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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从18岁起投身教育事业，历经小学、中学，而至大学，在75年的教育生涯中，钱穆先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出了重要的教育思想，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在20世纪中国一流的历史学家中，钱穆先生是一位罕见的通过勤奋自学而踏上学术巅峰的传奇人物。
钱穆先生一生治学领域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东西方思想文化都有涉猎。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其治学生涯都与教育实践紧密相联，其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紧紧融合，相互渗透。先生自己也说：“由小学中学而大学，上堂教书是我的正业。下堂读书著书，是我业余的副业。”①先生在其漫长的教育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出了重要的教育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课堂教学风格，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等。
其中《中国史学名著》是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作为先生的讲堂实录，其中充分体现了他的课堂教学风格。该书由先生的22次课堂讲义加以整理而成，此课程名为“中国史学名著”，是在1969至1971年间为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的。“故此稿乃一年之讲堂实录。每堂必标一讲题，然亦有前讲未毕，后讲补述，此稿皆一仍其旧。”②此书扼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通义》的数部中国史学名著。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对比中体现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所以本文以《中国史学名著》为例，从内容的选取、教学方法、语言艺术以及思想性与教育理念这4个方面，具体论述钱穆先生的课堂教学风格。
一、《中国史学名著》教学内容的选取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向读者依次介绍了《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史通》《通典》《贞观政要》《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这27部中国史学名著，进而反映、折射出著作背后的人、时代精神以及历史的变迁。钱穆先生选择以上27部作品作为教学内容，不是盲目、随意的选择，而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依据和道理，他在书中对此也做了详细明确的阐述，笔者将以上史学名著的选取理由整理如下：
（一）记言体史书
先生选择了《尚书》，此即刘知几所谓“尚书家”（“记言家”）。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第一部古书。
（二）编年体史书
包括《春秋》《春秋》三传、《资治通鉴》。其中《春秋》为“春秋家”（“记事家”），《左传》为“左传家”（“编年家”）。“编年体”为“二体”之一。《春秋》是中国第二部历史书，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历史书。《春秋》作为五经之一，自然有人来发挥它，便有《春秋》三传，分别为《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左传》是中国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为先生所特别看重。刘知几认为《左传》为“编年体”初祖。《资质通鉴》是《春秋》和《左传》之后最成功、最像样的编年史。
（三）国别体史书
包括《国语》《国策》。其中《国语》为“国语家”（“国别家”）。《国语》分国记载，就像后代的十六国春秋。《国策》里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
（四）纪传体史书
先生选择了《史记》，中国第一部正史，即“史记家”（“通古纪传家”）。纪传体也是“二体”之一。
（五）断代体史书
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其中《汉书》为“汉书家”（“断代纪传家”），中国第二部正史，断代为史的第一部。学历史的读了《史记》和《汉书》自然会去读《后汉书》和《三国志》。《新五代史》是唐代以后“上法《春秋》的”唯一一部私人著作。《新唐书》里有许多欧阳修的“大理论”“大意见”和“很大的文章”。
（六）纪事本末体史书
先生选择了《通鉴纪事本末》，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弥补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不足。
（七）史学理论著作
包括《史通》和《文史通义》，其中《史通》“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所以这部书成为一部特出的书”。③《文史通义》从一个学术的整体方面来讲一切学术，提出了“六经皆史”。
（八）政书
包括《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即“三通”。其中杜佑《通典》开创了“政书”体例，是中国史学里一个大创辟。《通志》和《文献通考》是“三通”里的第二三部。
（九）学术史著作
包括《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此两部书为中国学术史的集结。
（十）其他著作
包括《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贞观政要》和《通鉴纲目》。其中前两部属于《隋书·经籍志》十三类里的“杂传”和“地理”，《世说新语》能使人了解“清谈”的时代特性，《贞观政要》专讲唐太宗贞观一朝的政治，《通鉴纲目》“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④
二、《中国史学名著》教学方法的采用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具体到历史课堂而言，主要使用的有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参观法、实验法、练习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实习作业法等。在“中国史学名著”课程的教学中，钱穆先生主要运用了读书指导法和讲授法。 （一）读书指导法
