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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辞方法论的特点
方法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门径和程序。修辞方法是从哲学上借用过来的，却无哲学的高度，也无哲学的宏观概括和一以贯之的深度，只是修辞根本方法的意义。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上的方法论，对修辞学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事实也恰恰如此。修辞方法的精髓也是“辩证语用”。但修辞毕竟是具体科学，“辩证语用”在这里，也有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修辞总方法是以辩证语用为灵魂，以变、选、调、炼为具体方式的综合手段、组合方法。
修辞的方法具有如下两种特点：一是综合性，二是机智性。综合性，是由语用因素的多平面，求美性质的多角度决定的。语法平面重组合序位，序位变异的方法是调整。所以在语法上修辞的艺术是调整成分的序位、调整句型的搭配。词汇的平面是音义结合物的类聚系统，音义结合物的个性强，组合时需要考虑的要素多，有音的要素、有结构要素、有理性意义要素（显性的，隐性的）、有色彩意义要素、情味意义要素等，因而关系网络密，致美因素多，故而词汇在修辞的用法上重选择和锤炼。语音依附于词汇，汉语语音的特点是，声少韵多，有四声，易于押韵和平仄对仗，因而从语音平面上用词，也重在选调。语境性平面是机制性制约因素，在语用上是顺应和利用，长期的顺应和利用容易在方法上形成语境性公式化的式和模式化的模。这就是“辞格”问题了。所以修辞的中层方法就是“优选”、“调整”、“变异”、“锤炼”诸方式的横向组合。方法论的第二特点是机智灵活性，语用之法千变万化，语用之美，是题旨因素、语境因素、语用诸因素相统一的折光，恰恰聚焦在一个恰切点上的产物。这个恰切点，要有因文制宜之机，要有随机应变之巧，要有“合情应景”之妙。各种美，都是恰合题旨、语境、语机三者巧合撞击出来的火花。这还不够灵活吗？机是刹那即失的东西，故语机的捕捉，要机敏、要修养、要才智、要灵感，故修辞方法论的灵敏度，比计算机设计的灵敏度还要灵动。例如：五代时泰钦禅师法灯和尚在南清凉寺当普通僧徒时，性豪逸，不大注意交际，所以和尚们都瞧不起他，只有高僧法眼器重他。法眼一次在讲经时，向听经的众僧提问：“虎脖上系着金铃，谁能把它解下来？”众僧都回答不出。法灯恰巧到场，法眼就以此话问他，他立即回答：“只有系铃的人解得下来。”由虎脖子上的系铃人，联想到“解铃人还得系铃人”。这种合情应景的对答，是靠思维的机敏灵动动出来的。古人谈兵法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同志解释说，这个“妙”我们叫作“灵活性”……灵活是聪明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修辞方法之一，也如同用兵。词语的使用也要“审时度势”。题旨和语境就是修辞的“时势”，审时就是审度如何的恰切“题旨”，度势就是揣度如何利用语境之势，特别是要揣度交际对方此刻心理之势以及示美目的之势。概而言之，就是因旨（题旨）制宜、随境（语境）应变、合情应景、辩证灵活地运用语言材料之势。修辞有大法，无小法；有活法，无死法。贵在得法，得法就是得大法之法，活法之法。小法、死法，过于具体、死板，过于个性融会贯通，与活法不相容，与寻常语用太接近，修辞的意义不大，故而说它没有。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具体词语因语意、语法要求的具体运用，那就是具体辞格的具体运用了。这些相对说来，自然可算小法，也是基础之法，但这些小法作为修辞现象，也要贯彻辩证精神，视“审时度势”的情况而定，既然要受总的方法论精神的制约，也就算不得完全个性化的小法了，故而不提它了。
修辞是对主观能动性要求很高的艺术实践。主观能动性，即语用的创造力，创造性是美的依托，也是方法的灵活所在，所以同一方法在不同人的手里就产生不了1+1必定等于2的效果，可能大于2，也可能小于2，同一题旨，由不同人表达起来，美的高下，就可能千差万别。故而修辞重个人的艺术素质和修养。例如晋宰相谢安用“下雪”的比喻考查他一些子侄的才情，他的侄琰回答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他的兄女谢道韫回答说“未若柳絮因风起”，显然后一个比喻有诗意，就因为谢道韫比谢琰的才情高。
所以个人的艺术实践修养和才情，对修辞的能动作用非常重要。能动作用，也有走向反面的。艺术语用夸张是美，生活语用夸张则丑、则恶，所以叫“吹牛皮”，这就是走向反面的例子。
