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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几个“最”
长征中年龄最大的男红军是1877年在湖南长沙出生的徐特立，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长，长征时58岁。除徐特立外，参加红军的年长同志还有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是藏族人，名叫杨金莲，又名板登卓，1875年生于四川小金县一个农奴家庭。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上游，在理番县苏维埃妇女主任陈再茹的引导下’年已60岁的杨金莲带领一儿两女举家参加了红军。杨金莲在红四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翻译员。长征路上，她在努力做好翻译、宣传讲解工作的同时，还尽可能地发动藏族群众，为部队筹措粮食和生活必需物资。1936年10月，杨金莲胜利到达陕北，当时她已62岁，是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年龄最长者。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男红军名叫向轩，192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县，母亲是贺满姑（贺英的妹妹），贺龙是其大舅。他7岁参加红军，9岁随大部队长征，是当时走完长征的年龄最小的男红军。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名叫万曼琳。她1926年出生于四川南江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随哥哥参加红军，8岁时就走上长征路，9岁时她已经跟随红军炊事班战士捡柴火、择菜、送饭。万曼琳所在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出发，翻雪山过草地，历经无数的艰难，最终跟随着红军战士的大哥大姐们走完了万里长征路，见证了红军三支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摘自《人民政协报》，孟红/文）
朱德的“南泥湾政策”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朱德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家，关心国计民生，关心部队在不妨碍作战、训练的原则下进行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除参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外，还在经济建设事业中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创新性想法。例如，延安时期著名的“南泥湾政策”。
1940年，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但停发第十八集团军的薪饷、弹药和补给，还封锁通商渠道，使陕甘宁边区的土特产品销售不出去，所需的物资购运不进来。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实行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及时地提出了“南泥湾政策”。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亲自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当时，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烟稀少。朱德带几个人翻山越岭，日踏荒川，夜宿破窑，实地勘探研究，于1941年猬正式下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其后，朱德又多次到南泥灣视察，向指战员讲述“屯田政策”的意义，勉励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经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南泥湾这块荒芜的土地变成了“陕北的江南”。
“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施，大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这是对朱德在经济建设中首创精神的一种公正评价。（摘自《北京日报》，陈群/文）党早期历史上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担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委员和重庆团地委书记。4月重庆党组织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批评会。召开此会的原因是，之前一位名叫杨洵的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的问题：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等。中央收到来信后非常重视，适值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杨闇公、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会见二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干部共10L召开了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会。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涉及问题的双方只可“赤裸裸地”陈述事实，然后请大家加以批评，弄清问题，达成谅解，以使团体更加统一。参会的同志逐一发言，态度严谨，言辞庄严，一字一句见血见肉，根本没有什么童庸生是重庆党团的创始人、杨洵是老党员的顾虑。面对同志们的批评，杨洵、童庸生偶有解释，更多的是一一回答并接受批评。在大量交流了相互意见之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会后，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
这次会议，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恐怕也是中共早期难得的一次会议记录完整保存至今的民主生活会。此次会议后，童、杨的士气未受任何打击。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直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不幸在1949年12月7日，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而经历此事的四川党团更为坚强、团结。
从这次会来看，与我们今天的民主生活会是完全相似的。一是要解决上下级之间的误会、工作意见分歧、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团体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二是会中“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流充分”，特别是开展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三是充分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四是会议的效果良好，“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可以说是民主生活会的一个良好典型。（摘自《学习时报》，刘慧兰/文）
“七君子事件”中的王造时
1935@q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王造时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王造时担任“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
1936年6月，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并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11月23日凌晨3时，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物被强加上“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的罪名在上海被捕，押往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进行审讯。法院开庭审讯之日，王造时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强烈抗议。随后法官当庭裁定：保释。但在保释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又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他们有逃亡之虞”为借口，重新逮捕了王造时等6位爱国人士并将他们秘密押到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吴县横街看守所。王造时随即遭到审讯，审讯时，每当他回答审讯问题，他总是把身子向后转，面对观众进行“演讲”。在王造时牢房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题词：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我们是爱和平，但是亦爱正义，更不能不图民族的生存，我们愿意接受平等的和平，但亦不辞为正义为生存而战！
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不断声援和抗议下，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七君子。7月31日，七君子在辩护律师和家属的陪同下，步出苏州看守所大门。王造时写下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被八路军消灭的“七路军”
1928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时，开始出现了“路军”的番号。国民党军队在十年内战中把它作为一级正常指挥层次保留下来，代替军的职能。国民党军队总共出现过多个“路军”番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北红军主力于1937年8月22日，由国民政府按照国共合作协定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9月11日国民党军取消“路军”编制，八路军改成下八集团军，习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中国对日抗战中流砥柱的八路军将士骁勇善战。大量消灭日、伪、顽军的有生力量，其中包括两股自称“七路军”的武装。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东北军将领万福林部撤离逃亡南下至冀中易县、满城、徐水一带。其中一个名叫孟阁臣的连长，在满城县神星镇石板山以抗日名义，招兵买马干起了绿林勾当。不久，部队人数达7000多人，于是成立了“河北省游击军第七路军”，简称“七路军”。
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后，孟阁臣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晋察冀军区的指挥，坚决抗日；并要求军区予以正式任命，派干部来改造七路军”。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授予“七路军”晋察冀第6军分区的番号。但孟阁臣并没有真心接受八路军的领导，抵触政治思想工作，抵制中共政治部主任陈大凡。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1939年1月，在聂荣臻的命令下，杨成武率领八路军部队迅速将孟阁臣逮捕，“七路军”6000多人被改编。从此“七路军”官兵真正成为了八路军战士，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长征中年龄最大的男红军是1877年在湖南长沙出生的徐特立，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长，长征时58岁。除徐特立外，参加红军的年长同志还有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