钱穆先生在第一讲中指出，中国第一部史学名著是《尚书》，准确地说应该是《西周书》。先生进而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也是在整部书中经常提及的观点，即：“读一部书，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我们必须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中所蕴含的一种活的精神。”⑤我们读了《西周书》，就该知道周公，“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个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⑥接下来，先生说《春秋》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史书。没有人就没有书，没有材料，更没有学术。所以读《春秋》就应该看到背后的孔子，才能真正体会著作的主旨和精神，读起来才能明白畅晓，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使其成为活的学问。当讲到《史记》，先生花了3课时讲述，他称赞司马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他认为《尚书》《春秋》《史记》是中国史书的3种题材，是中国史书的3个发展、演进阶段。《尚书》记事是第一阶段，《春秋》编年是第二阶段，《史记》传人是第三阶段。这3个阶段经历了分别以事情、年代、人物为主的过程。先生告诫我们“书需懂得一部一部地读”，旨在强调读书学习要有耐心和毅力，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欲速则不达。只有跟着前人的步伐，从头到尾坚持下来，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增长自己的知识和学问。
先生在读书指导法中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观点，他说：“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叶冲上开水，始成一杯茶。若把茶叶一片一片分开，单独泡，便不能泡出茶味来。诸位做学问，只懂分，不懂合。……科学方法，有分也有合。”⑦所以他建议我们读书做学问应该采用全面的观点。综合各方，得出真知。
关于读书指导法，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通”字。《说文解字》中讲到：“通者，达也。”书中先生多次提到读书之通的重要性，这里包括文史哲之通和经史之通。
先生在书中以做菜为比喻，引导学生做通学。他说，研究史学如同做菜，“最先只懂放盐，后来才懂放酱油、放油、放糖、放醋，还要放点辣，或许还要放牛奶，放别的，菜愈做愈好了，总不能单纯一味”。⑧先生的比喻非常恰当，文史哲好比色香味，相信无论是做菜的人还是吃菜的人，都不会喜欢一色一味。章实斋说过：“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于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⑨所以，要学好史学，首先要注重文学。自己虽然满腹的才学，却表达不出来，文史哲之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对思想进行分类的四大部，其中经学与史学的联系是最为复杂、密切的。先生说：“做学问，便该求一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⑩没有任何一种学问与别的学问没有丝毫关系，或者可以与别的学问割裂开来，否则就会非常浅薄。
（二）课堂讲授法
我国著名教育家李秉徳教授将教学方法分为5类，其中将讲授法归入第一类，即“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11}作为课堂实录，《中国史学名著》一书自始至终都是以钱穆先生的讲授为纽带，先生通过深入浅出、提纲挈领的讲授，以时间为线索，将以上27部作品依次呈现在读者面前，先生的讲授法特点鲜明，主要可概括为两点：温故知新、善于总结和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先生的讲授并不是一课接着一课、一书接着一书，而是适当停顿、有所总结。先生自己也说：“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12}书中有一章名为《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此一章即为总结和复习。先生在本章开头说道：“今天我们又要回头来，略讲所谓做学问。让我做个简喻，好像做生意，定要懂得结账。既不能没有帐，也不能尽是流水账，过一时候总要有个总结。这如我们做学问讲的‘由博返约’，‘约’就是总结一下。做生意人能懂得用账簿，慢慢儿就懂得生意。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把旧的总结一下，这样自然懂得前面的新方向。读书也要懂得这样读。”{13}先生这一讲授方法非常符合学习者接受知识的认知过程，学习者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如果持续连贯地学习新知识，势必学习效率不佳，事倍功半。适当的时候停下脚步，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总结回顾，学习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事半功倍。
课堂教学中对重难点的把握历来是教师重视的问题，如何在教学中合理地区分重点和非重点，突出难点，是每一位教师需要面临的问题，处理好重难点也是衡量一堂好课和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方面。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的教学中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例。在讲授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时，先生花了3课时来讲，通过成书、流传、体例、内容、作者等方面，对《史记》这一史学名著进行了全方位的讲解，并且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与评价。这是先生对教学重点内容的把握。当先生在讲《左传》时，附带提及了《国语》和《国策》。在讲到《通典》时，附带提及了《贞观政要》。先生的用意很明显，和《左传》《通典》比起来，《国语》《国策》和《贞观政要》不属于重点内容，所以讲授时间和篇幅都没有重点内容多。
三、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