语用之美，来自主观的艺术创造，但也得尊重客观规律性，不能搞主观随意性的胡编乱造，不能你说一天等于二十年它真就等于了，要有点客观根据，语言传递美感信息的功能，也要靠语用者长期艺术实践培养起来的能力发挥。艺术创造的能力表现在你能“道别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上，这就需要你有异常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谢琰把下雪比作撒盐空中，就有点拟喻不恰，雪花是飞舞着落地的，盐因质量重，撒盐空中会立即“刷”地落地，不像飘雪，这种比喻不当，是由于观察不细；说像柳絮因风起就是观察细腻的结果。所以表现力和观察力是密切相关的，观察不细就表现不准，表现力也决定于你对语用材料掌握得丰富与否，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词汇贫乏，如果没掌握柳絮这个词，你就用不了柳絮飞舞比喻下雪。又如反复修改文章，也是修辞的重要方法，俗话说“文不厌改”嘛！修辞、修辞，你不修哪来的美？曹雪芹的《红楼梦》若非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大概“芙蓉诔”中“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的改句，就无由产生了。这许多条件，综合起作用，才能具备修辞的创造力。而且一个人同时具备这多种条件是不易的。
还有一种人看别人的文章，总是首先以挑剔眼光加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是首先看别人的长处，而是鸡蛋里挑骨头，摆出一副别人的文章都是阿Q划圈，不圆的，只有自己的圈儿最圆的面孔。我认为这种文风不高明，不利于你学习别人的长处，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把抽象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是要一个过程的。有过程你不过，想一步到位，这是异想天开不合程序的。这种不想付出代价，就想取得成功的人，和《聊斋志异》中写到的“崂山道士”的门徒总想不费吹灰之力，以为只要学会掐诀念咒，就能破墙入室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有过程不想过，想轻易取得成功的人，早晚要被失败之墙撞得头破血流了事。修辞学不是“文章的奇门遁甲”，看一眼，就能出现人间写作奇迹。书本知识代替不了艰苦的写作实践锻炼，这就和“不下水，一辈子不会游泳”的道理一样。
二、方法论在修辞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在目标、目的、题旨确定了的情况下，方法就是决定的因素了。修辞之术，基本上就是方法之术，修辞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修辞方法的规律。所以，方法论在任何一种性质的修辞学科体系中，都必须给以相当地位。
修辞，是人们语用上的美学行为。它是以逻辑的真、伦理的善为基础，以深切语旨为轴心，以深切语境为机制，以“辩证语用”为方法论，以实现言语的优美、得体为“中介”目的，最终实现提高表情达意效果的终旨而运转的一种言语活动。
从反映论上看，一定的方法反映了一定事物的“质”。例如，寻常语用要求准确、明白、规范，在方法上，它推崇的是常规语用，不追求变异语用。修辞语用，要求语言能通过艺术美的“中介”，最终达到提高语言表情达意的效果，所以仅仅是“辞达而已”不行，还要“辞美”。在方法上，就要求利用“辩证语用”的规律，突破常规语用。所以超常语用的方法，就反映了修辞语用的“质”的不寻常性——即艺术语用。
全民语言，并没为修辞语用另外准备一套专用语汇、专用语法，顶多是准备了一些修辞素较多的零碎素材，如眼称“秋波”、眉称“蛾眉”、月称“素月”、竹称“君子竹”、柳称“观音柳”、天空称“玉宇”、青草称“芳草”、燕子称“紫燕”、秋天称“金秋”，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原型诗句（如“天涯何处无芳草”、“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等等），都是修辞素质较多的成分，但只凭它们，修辞语用还是粮草远远不足，成不了气候的。
