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因为突发情况我迟到了半节课。我抱起书飞奔向教室。来到教室门口，我先探了探头，学生没看我，他们正大声读词语，那速度像一挺挺小机关枪。
　　 我耸了耸肩，带着尴尬的笑迈步进了教室，站定后，学生停止朗读，一个个咧着嘴坏笑。
　　 “要不罚我在教室外站5分钟？”
　　 “不用不用”“您不是故意的”……學生在给我台阶下。我一边拱手作揖，一边说“对不起”。剩下的半节课，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我也讲得神采飞扬。
　　 作业时间，看着一个个埋头努力的孩子，我不由得想：如果今天迟到半节课的是某个学生，我会这样笑着迎接吗？不会。我多半会自顾自上课，只示意他快回座位，因为不想影响上课的节奏，所以也不会顺势安抚迟到学生的情绪。或许，我也会让这个学生在门口先站一两分钟，因为他违反了课堂纪律，所以不会细想学生为什么迟到，是不是有苦衷。
　　 然而，同样是迟到，主角换了，处理方式也完全不同。我的学生，他们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但他们懂得用柔情这个专业方法处理老师迟到这事件。他们分析了问题的症结，然后选择了最优处理方案：一方面，在教师缺席时，班干部主动补位，带着大家朗读，不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另一方面，在等待教师无果后，他们求助了班主任。当我露面时，他们则选择了无条件接纳，还安抚了我尴尬、焦躁的情绪。
　　 试想，如果我进教室那一刻看见的是吵闹现场，我能像学生那样做吗？如果我认为自己迟到是工作太忙而理所当然，学生吵闹则是无视课堂纪律，应该被严厉训斥。那么，我就是忘了自己才是“始作俑者”——模糊了规矩的界限，激起了学生的怨怼情绪。
　　 我们必须承认，当代学生在许多方面懂得比我们更多，我们该俯下身向学生学习。就像我迟到后学生教给我的：在面对那些无意而为之的错误时，宽容的力量远胜于斥责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