾国情而专事模仿”。[16] 当前，讨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很多，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构想，如吴康宁提出教育改革成功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保障教育改革的道德正当性；二是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给予合理的利益回报，保障教育改革的社会合法性；三是要采取民主的推进方式，以保障教育改革过程有效性。[17]概括起来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所遇到的问题，是在中国国情下发展高等教育必然要遇到的问题，认真研究和评估，需要科学精神，不能过多诉诸于情感和理想的东西，诸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扩招问题，等等方面，不能以书斋中的理想见解来评估复杂的教育发展问题，应该看到中国教育问题不为书斋所能捕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应该多深入到中国教育第一线，在了解中国问题复杂性的同时还须有国际性视野，并要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性有深刻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清时.求解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困局[J].中国高等教育，2009（20）.
[2]朱清时.杰出人才培养要从“去行政化”开始[J].教育与职业，2011（1）.
[3]张伟江.确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科学理念———以高等教育系统化特性为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1（1）.
[4]蒋建华.如何认识与对待媒体对教育问题的报道[N].中国教育报，2005-09-12.
[5]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4.
[6]程天君.教育改革三問[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5）.
[7]郝志东.把脉沉疴，重塑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其问题[N].南方周末，2011-03-03.
[8]王洪才.论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模式———对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文化逻辑解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1）.
[9]杨东平.关于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J].江苏高教，2011（1）.
[10]刘春梅.失衡与制衡：教育政策执行的困境与消解[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4）.
[11]李立国.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J].大学教育科学，2012（1）.
[12]张涛甫.作为舆论话题的南方科大[N].文汇读书周报，2011-04-08.
[13]亚洲成为全球“大学版图”新中心[N].参考消息，2011-03-10.
[14]范云龙.今日研究教育者应有的觉悟与认识[J].中华教育界，1931（2）.
[15]邱椿.通信：致适之先生[J].独立评论，1932（11）.
[16]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4：2-3.
[17]吴康宁.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础[J].教育研究，2012（1）.
一国家意志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人们关心和瞩目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刺痛了每个关心教育的中国人的神经，也引起了政府高层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部署了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近年来，对高等教育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常言道：爱之深，责之切，其激烈的言辞中包含的热切期待是令人感动的。概略归纳一下公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大学管理的行政干预过多方面，与之相关涉的是对我国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能力的质疑。朱清时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在1949年以前，即民国时期共38年的时间里，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5万人，平均起来则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而仅仅2008年一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就有5万多，数量上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同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达到559万，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800倍左右。高等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也意味着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按常理，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级人物应该越来越多才对，但现在的情况很尴尬，像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大师，却迟迟没有冒出来。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现在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1]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学者们的意见最终都指向了国家的教育改革层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甚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要改变。”[2]
