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阶，湖北省巴东县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湖北省优秀语文教师、湖北省优秀教研员、湖北省教育科研学术带头人。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教研工作近三十年。先后主持教育科研课题十项，其中国家级、省级课题各两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级奖励七次、省级奖励十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研究论文二十多篇，出版专著一部，参编出版两部。
　　
　　考试是整个教育长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根据一定的目的，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命题，通过学生解答问题的过程和结果来考察和掌握学生的发展状况。
　　考试的功能应该包括这些方面：一是信息反馈功能。检测教学效果，发现“教”的缺陷、漏洞或不足，以改进教学工作。二是测量功能。测量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掌握“学”的状况，以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发展优势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促进其发展。三是评价功能。管理者通过对考试各项数据和学生答题过程的分析，评价教师的教学和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教学状况。四是选拔功能。例如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如此看来，考试是教学中的一项常规性的工作，是教学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教与学服务。只是由于我们对考试结果出于不同目的作不同分析处理才派生出这些不同的功能。从提高教与学的质量来分析处理，我们可以发现问题，改善之；发现漏洞，弥补之；发现特长，培养之……因此，前两项应该是考试的最主要的功能。
　　那么，当前我们发挥考试功能为教育服务的状况如何呢？我们的考试有校本考试，诸如单元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摸底考、模拟考等；有区域性考试，诸如统考、调研考、联校考等；有国家最权威的选拔考试，如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没有名称的或由学校或由教师操作的即兴考试随时都可能有。在处理考试结果时，教育行政部门以升学率、优分率、合格率来评价学校。“三率”高的，锦旗、奖励，纷至沓来，人事、财经政策倾斜。学校也如此评价教师，“三率”高的精神鼓励、物质刺激、荣誉表彰、职务晋升，并且把分数与教师的工资福利和其它切身利益挂钩。有的还施行末位淘汰制，“三率”最低的，对不起，请君另谋高就。无奈，教师也只好以分数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按分数对学生进行分类。分数高的关爱有加，优秀生、“三好生”，非他们莫属，奖学金、减免费，他人无望，重点校、特长班(重点班)敞开大门，更有甚者，梁山好汉，按分数排座位，成绩差的坐边边角角。如此，家长、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全社会都以分数作为评价一个学生发展、一位教师教学水平、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和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唯一指标。尤其在处理升学考试这种高利害关系的考试结果时更是如此。升学率高的，家长敬着，领导抬着，社会捧着，教者内心虽苦不堪言，表面却春风得意，学生则趋之若鹜，门庭若市；升学率低的，家长小视，领导轻视，社会鄙视，教者自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学生乃“胜利大逃亡”，“门庭冷落鞍马稀”。真乃成者王侯败者寇。于是分数从学生的命根，演化为学生、教师、学校共同的命根。分数比黄金还贵，局长、校长靠它来升迁，老师靠它拿奖金，学校靠它找生源。各种管理都以分数为核心，领导看的是分数，教师盯的是分数，学生要的是分数。这样一来，本处于次要地位的考试的评价功能被强化到了极致，而本来处于主要地位的信息反馈和测量功能被极度弱化(教师在考试后也试图运用这两种功能，但其目的还在于适应评价功能)。
　　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生潜在的素质都得到全面的发掘，潜能都得到发挥，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打基础的话，那么考试显然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发展的检测工具。当我们把考试乃至分数这个教学中的手段变成整个教育中唯一的目的时，变成评价的唯一手段时，变成择优的机器时，考试在教育中的功能就完全异化了。
　　考试的这种异化给学生、教师、学校乃至一个地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考试的异化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带来了教育的异化，使我们的教育陷入了困境。
　　考试的异化使教育沦为考试的附庸。学什么，考什么，是考试为教育服务；考什么，学什么，是教育为考试服务。当分数变成学习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时，一切教育则围着考试打转转，造成教育的本末倒置，使原来意义上的学习——考试，变成了考试——学习。在领导、教师和学生的观念中，考试代表教育的全部，升学率代表着教育的一切，分数代表着质量。于是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不考，则不教不学。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还有教育一同沦为考试的附属品和分数的奴隶，学生的发展、教育的本质异化为分数。以中学为例，学生一跨进中学大门，头脑中就只有两个字：“中考”或“高考”。学校、教师、学生头脑中“考试”这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放松。正所谓一些学校的办学理念：“三年抓备考，备考抓三年”。一切教学唯考试马首是瞻。中考不考史、地、生，史、地、生则纷纷走下课表；体育不考，操场就生满野草；不考实验操作，就在黑板上做实验。于是考试决策者就与学校和教师玩起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抓你躲，你躲我就抓，下有对策，上就来政策，你不考就不教不学，那我就什么都考，看你往哪躲。现在一些地方中考除了音乐、美术，其余都属中考科目。于是音乐、美术课就落得个名存实亡的命运。