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先生若是专力于绘事而非文学创作，那他在绘事上的成就，也会同他在文学上的光芒一样闪耀。我与先生结缘于虚拟的网络，却实实在在地交往于现实之中。他来过深圳，我也去过大同。2013年初冬，他邀我参加他召集的“王府”雅集，此行还有天南地北的几位画家、作家朋友。那是晋北大同的一套大房子，楼上楼下两层，有养着花草种着瓜果的大露台，也难怪先生有个印章刻着“阳台农民”。先生的家，一切都似曾相识——楼上楼下的书架堆满了书，墙上挂着当代名家字画，如冯其庸、杨春华、于水诸先生，大多与他过从甚密。书架上摆着瓷器古董。偌大的家，全由他一人（他的太太和女儿一家都在北京）拾掇，井然有序，博古架、器皿、椅桌……到处洋溢着质感的温润，又洁净又安详。先生的书房兼作画室，类似阁楼，头顶有斜穿的水泥横梁，墙上挂着一张古琴，简单的电脑台、两三把凳子，画案长不过两米，上边放着枣红的笔洗、玉器手玩、喝茶的玻璃杯、臂搁镇纸、印泥墨砚。墨砚是半边的汉砖砚，一大把用过、掉了毛秃了头的毛笔。午后的阳光从楼顶的天窗暖暖泻下，落在画案上那七八只柑橘上。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先生名篇《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中那“五枚朱红的柿子”。
　　纸笔现成，残砚宿墨，一圈人围着，先生拈起一管掉了毛的狼毫笔，往清水里一过，在笔洗边上控干水分，挑一小点油膏样的墨为大家示范草虫花卉。先生用墨用色极简，生怕浪费了一样，纸也是极薄的宣纸。他画得很慢，好像在冰面上小心行走。其实他对笔墨早就熟稔于胸，毛笔经他手里一掂便知吃进多少水墨，画出的是什么样的浓淡。先生性虽豁达，却临事不苟，即使是戏笔也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那些花花草草，像从他的那双妙手之下生长出来，被风斜吹着微微颤动，那些草虫仿佛一不留神就会蹦出纸外。先生学养深厚，一出手自然不同凡响，其表现更不能不说神勇，一口气画下四五幅方搁笔。每幅小品皆工写结合，简劲而凝重，韵高且格奇，出新意而又与古意无不契合。难怪他每幅画还未完成，朋友们便于惊叹声中争先拽住纸角欲将之据为己有。
　　到了晚上，大家吃饭、喝酒、谈笑。先生还保留着老式的礼貌，举止细致周到，暖透人心。与他在一起，常常能在瞬间感到一种近乎古风又近乎诗意的真实。先生说话又是风趣而精辟的，有时故意开个玩笑，看着对方的反应哈哈大笑。而一旦喝起酒来，他却是豪气干云，大快人心。饭后我们又回到王府，轮番作画，互相点评，气氛热烈而又融洽。先生亲自煮水泡茶，楼上楼下穿行忙活。我要上前帮忙，却被他以不熟悉东西放哪儿为由加以阻止，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多看看别人如何作画。到了十点，他打着呵欠说要休息了，朋友们只好意犹未尽地告辞回宾馆，只有我留下来住在他家。他门一关竟然精神抖擞，对我露出了孩子捉弄人才有的那种喜不自禁的神情，说静下来了，咱们正好画画儿。
　　我们边画画边聊天。我与先生一见如故，继续深谈下去。他会问一些探测性但极其有趣的问题，让你觉得他有些狡猾又有些可爱。与他谈话，也自然地流露出他的博学。即使在谈论文学绘画的问题上，与时下那种一本正经的鉴赏、大张旗鼓的宣扬大相径庭，他把道理建立在时而轻松玩笑、时而深入浅出的叙述中。读先生的散文，其文字也从不媚人或自炫，静水流深。先生讲得最动感情的，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师，每个人如何缘聚又怎么分手，没有什么惊心的故事，细节却往往令人动容。他的小说也是如此，简朴而不简单。最近这几年他开始在作品中引入了困扰、不适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并将其发展成一种情绪小说，呈现被观察被提炼过的情感的现实真相。有时连情节也不再放在眼里，完全是最直接的原始直白，攫取现实中人物情感的千姿百态，并在刹那间痛快淋漓地释放出来，这种张弛与开合，非一般作家所能把控。他说自己最喜欢观察“人”，从举动开始再逐步探究其内心，碰触其神经，这个过程抽丝剥茧，乐趣无穷。他也喜欢挑战，不喜拘于单一风格，常常破矩破规，不落俗套。这是一种眩目而又危险的做法，但他却乐在其中，而且表现得无法无天。读他的小说，我的眼前总无法忽视他写作时那份抑制下更加强烈的情感，以及对“人”那种深情的凝视。先生明白，人的一生毕竟无法圆满，他自知深陷其中，所以常以微笑面对生活。在《半截儿》《真是心乱如麻》甚至《归来》等名篇，我读后总能看到他积淀于里面的生活的痕迹，还有那淡淡的忧伤，如燃烧的木柴仍有星星点点的余烬飘浮于眼前。
　　夜深将息，先生把我领到客房，我俩各自钻进一只睡袋，只露出了个脑袋继续说话。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们又聊了些什么，应该是什么都有吧，好像是到了天快亮时方沉沉睡去。中途我醒来一回，感觉到床尾有什么东西在动，也没在意。第二天醒来，我听到楼下有唰唰唰的声音，先生不知何时起床，一个人在楼下做着卫生，见我下楼即递上一杯热茶，笑着告诉我，昨晚有猫压在他的身上，压得他腰酸腿痛。王府养有三猫，一只暹罗，一只美丽虎斑，一只黑幽灵，皆有十多斤重。先生独居大同而不寂寞，全仗三猫陪伴护卫。先生一向睡眠不好，我想说你怎么不把它们赶下去，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
　　在大同相聚的几天里，先生总会顺手塞给我一些物件，不是青金石无事牌、玛瑙手钏，便是天珠。在我回深圳时，他又搜出两张自己的得意之作塞到我手上，由于衬过底只能卷起来，结果被作家徐永兄发现，硬要夺去。先生表情认真地说：“这是我托阿宇送到深圳买家那儿的。”待徐永兄一转身，他即透过那圆圆镜片朝我飞快地眨眼，嘴巴咧开，就差笑出声来。那两幅画儿，一幅画着大菊花红蜻蜓，一幅画着葫芦瓜绿蚂蚱。回家后我将它们装上红木镜框挂于书房壁上，写文章累了，一抬起头，便可看到那两朵碗大的菊花，一红一白；那肥厚叶儿掩藏不住的葫芦瓜，灿然夺目；那两只高飞低跳的小精灵，则让我端坐凝神，如聆天籁。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