应该说学者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质疑之声，对推动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是有很大作用的。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追求理想的“应如何”到立足现实国情的“能够如何”，其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专家学者的声音往往代表了“应如何”，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蓝图，政治家的决策往往需要关注“能够如何”，在各种权力关系中修改、增减、变更“应如何”的蓝图。从民间的层面上说，有些人认为高教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不容有讨论的余地了。我们也应该理解，对于教育的主管部门来说，在改革的各项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是不适宜推动全面改革的。张伟江指出：“近期‘放权自主’等呼声甚多。但是，包括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等院校或机构以及相关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吗？大家知道，基本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协调人类所有活动的准则，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全社会性质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二是高等教育体系依法完善的内部规章和执行能力；三是参与人员的遵法意识和行为。显然，我们与之相差甚远。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教育管理结构系统与之相应，即除了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外，还要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教育考核与教育评估机构。目前，全国具有这样结构的省市还不多，而我们的教育评估或称质量控制、绩效评定在国际上还是个‘弱者’，在国际评估组織中仅是个参与者，而且还缺乏教育评估理论与技术支撑。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其他部门机构始终保持密切有效的合作。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水平，由于传统和机制约束，这种合作还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离高等教育强国还很远。”[3]在改革条件不太成熟的情况下，进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是不妥的，张斌贤说：“就当前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学校、教育的一味批评、指责，有时甚至是非常情绪化和武断的责难，教育改革和发展缺乏一种同情、理解、宽容、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这就造成了学校、教育发展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长此以往，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害。”[4]
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情绪化的冲动，对于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来说是目前必须的。“‘改革’未必就是一个褒义词，它有可能带来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更可能导致社会的恶化与退步。因为任何改革的动机，都是源自对现状的不满意，对现行的政策、制度、体系等要‘修而改之’；而‘修改’的方向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可能‘改’得更激进、更左、更疯狂，也可能‘改’得更保守、更右、更稳妥。”[5]我们要在大学办学理念上有新突破，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有新规划，在学术组织模式上有新探索，在师资结构与水平方面有新跃进，都有赖于高等教育体制的历史性突破，这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必须在国家意志的层面才能完成。
二民众吁求
民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的声音，是高教改革必须实施的强大民意表现。在网络时代，民众的意见往往会汇聚成某种程度的公众舆论，从而影响对事物的评判和认识，并成为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推力。
当前，对高等教育批评的声音很多，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不公平。北京、上海等地著名高校对本地区考生的倾斜性政策，近十多年来引发的热烈讨论和两会代表的不断提案，就是高等教育入学门坎不公平的一个显著例子，还有诸如点招等政策也都有不公平的地方。二、商业化。为了商业目的，不顾实际的教育资源如何，盲目扩招，开设新专业，将教育变成产业变成公司来经营，使高等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大为减弱，金钱关系的色彩大为浓重。在许多高校，不良的金钱关系甚至渗透进角角落落，在基建招标、图书馆采购等等许多事情上都有反映，这些方面在报刊上都能查到相关的报道。三、行政化。程天君指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教育变革中，与知识分子传统式微相伴而生的，是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如今的大学行政化严重，分三六九等，有985大学、211大学、普通大学……，即便在39所985大学内部，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别，有三个等级之分，所谓2+7+30.等级越靠上者，越‘不差钱’、教授越众多、项目越庞大。”[6]与高校行政化严重相关联的是内部资源分配不公平，有些在行政和学术上兼职的教授很少有时间再做研究，但却享有学术资源的分配权并占有了学术资源，有学者指出：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更主要是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在行政化的主导下，校内的权力与校外的权力往往互相勾连，谋取利益最大化，突出的表现为：“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在职读研究生、读博，自己不去上课，请秘书代上、代考，而大学也乐得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建立了政治关系，自己也不用认真授课、看论文，反正大家都在混。结果教育并没有真正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在为有钱人、有权人服务，为大学服务，为教授自己服务，为自己的朋友服务。”[7] 民众对高等院校批评一般来说总是从某个具体的个案开始，借助网络的开放性，随着更多声音的加入，批评的声音一般会向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方面扩展。从有利的方面说，这些民众吁求对凝聚共识、积聚公意进行深入的高教改革提供了民众基础。
三精英倡导
与普通民众的吁求相比，知识精英对中国高校的教育改革的呼吁更具学理性、历史感和国际视野。知识精英对高教改革的发言，因其扎实丰厚的学科背景，为高教改革提供了更多建设性的意见。总的来说，知识精英的发言有以下特色：一、对中国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变迁史的梳理，是知识精英在探讨中国高教改革最具历史纵深的部分。二、立足于比较的视野，探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具国际视野的部分。三、在学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和思路，则是直接关涉到现实的高教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培育出一流的人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局，知识精英们以其炽热的爱国情怀对高教改革问题投注了巨大热情，并在各自专业背景的基础之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种种值得注意和吸纳的见解。如在中西大学的比较上，有学者指出中西大学的差距是在办学机制，特别是在办学理念上。我国高等教育曾经有过一系列改革，包括教授聘任制度、弹性学制、选修课程制度等等，但这些改革都没有改变中国大学的弊病，弹性学制不过是一纸空文，选修课选修制产生了一系列低水平课程，还引发了教研分离等新问题。