修辞语用的大法，是辩证活用常规的语言材料，用修辞语用的规律，代替常规法则，进行“超常”、“变通”的活用以致美，所以，以“变”求“通”、“求美”，以“山重水复”的表达之法，通向“柳暗花明”美的境界，是修辞语用的基本精神。修辞的求美，只是“中介”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提高表情达意的效果，所以致美的语用，又不能置于表情达意准确无误的效果之上。故而，修辞的“变通”，又是在常规允许下的“变”，“变”而不废原型的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变，多数不变少数变的变。对常态说，是偶发的变，是共时的变，更不是误区的变。所以，修辞语用，是辞达基础上的辞美，是辞美前提下的辞达。如不用语用法“常用意义”，而用比喻义或引申义，变通“国家”的次序，说“家国”以求押韵。上文出现了“国粹”，下文就说“这样‘粹’下去仿佛才像个国”，这是把词素变通为词用的现象。把名词“火”活用为动词闪光的“光”，说“火了下”，把形容词“胖”活用为动词伸展的意思说“胖开了身体”，这是变通词类的活用。把“鹦鹉啄残香稻粒，凤凰栖老梧桐枝”，说成“香稻啄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这是句子成分变化常规序位的活用。把“春风吹绿江南岸”说成“春风又绿江南岸”，称“花影婆娑”为“花弄影”，把“急促行军的马蹄声”说成“马蹄声碎”，把“鹰隼疾飞长空”说成“鹰击长空”，把“鱼游水里”叫“鱼翔浅底”，这些都是超常的变通用法。变通和守常，是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影响，没有“超常”也就无所谓“守常”。“超常”以“守常”为基础，一篇文章中，超常现象顶多也不过十之二三。超常也要基本上保持守常面目，否则人们便不知所云，失掉“变通”的意义，成为“变而不通”了。超常是以守常为基础，又要受守常的制约和辅佐；超常反过来给守常在共时语用形态上以启迪，在历时形态上以活力。修辞语用充满了矛盾统一、相反相成的法则，所以我们称为辩证语用。修辞讲规律，一般说来就是讲这种辩证方法的规律，讲方法与目的的对应规律，讲方法在运用条件上的规律，讲方法在程序上的规律，讲方法的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规律，讲方法与语境关系的规律，讲守常用法与随机应变的关系的规律，讲方法模式化的规律，讲修辞有大法无死法、贵得法的规律。所以，方法是修辞学的主体因素，也是修辞的操作机构。方法论在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通讯地址：071001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作者为教授）
方法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门径和程序。修辞方法是从哲学上借用过来的，却无哲学的高度，也无哲学的宏观概括和一以贯之的深度，只是修辞根本方法的意义。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上的方法论，对修辞学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事实也恰恰如此。修辞方法的精髓也是“辩证语用”。但修辞毕竟是具体科学，“辩证语用”在这里，也有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修辞总方法是以辩证语用为灵魂，以变、选、调、炼为具体方式的综合手段、组合方法。
修辞的方法具有如下两种特点：一是综合性，二是机智性。综合性，是由语用因素的多平面，求美性质的多角度决定的。语法平面重组合序位，序位变异的方法是调整。所以在语法上修辞的艺术是调整成分的序位、调整句型的搭配。词汇的平面是音义结合物的类聚系统，音义结合物的个性强，组合时需要考虑的要素多，有音的要素、有结构要素、有理性意义要素（显性的，隐性的）、有色彩意义要素、情味意义要素等，因而关系网络密，致美因素多，故而词汇在修辞的用法上重选择和锤炼。语音依附于词汇，汉语语音的特点是，声少韵多，有四声，易于押韵和平仄对仗，因而从语音平面上用词，也重在选调。语境性平面是机制性制约因素，在语用上是顺应和利用，长期的顺应和利用容易在方法上形成语境性公式化的式和模式化的模。这就是“辞格”问题了。所以修辞的中层方法就是“优选”、“调整”、“变异”、“锤炼”诸方式的横向组合。方法论的第二特点是机智灵活性，语用之法千变万化，语用之美，是题旨因素、语境因素、语用诸因素相统一的折光，恰恰聚焦在一个恰切点上的产物。这个恰切点，要有因文制宜之机，要有随机应变之巧，要有“合情应景”之妙。各种美，都是恰合题旨、语境、语机三者巧合撞击出来的火花。这还不够灵活吗？机是刹那即失的东西，故语机的捕捉，要机敏、要修养、要才智、要灵感，故修辞方法论的灵敏度，比计算机设计的灵敏度还要灵动。例如：五代时泰钦禅师法灯和尚在南清凉寺当普通僧徒时，性豪逸，不大注意交际，所以和尚们都瞧不起他，只有高僧法眼器重他。法眼一次在讲经时，向听经的众僧提问：“虎脖上系着金铃，谁能把它解下来？”