如何衡量一堂好课，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固然重要，但教师的语言艺术也不可忽视。一名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准备很充分，进行了精心的教学设计，但如果在讲授过程中缺乏语言艺术，其结果就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的讲授中，语言口语化、生动形象，富有趣味性，比如，先生在运用读书指导法时所论及的文史哲之通，先生将其比作做菜，直白流畅，通俗易懂。很少文言词句也是其特点，使学生和读者理解起来毫无障碍。不像许多同时期的历史名家的讲授或著述，语言晦涩难懂、深奥。比如，先生在讲到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时说道：“如我们每一个人从孩到老，天天在那里长大，慢慢儿老了，死了，这是个自然现象。我们要受教育，从事进修，才能在自己生命过程中有创新。时代之变是自然的，学术之变，不单是追随时代，而要能创新时代。”{14}先生在书的自序中说：“（此稿）亦多题外发挥，语多诫劝，此稿皆保留原语。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欬于一堂之上。”{15}如果不是先生的课堂语言艺术融入其中，今天的读者再一次品读这部40多年前的著作时，是不会达到“謦欬于一堂之上”的效果的，这也是先生治史、教学的初衷所在。 四、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
教学目标有3个维度的要求：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思想性与教育理念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代表这一目标。关于思想性与教育理念，《中国史学名著》有着鲜明的体现。
这部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名著方面的奠基和开拓之作，对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其中体现出先生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当下的感悟，但最强烈的还是他对国家民族的“温情与敬意”和对未来殷切的期盼。“先要关心国家、关心民族、关心此国家以往的治、乱、兴、亡，你才能来研究历史。”{16}先生在书中告诫我们如何学史，并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先生相信中国历史过去很灿烂，未来也一定很辉煌。“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我想我们将来所需要的新史学，应该在这些地方，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文化传统，要有一个宽大的胸襟，要有一番恳挚的感情。”{17}先生以一位历史学家独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书中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对民族思想道德、文化传统的关怀、热爱与推崇。在传承、弘扬、维护、捍卫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加激发了我们后学者研究中国史学的热情、信心和勇气，以及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先生认为历史教育要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服务，正如他在素书楼最后一课中所讲的“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18}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始终都在教导我们要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先生还告诫我们要有时代精神：“诸位已不是春秋时代的人了，也不是汉武时代的人了，诸位是民国开创以来的人了。”{19}每一时代都应有这一时代独有的精神，否则便不能看出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上是《中国史学名著》思想性的突出体现。
教育是一项世代相传、继往开来的事业。若无“继往”，则无以“开来”。正如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语虽是儒学家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也道出了教育的传承性、继往开来性。关于教育理念，钱穆先生认为：“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数千年传统文化，只许就目前当今以为教，是则教育脱离文化而成为无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难。”{20}历史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道理亦然。历史教育中如果缺乏对本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教育，则其结果就是“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彼心神之所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以潜深？意志何以超拔？趣味何以丰博？胸襟何以豁朗？”{21}先生此种担心并非无的放失，而是一语中的，直指历史教育要害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整个教育的要害所在。
总之，《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作为钱穆先生的讲堂实录，其中浸润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现了他的课堂教学风格，闪耀着他的历史教育思想的光辉，启迪当时，影响后世。
参考文献：
①钱穆.新亚遗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65.
②③⑤⑥⑦⑧⑩{12}{13}{14}{15}{16}{17}{19}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自序1，170，15，13， 360，77，35，65，138，184，自序1，359，29（239），359.
④朱熹.朱子全书·资治通鉴纲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
⑨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0.
{11}赵克礼，徐赐成.中学历史教材研究与教学设计[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172.