音乐耳朵被割掉，艺术细胞被消灭。高考分文理科，学生也就分文理科学习，一部分高中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涉及有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而另一部分高中生则无缘探索自然科学现象，更不用说学生可能连续一年、二年甚至三年的时间没有起码的艺术教育和足够的体育运动。这种为考而学、为考而教、不考则不学不教的教育对12-18岁的青少年意味着什么？对他们的身心发育会带来什么影响？再如高考中考盛行话题作文“文体自选”，教师学生则急功近利，从一年级起便“术业有专攻”，认准一种文体进行训练，不论什么话题，都选用这种文体，丢掉写作的序列训练，在浅薄的沙滩垒高楼，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考试的异化造成学生发展基础的缺失。教育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基础的。这个基础不仅仅指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还包括“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除了学科基础，还有其它发展基础。诸如学习兴趣、求知欲、探索精神、坚持真理的态度、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科学的探究精神、健康的个性、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健康的审美情趣等，这些都是一个人发展的基础，甚至是更重要、更核心的基础，是一个人适应社会发展所必备的素质，是教育应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但事实是这其中很多方面无法通过考试加以考查，更难以用量化的方式进行准确客观的描述，更别提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打分、排队、分等级。这就是“考试技术的有限性与教育追求的无限性”之间化解不开的矛盾。由于考试功能的异化，这些无法量化为分数的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基础被我们的教育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甚至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一些老师、一些学校有时也零星地在上述这些方面敷衍一下，但或为装潢门面，或为应付检查。有时也能认真地搞一搞，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管理，保证教学秩序，其骨子里仍然是为考试服务。这种人生发展重要基础的缺失，会给学生心理健康、精神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呢？学生中那些由病态的个性、扭曲的人格、失衡的价值观所造成的人生悲剧还少吗？
　　考试的异化使教学研究变成了考试研究。教学本应遵循教学规律，认真研究各学科的学习规律，按学科的学习规律选择适当教法，帮助学生选择适当的学法，循序渐进组织教学。由于考试的异化使“教”服务于“考”，教师注意力也就从“教”转移到“考”上，教学研究变成了考试研究。为了考，他们不得不认真研究高考和中考的《考试说明》，《考试说明》成了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纲领性文件，成了他们的指路明灯，至于“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则束之高阁，最多也只是案头参考资料；为了考，他们不得不广泛收集各地各类高考中考试题，苦心孤诣揣摩命题意图，研究预测命题方向，如履薄冰地组织各种模拟考试；为了考，他们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挖空心事，到处刺探所谓的考试信息，以指导自己的教学；为了考，他们不得不采用“拿来主义”，订购各类试题，给题海推波助澜。敏感的商人和有经济头脑的教育工作者看到了这里的无限商机，于是使出浑身解数，给已经够大够深的题海开源续水。君不见，花样翻新的“考霸”、“考王”满天飞；形形色色的“宝典”、“密籍”遍地走；各种“考试书店”在学校周围悄然而生；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考试研讨会、学习班、信息发布会如雨后春笋，你方唱罢我登台；一些对考试、命题有点研究的所谓专家也格外忙碌，在天上飞来飞去，像赴宴一样赶着一场又一场学习班、研讨会……本末倒置的考试研究激起了题海的波涛，冲决了教育的家园。结果是商人的腰包鼓了，教师的“考料”多了，学生的书包大了，家长的负担重了，教育离开教育的本质也越来越远了。
　　考试的异化，导致师生超负荷的工作和学习，严重损害了师生的身心健康。为了分数，管理的砝码重重地加在了教学时间上。早上五六点起床，晚上十一二点就寝，十二节正课外加几节自习，每天学习不少于十四小时，不仅双休日补课，而且“五一”、“十一”等法定假日也要补课，寒暑假放十天半月，算是法外施恩。学生时间加汗水，成天寝室——教室两点一线。走出校门，形形色色的家教，五花八门的补习班也大行其道。毕业班教室里高悬高考中考倒计时牌：“离X考还有X天”，格外醒目。学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走进教室，面对一根挨一根的瘦弱的豆芽菜，面对一副接一副的闪闪发光的眼镜片，面对一张又一张倦怠疲惫的面孔，不知该作如何感想？
　　考试的异化，导致素质教育的要求不能真正落实。素质教育进行了多年，毋庸讳言，由于招生制度，考试的形式、内容及结果的处理上与以前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考试与招生制度改革的滞后，严重制约着素质教育的实施。一些地方素质教育仍然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计划上、汇报上，还没真正走进课堂。新课程改革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实施，但不可否认，下面在实施中，对教师要求的多，对管理者要求的少；对教学注意的多，对评价关注的少；对课堂改革的多，对考试改革的少。如果考试评价和升学录取政策不改革，或者说不与教学改革配套同步，新课程恐怕只能是决策者的课程而不能成为教师课堂上的课程。课程改革不能最终走进教师的课堂，怎么说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观论调，是对考试评价的神化。不可否认，在考试作为一种重要的评价方式，尤其是异化为唯一以分数决定学生命运的今天，考试“指挥棒”的作用仍然顽固地客观存在着，不对其改革，教师和学生戴着镣铐跳舞，能奉献给观众优美的舞姿吗？虽不能说考试评价改革决定课程改革，但是考试评价改革不与课程改革同步进行，很好的衔接，就不能有效地推进课程改革。套用一句话：考试评价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考试评价的改革或改革滞后，则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