众僧都回答不出。法灯恰巧到场，法眼就以此话问他，他立即回答：“只有系铃的人解得下来。”由虎脖子上的系铃人，联想到“解铃人还得系铃人”。这种合情应景的对答，是靠思维的机敏灵动动出来的。古人谈兵法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同志解释说，这个“妙”我们叫作“灵活性”……灵活是聪明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修辞方法之一，也如同用兵。词语的使用也要“审时度势”。题旨和语境就是修辞的“时势”，审时就是审度如何的恰切“题旨”，度势就是揣度如何利用语境之势，特别是要揣度交际对方此刻心理之势以及示美目的之势。概而言之，就是因旨（题旨）制宜、随境（语境）应变、合情应景、辩证灵活地运用语言材料之势。修辞有大法，无小法；有活法，无死法。贵在得法，得法就是得大法之法，活法之法。小法、死法，过于具体、死板，过于个性融会贯通，与活法不相容，与寻常语用太接近，修辞的意义不大，故而说它没有。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具体词语因语意、语法要求的具体运用，那就是具体辞格的具体运用了。这些相对说来，自然可算小法，也是基础之法，但这些小法作为修辞现象，也要贯彻辩证精神，视“审时度势”的情况而定，既然要受总的方法论精神的制约，也就算不得完全个性化的小法了，故而不提它了。
修辞是对主观能动性要求很高的艺术实践。主观能动性，即语用的创造力，创造性是美的依托，也是方法的灵活所在，所以同一方法在不同人的手里就产生不了1+1必定等于2的效果，可能大于2，也可能小于2，同一题旨，由不同人表达起来，美的高下，就可能千差万别。故而修辞重个人的艺术素质和修养。例如晋宰相谢安用“下雪”的比喻考查他一些子侄的才情，他的侄琰回答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他的兄女谢道韫回答说“未若柳絮因风起”，显然后一个比喻有诗意，就因为谢道韫比谢琰的才情高。
所以个人的艺术实践修养和才情，对修辞的能动作用非常重要。能动作用，也有走向反面的。艺术语用夸张是美，生活语用夸张则丑、则恶，所以叫“吹牛皮”，这就是走向反面的例子。
语用之美，来自主观的艺术创造，但也得尊重客观规律性，不能搞主观随意性的胡编乱造，不能你说一天等于二十年它真就等于了，要有点客观根据，语言传递美感信息的功能，也要靠语用者长期艺术实践培养起来的能力发挥。艺术创造的能力表现在你能“道别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上，这就需要你有异常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谢琰把下雪比作撒盐空中，就有点拟喻不恰，雪花是飞舞着落地的，盐因质量重，撒盐空中会立即“刷”地落地，不像飘雪，这种比喻不当，是由于观察不细；说像柳絮因风起就是观察细腻的结果。所以表现力和观察力是密切相关的，观察不细就表现不准，表现力也决定于你对语用材料掌握得丰富与否，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词汇贫乏，如果没掌握柳絮这个词，你就用不了柳絮飞舞比喻下雪。又如反复修改文章，也是修辞的重要方法，俗话说“文不厌改”嘛！修辞、修辞，你不修哪来的美？曹雪芹的《红楼梦》若非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大概“芙蓉诔”中“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的改句，就无由产生了。这许多条件，综合起作用，才能具备修辞的创造力。而且一个人同时具备这多种条件是不易的。
还有一种人看别人的文章，总是首先以挑剔眼光加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是首先看别人的长处，而是鸡蛋里挑骨头，摆出一副别人的文章都是阿Q划圈，不圆的，只有自己的圈儿最圆的面孔。我认为这种文风不高明，不利于你学习别人的长处，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把抽象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是要一个过程的。有过程你不过，想一步到位，这是异想天开不合程序的。这种不想付出代价，就想取得成功的人，和《聊斋志异》中写到的“崂山道士”的门徒总想不费吹灰之力，以为只要学会掐诀念咒，就能破墙入室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有过程不想过，想轻易取得成功的人，早晚要被失败之墙撞得头破血流了事。修辞学不是“文章的奇门遁甲”，看一眼，就能出现人间写作奇迹。书本知识代替不了艰苦的写作实践锻炼，这就和“不下水，一辈子不会游泳”的道理一样。