{18}江苏省无锡县政协.钱穆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0}{21}钱穆.文化与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84，81.
参考文献：
〔1〕何方昱.钱穆教育思想初探[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3.
〔2〕孔郝娇.治学术、为古今之通——讀钱穆《中国史学名著》[J].神州，2011，（9）：21-23.
〔3〕高义，马聪，臧伶俐，张亚慧.治学之通——《中国史学名著》书评[J].资治文摘（管理版），2010，（6）：196.
〔4〕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陈勇.钱穆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在20世纪中国一流的历史学家中，钱穆先生是一位罕见的通过勤奋自学而踏上学术巅峰的传奇人物。
钱穆先生一生治学领域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东西方思想文化都有涉猎。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其治学生涯都与教育实践紧密相联，其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紧紧融合，相互渗透。先生自己也说：“由小学中学而大学，上堂教书是我的正业。下堂读书著书，是我业余的副业。”①先生在其漫长的教育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出了重要的教育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课堂教学风格，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等。
其中《中国史学名著》是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作为先生的讲堂实录，其中充分体现了他的课堂教学风格。该书由先生的22次课堂讲义加以整理而成，此课程名为“中国史学名著”，是在1969至1971年间为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的。“故此稿乃一年之讲堂实录。每堂必标一讲题，然亦有前讲未毕，后讲补述，此稿皆一仍其旧。”②此书扼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通义》的数部中国史学名著。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对比中体现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所以本文以《中国史学名著》为例，从内容的选取、教学方法、语言艺术以及思想性与教育理念这4个方面，具体论述钱穆先生的课堂教学风格。
一、《中国史学名著》教学内容的选取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向读者依次介绍了《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史通》《通典》《贞观政要》《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这27部中国史学名著，进而反映、折射出著作背后的人、时代精神以及历史的变迁。钱穆先生选择以上27部作品作为教学内容，不是盲目、随意的选择，而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依据和道理，他在书中对此也做了详细明确的阐述，笔者将以上史学名著的选取理由整理如下：
（一）记言体史书
先生选择了《尚书》，此即刘知几所谓“尚书家”（“记言家”）。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第一部古书。
（二）编年体史书
包括《春秋》《春秋》三传、《资治通鉴》。其中《春秋》为“春秋家”（“记事家”），《左传》为“左传家”（“编年家”）。“编年体”为“二体”之一。《春秋》是中国第二部历史书，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历史书。《春秋》作为五经之一，自然有人来发挥它，便有《春秋》三传，分别为《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左传》是中国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为先生所特别看重。刘知几认为《左传》为“编年体”初祖。《资质通鉴》是《春秋》和《左传》之后最成功、最像样的编年史。
（三）国别体史书
包括《国语》《国策》。其中《国语》为“国语家”（“国别家”）。《国语》分国记载，就像后代的十六国春秋。《国策》里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
（四）纪传体史书
先生选择了《史记》，中国第一部正史，即“史记家”（“通古纪传家”）。纪传体也是“二体”之一。
（五）断代体史书
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其中《汉书》为“汉书家”（“断代纪传家”），中国第二部正史，断代为史的第一部。学历史的读了《史记》和《汉书》自然会去读《后汉书》和《三国志》。《新五代史》是唐代以后“上法《春秋》的”唯一一部私人著作。《新唐书》里有许多欧阳修的“大理论”“大意见”和“很大的文章”。
（六）纪事本末体史书
先生选择了《通鉴纪事本末》，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弥补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不足。
（七）史学理论著作
包括《史通》和《文史通义》，其中《史通》“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所以这部书成为一部特出的书”。③《文史通义》从一个学术的整体方面来讲一切学术，提出了“六经皆史”。
（八）政书
包括《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即“三通”。其中杜佑《通典》开创了“政书”体例，是中国史学里一个大创辟。《通志》和《文献通考》是“三通”里的第二三部。
（九）学术史著作
包括《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此两部书为中国学术史的集结。
（十）其他著作
包括《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贞观政要》和《通鉴纲目》。其中前两部属于《隋书·经籍志》十三类里的“杂传”和“地理”，《世说新语》能使人了解“清谈”的时代特性，《贞观政要》专讲唐太宗贞观一朝的政治，《通鉴纲目》“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④