这些都要求大学的办学理念有根本改变———学术为本、教授治校。[8]在总结中国高教改革的经验教训方面，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大学扩招，二是高校合并，三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同经济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相表里的，经过这些改革，到2009年中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2689所，普通高校在校生2144.66万人，各类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但也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后果：“大规模扩招导致了高等学校超负荷运行，不少地方高等学校预算内生均经费大幅下降，高等学校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造成教育质量滑坡、大学生就业难等突出问题，至今尚未真正消化解决。众多的中专、大专院校被升格、重组为新大学，造成高校定位和培养模式的趋同，助长了高等学校片面追求高层次、大规模、研究型、综合化的风气。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反而比本科更高，这种‘自杀性’政策遏制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公办大学举办的‘假民办’的独立学院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损害了真正的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它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也是当前最为人诟病的，是在行政主导的发展过程中，高校行政化弊端和官本位价值的强化。……行政机关直接干预高等学校事务，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行政部门直接掌管巨额研究经费，追求短期效益、重数量的学术管理被称为‘计划学术’，第一线的教师、研究人员陷入不得不‘跑部钱进’、填表成灾的境地，难以潜心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损害了研究型大学的向世界一流进军的努力。”[9]在如何改革当前的高等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學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如刘春梅指出：“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变迁的过程，它是在现行教育政策的基础之上，结合教育发展需要而作出的适时调整。由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还处于不成熟、不完善的探索阶段，现有的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滞后于实际发展需要，甚至出现教育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制现象，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和内容结构还不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公共利益诉求，导致政策在实践中无法有效实施。滞后或缺损的教育政策错误地指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方式，容易使本身就具有变量特征的政策执行者钻政策漏洞或抵制政策，造成教育政策执行‘空虚化’、‘扭曲化’等现象出现。”[10]在改革的路径方面，李立国指出：“改革的路径，从以自上而下的路径为主，进入上下互动、社会参与改革的阶段。地方政府和高校教育制度创新的经验可成为教育体制改革新的生长点。”[11]
学者们在不同层面呼吁高教改革，无论是从理念层面对大学精神的呼唤，还是具体地谈论制约高校学术发展的“行政化”问题，都在力图推动高教的改革。对于高校改革的反应，无论是赞赏，还是做悲观的预期，都是参与到高教改革中，客观上都是在为高教改革做添砖加瓦的工作。“关注就是力量，社会舆论所释放的巨大围观力量，有助于推动事件的正向发展，给改革者以巨大的精神支持。”[12]
尽管有种种抱怨声音和不同意见，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院校的数量从1011所增加到2263所，增加了一倍多，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中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也引起了西方教育家的深切关注，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认为：“在当前的竞争态势下，美国正面临着失去科研领袖地位的危险。目前，随着中国的加入，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吸引和留住优秀科研人才和大学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迄今为止，我们还算招架住了，但不能因此而产生幻想。到2020年，中国至少将有5所大学跻身全球20大高校之列。”[13]中国高教改革的途径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并不是已经完全明了的。某些主张改革的人认为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主调应是完全西化，而对这样选择的后果和可能的风险缺乏相关研讨，掩藏在理性面孔下的非理性一面还没有被学界广泛认识。上个世纪初，中国教育体制急速从传统的体制中走出，按照西方模式构建了新体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大量始料未及的情况，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很多学者认为教育体制是失败的，需要变革。范云龙认为新体制的弊端“第一是抄袭，第二是抄袭，至今还是抄袭”。[14]邱椿在致胡适之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模仿外国而不顾国情是三十年来中国教育的通病。”[15]周予同也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根本的病因在于不顾国情而专事模仿”。[16] 当前，讨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很多，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构想，如吴康宁提出教育改革成功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保障教育改革的道德正当性；二是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给予合理的利益回报，保障教育改革的社会合法性；三是要采取民主的推进方式，以保障教育改革过程有效性。[17]概括起来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所遇到的问题，是在中国国情下发展高等教育必然要遇到的问题，认真研究和评估，需要科学精神，不能过多诉诸于情感和理想的东西，诸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扩招问题，等等方面，不能以书斋中的理想见解来评估复杂的教育发展问题，应该看到中国教育问题不为书斋所能捕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应该多深入到中国教育第一线，在了解中国问题复杂性的同时还须有国际性视野，并要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性有深刻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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