二、方法论在修辞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在目标、目的、题旨确定了的情况下，方法就是决定的因素了。修辞之术，基本上就是方法之术，修辞规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修辞方法的规律。所以，方法论在任何一种性质的修辞学科体系中，都必须给以相当地位。
修辞，是人们语用上的美学行为。它是以逻辑的真、伦理的善为基础，以深切语旨为轴心，以深切语境为机制，以“辩证语用”为方法论，以实现言语的优美、得体为“中介”目的，最终实现提高表情达意效果的终旨而运转的一种言语活动。
从反映论上看，一定的方法反映了一定事物的“质”。例如，寻常语用要求准确、明白、规范，在方法上，它推崇的是常规语用，不追求变异语用。修辞语用，要求语言能通过艺术美的“中介”，最终达到提高语言表情达意的效果，所以仅仅是“辞达而已”不行，还要“辞美”。在方法上，就要求利用“辩证语用”的规律，突破常规语用。所以超常语用的方法，就反映了修辞语用的“质”的不寻常性——即艺术语用。
全民语言，并没为修辞语用另外准备一套专用语汇、专用语法，顶多是准备了一些修辞素较多的零碎素材，如眼称“秋波”、眉称“蛾眉”、月称“素月”、竹称“君子竹”、柳称“观音柳”、天空称“玉宇”、青草称“芳草”、燕子称“紫燕”、秋天称“金秋”，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原型诗句（如“天涯何处无芳草”、“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识”等等），都是修辞素质较多的成分，但只凭它们，修辞语用还是粮草远远不足，成不了气候的。
修辞语用的大法，是辩证活用常规的语言材料，用修辞语用的规律，代替常规法则，进行“超常”、“变通”的活用以致美，所以，以“变”求“通”、“求美”，以“山重水复”的表达之法，通向“柳暗花明”美的境界，是修辞语用的基本精神。修辞的求美，只是“中介”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提高表情达意的效果，所以致美的语用，又不能置于表情达意准确无误的效果之上。故而，修辞的“变通”，又是在常规允许下的“变”，“变”而不废原型的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变，多数不变少数变的变。对常态说，是偶发的变，是共时的变，更不是误区的变。所以，修辞语用，是辞达基础上的辞美，是辞美前提下的辞达。如不用语用法“常用意义”，而用比喻义或引申义，变通“国家”的次序，说“家国”以求押韵。上文出现了“国粹”，下文就说“这样‘粹’下去仿佛才像个国”，这是把词素变通为词用的现象。把名词“火”活用为动词闪光的“光”，说“火了下”，把形容词“胖”活用为动词伸展的意思说“胖开了身体”，这是变通词类的活用。把“鹦鹉啄残香稻粒，凤凰栖老梧桐枝”，说成“香稻啄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这是句子成分变化常规序位的活用。把“春风吹绿江南岸”说成“春风又绿江南岸”，称“花影婆娑”为“花弄影”，把“急促行军的马蹄声”说成“马蹄声碎”，把“鹰隼疾飞长空”说成“鹰击长空”，把“鱼游水里”叫“鱼翔浅底”，这些都是超常的变通用法。变通和守常，是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影响，没有“超常”也就无所谓“守常”。“超常”以“守常”为基础，一篇文章中，超常现象顶多也不过十之二三。超常也要基本上保持守常面目，否则人们便不知所云，失掉“变通”的意义，成为“变而不通”了。超常是以守常为基础，又要受守常的制约和辅佐；超常反过来给守常在共时语用形态上以启迪，在历时形态上以活力。修辞语用充满了矛盾统一、相反相成的法则，所以我们称为辩证语用。修辞讲规律，一般说来就是讲这种辩证方法的规律，讲方法与目的的对应规律，讲方法在运用条件上的规律，讲方法在程序上的规律，讲方法的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规律，讲方法与语境关系的规律，讲守常用法与随机应变的关系的规律，讲方法模式化的规律，讲修辞有大法无死法、贵得法的规律。所以，方法是修辞学的主体因素，也是修辞的操作机构。方法论在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通讯地址：071001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作者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