二、《中国史学名著》教学方法的采用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具体到历史课堂而言，主要使用的有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参观法、实验法、练习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实习作业法等。在“中国史学名著”课程的教学中，钱穆先生主要运用了读书指导法和讲授法。 （一）读书指导法
钱穆先生在第一讲中指出，中国第一部史学名著是《尚书》，准确地说应该是《西周书》。先生进而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也是在整部书中经常提及的观点，即：“读一部书，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我们必须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中所蕴含的一种活的精神。”⑤我们读了《西周书》，就该知道周公，“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个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⑥接下来，先生说《春秋》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史书。没有人就没有书，没有材料，更没有学术。所以读《春秋》就应该看到背后的孔子，才能真正体会著作的主旨和精神，读起来才能明白畅晓，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使其成为活的学问。当讲到《史记》，先生花了3课时讲述，他称赞司马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他认为《尚书》《春秋》《史记》是中国史书的3种题材，是中国史书的3个发展、演进阶段。《尚书》记事是第一阶段，《春秋》编年是第二阶段，《史记》传人是第三阶段。这3个阶段经历了分别以事情、年代、人物为主的过程。先生告诫我们“书需懂得一部一部地读”，旨在强调读书学习要有耐心和毅力，不能急功近利，否则欲速则不达。只有跟着前人的步伐，从头到尾坚持下来，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增长自己的知识和学问。
先生在读书指导法中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观点，他说：“一杯茶亦要好多片茶叶冲上开水，始成一杯茶。若把茶叶一片一片分开，单独泡，便不能泡出茶味来。诸位做学问，只懂分，不懂合。……科学方法，有分也有合。”⑦所以他建议我们读书做学问应该采用全面的观点。综合各方，得出真知。
关于读书指导法，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通”字。《说文解字》中讲到：“通者，达也。”书中先生多次提到读书之通的重要性，这里包括文史哲之通和经史之通。
先生在书中以做菜为比喻，引导学生做通学。他说，研究史学如同做菜，“最先只懂放盐，后来才懂放酱油、放油、放糖、放醋，还要放点辣，或许还要放牛奶，放别的，菜愈做愈好了，总不能单纯一味”。⑧先生的比喻非常恰当，文史哲好比色香味，相信无论是做菜的人还是吃菜的人，都不会喜欢一色一味。章实斋说过：“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于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⑨所以，要学好史学，首先要注重文学。自己虽然满腹的才学，却表达不出来，文史哲之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对思想进行分类的四大部，其中经学与史学的联系是最为复杂、密切的。先生说：“做学问，便该求一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⑩没有任何一种学问与别的学问没有丝毫关系，或者可以与别的学问割裂开来，否则就会非常浅薄。
（二）课堂讲授法
我国著名教育家李秉徳教授将教学方法分为5类，其中将讲授法归入第一类，即“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11}作为课堂实录，《中国史学名著》一书自始至终都是以钱穆先生的讲授为纽带，先生通过深入浅出、提纲挈领的讲授，以时间为线索，将以上27部作品依次呈现在读者面前，先生的讲授法特点鲜明，主要可概括为两点：温故知新、善于总结和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先生的讲授并不是一课接着一课、一书接着一书，而是适当停顿、有所总结。先生自己也说：“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12}书中有一章名为《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此一章即为总结和复习。先生在本章开头说道：“今天我们又要回头来，略讲所谓做学问。让我做个简喻，好像做生意，定要懂得结账。既不能没有帐，也不能尽是流水账，过一时候总要有个总结。这如我们做学问讲的‘由博返约’，‘约’就是总结一下。做生意人能懂得用账簿，慢慢儿就懂得生意。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把旧的总结一下，这样自然懂得前面的新方向。读书也要懂得这样读。”{13}先生这一讲授方法非常符合学习者接受知识的认知过程，学习者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如果持续连贯地学习新知识，势必学习效率不佳，事倍功半。适当的时候停下脚步，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总结回顾，学习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事半功倍。
课堂教学中对重难点的把握历来是教师重视的问题，如何在教学中合理地区分重点和非重点，突出难点，是每一位教师需要面临的问题，处理好重难点也是衡量一堂好课和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方面。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的教学中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例。在讲授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时，先生花了3课时来讲，通过成书、流传、体例、内容、作者等方面，对《史记》这一史学名著进行了全方位的讲解，并且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与评价。这是先生对教学重点内容的把握。当先生在讲《左传》时，附带提及了《国语》和《国策》。在讲到《通典》时，附带提及了《贞观政要》。先生的用意很明显，和《左传》《通典》比起来，《国语》《国策》和《贞观政要》不属于重点内容，所以讲授时间和篇幅都没有重点内容多。