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是藏族人，名叫杨金莲，又名板登卓，1875年生于四川小金县一个农奴家庭。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上游，在理番县苏维埃妇女主任陈再茹的引导下’年已60岁的杨金莲带领一儿两女举家参加了红军。杨金莲在红四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翻译员。长征路上，她在努力做好翻译、宣传讲解工作的同时，还尽可能地发动藏族群众，为部队筹措粮食和生活必需物资。1936年10月，杨金莲胜利到达陕北，当时她已62岁，是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年龄最长者。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男红军名叫向轩，192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县，母亲是贺满姑（贺英的妹妹），贺龙是其大舅。他7岁参加红军，9岁随大部队长征，是当时走完长征的年龄最小的男红军。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名叫万曼琳。她1926年出生于四川南江一个贫苦家庭，1933年随哥哥参加红军，8岁时就走上长征路，9岁时她已经跟随红军炊事班战士捡柴火、择菜、送饭。万曼琳所在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出发，翻雪山过草地，历经无数的艰难，最终跟随着红军战士的大哥大姐们走完了万里长征路，见证了红军三支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摘自《人民政协报》，孟红/文）
朱德的“南泥湾政策”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朱德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家，关心国计民生，关心部队在不妨碍作战、训练的原则下进行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除参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外，还在经济建设事业中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创新性想法。例如，延安时期著名的“南泥湾政策”。
1940年，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但停发第十八集团军的薪饷、弹药和补给，还封锁通商渠道，使陕甘宁边区的土特产品销售不出去，所需的物资购运不进来。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实行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及时地提出了“南泥湾政策”。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亲自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当时，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烟稀少。朱德带几个人翻山越岭，日踏荒川，夜宿破窑，实地勘探研究，于1941年猬正式下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其后，朱德又多次到南泥灣视察，向指战员讲述“屯田政策”的意义，勉励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经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南泥湾这块荒芜的土地变成了“陕北的江南”。
“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施，大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这是对朱德在经济建设中首创精神的一种公正评价。（摘自《北京日报》，陈群/文）党早期历史上的一次“民主生活会”
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担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委员和重庆团地委书记。4月重庆党组织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批评会。召开此会的原因是，之前一位名叫杨洵的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的问题：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等。中央收到来信后非常重视，适值重庆党团组织负责人杨闇公、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会见二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1926年4月15日，重庆党团干部共10L召开了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会。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涉及问题的双方只可“赤裸裸地”陈述事实，然后请大家加以批评，弄清问题，达成谅解，以使团体更加统一。参会的同志逐一发言，态度严谨，言辞庄严，一字一句见血见肉，根本没有什么童庸生是重庆党团的创始人、杨洵是老党员的顾虑。面对同志们的批评，杨洵、童庸生偶有解释，更多的是一一回答并接受批评。在大量交流了相互意见之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会后，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
这次会议，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恐怕也是中共早期难得的一次会议记录完整保存至今的民主生活会。此次会议后，童、杨的士气未受任何打击。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于1930年牺牲；杨洵一直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不幸在1949年12月7日，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而经历此事的四川党团更为坚强、团结。
从这次会来看，与我们今天的民主生活会是完全相似的。一是要解决上下级之间的误会、工作意见分歧、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团体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二是会中“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流充分”，特别是开展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三是充分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四是会议的效果良好，“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可以说是民主生活会的一个良好典型。（摘自《学习时报》，刘慧兰/文）
“七君子事件”中的王造时
1935@q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王造时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王造时担任“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
1936年6月，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并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11月23日凌晨3时，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物被强加上“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的罪名在上海被捕，押往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进行审讯。法院开庭审讯之日，王造时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强烈抗议。随后法官当庭裁定：保释。但在保释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又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他们有逃亡之虞”为借口，重新逮捕了王造时等6位爱国人士并将他们秘密押到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吴县横街看守所。王造时随即遭到审讯，审讯时，每当他回答审讯问题，他总是把身子向后转，面对观众进行“演讲”。在王造时牢房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题词：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我们是爱和平，但是亦爱正义，更不能不图民族的生存，我们愿意接受平等的和平，但亦不辞为正义为生存而战！
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不断声援和抗议下，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七君子。7月31日，七君子在辩护律师和家属的陪同下，步出苏州看守所大门。王造时写下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被八路军消灭的“七路军”
1928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时，开始出现了“路军”的番号。国民党军队在十年内战中把它作为一级正常指挥层次保留下来，代替军的职能。国民党军队总共出现过多个“路军”番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北红军主力于1937年8月22日，由国民政府按照国共合作协定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9月11日国民党军取消“路军”编制，八路军改成下八集团军，习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中国对日抗战中流砥柱的八路军将士骁勇善战。大量消灭日、伪、顽军的有生力量，其中包括两股自称“七路军”的武装。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东北军将领万福林部撤离逃亡南下至冀中易县、满城、徐水一带。其中一个名叫孟阁臣的连长，在满城县神星镇石板山以抗日名义，招兵买马干起了绿林勾当。不久，部队人数达7000多人，于是成立了“河北省游击军第七路军”，简称“七路军”。
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后，孟阁臣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晋察冀军区的指挥，坚决抗日；并要求军区予以正式任命，派干部来改造七路军”。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授予“七路军”晋察冀第6军分区的番号。但孟阁臣并没有真心接受八路军的领导，抵触政治思想工作，抵制中共政治部主任陈大凡。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1939年1月，在聂荣臻的命令下，杨成武率领八路军部队迅速将孟阁臣逮捕，“七路军”6000多人被改编。从此“七路军”官兵真正成为了八路军战士，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