三、课堂教学的语言艺术
如何衡量一堂好课，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固然重要，但教师的语言艺术也不可忽视。一名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准备很充分，进行了精心的教学设计，但如果在讲授过程中缺乏语言艺术，其结果就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的讲授中，语言口语化、生动形象，富有趣味性，比如，先生在运用读书指导法时所论及的文史哲之通，先生将其比作做菜，直白流畅，通俗易懂。很少文言词句也是其特点，使学生和读者理解起来毫无障碍。不像许多同时期的历史名家的讲授或著述，语言晦涩难懂、深奥。比如，先生在讲到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时说道：“如我们每一个人从孩到老，天天在那里长大，慢慢儿老了，死了，这是个自然现象。我们要受教育，从事进修，才能在自己生命过程中有创新。时代之变是自然的，学术之变，不单是追随时代，而要能创新时代。”{14}先生在书的自序中说：“（此稿）亦多题外发挥，语多诫劝，此稿皆保留原语。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欬于一堂之上。”{15}如果不是先生的课堂语言艺术融入其中，今天的读者再一次品读这部40多年前的著作时，是不会达到“謦欬于一堂之上”的效果的，这也是先生治史、教学的初衷所在。 四、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
教学目标有3个维度的要求：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思想性与教育理念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代表这一目标。关于思想性与教育理念，《中国史学名著》有着鲜明的体现。
这部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名著方面的奠基和开拓之作，对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其中体现出先生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当下的感悟，但最强烈的还是他对国家民族的“温情与敬意”和对未来殷切的期盼。“先要关心国家、关心民族、关心此国家以往的治、乱、兴、亡，你才能来研究历史。”{16}先生在书中告诫我们如何学史，并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先生相信中国历史过去很灿烂，未来也一定很辉煌。“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我想我们将来所需要的新史学，应该在这些地方，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文化传统，要有一个宽大的胸襟，要有一番恳挚的感情。”{17}先生以一位历史学家独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书中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对民族思想道德、文化传统的关怀、热爱与推崇。在传承、弘扬、维护、捍卫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加激发了我们后学者研究中国史学的热情、信心和勇气，以及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先生认为历史教育要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服务，正如他在素书楼最后一课中所讲的“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18}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始终都在教导我们要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先生还告诫我们要有时代精神：“诸位已不是春秋时代的人了，也不是汉武时代的人了，诸位是民国开创以来的人了。”{19}每一时代都应有这一时代独有的精神，否则便不能看出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上是《中国史学名著》思想性的突出体现。
教育是一项世代相传、继往开来的事业。若无“继往”，则无以“开来”。正如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语虽是儒学家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也道出了教育的传承性、继往开来性。关于教育理念，钱穆先生认为：“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数千年传统文化，只许就目前当今以为教，是则教育脱离文化而成为无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难。”{20}历史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道理亦然。历史教育中如果缺乏对本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教育，则其结果就是“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彼心神之所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以潜深？意志何以超拔？趣味何以丰博？胸襟何以豁朗？”{21}先生此种担心并非无的放失，而是一语中的，直指历史教育要害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整个教育的要害所在。
总之，《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作为钱穆先生的讲堂实录，其中浸润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现了他的课堂教学风格，闪耀着他的历史教育思想的光辉，启迪当时，影响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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