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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7岁的秘鲁专家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先生(Atonio Fernandez Arce)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40多年前,他初来北京访问时和毛泽东主席握过手;“文革”期间,周恩来亲自指示,挽救了他小女儿的生命;上世纪70年代初,他受托为中国秘鲁建交担任了秘密信使……
他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血浓于水的深切情义!

毛主席说,你们秘鲁古代的
印加帝国很了不起
时光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在遥远的秘鲁首都利马,时为年轻记者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在秘鲁报界十分活跃。他以其出色的新闻业绩和组织能力,25岁时就当选为秘鲁全国记者协会主席,并筹办全拉丁美洲的记者协会。阿尔赛还和一些青年组织了秘鲁中国友好协会,多方收集了解有关新中国的各种情况,希望通过民间渠道拓展与新中国的友好交往。
1960年10月,阿尔赛出席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会议。在会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者和记者同行,他记得,当时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国记者协会会长邓拓先生,《今日中国》杂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金仲华先生等。
大会上,阿尔赛接到了许多国家记者代表团的访问邀请,包括前苏联、中国、匈牙利、捷克等国家,“我第一个选择就是去中国。从那儿开始,我和许多中国老一辈新闻同行都成为了好朋友。”阿尔赛充满回味地说。
就在那年寒冬,阿尔赛和十几位来自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新闻记者一道,来到了中国访问。有幸的是,阿尔赛首次来华就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回忆起那次会见的情景,阿尔赛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汽车开进了中南海,在一个宽敞的会见厅,我们见到了在拉美进步青年心目中享有崇高声望的毛泽东主席。”当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总理、陈毅等。
会见开始不久,毛主席便说,拉丁美洲离中国很远,我们双方的来往和了解还远远不够。今天请你们这些朋友来,你们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拉美的最好老师。
接着,毛主席转身对坐在一边的阿尔赛说,你是秘鲁来的,你们那里古代有个印加帝国很了不起,有发达的农业,高超的建筑技艺,还掌握了不少天文知识。据说还是一个有着严格道德标准的社会。
阿尔赛回答毛主席说,我们印加人世代相传信奉的道德标准是三句话:莫偷盗、莫说谎、莫懒惰。毛主席听了后一边重复着这三句话,一边点头说:“多么好的道德标准啊!”
阿尔赛和在场的拉美朋友无不感到毛主席的话十分亲切,并为毛主席对秘鲁历史的熟知满怀钦佩之情。
第一次来到这个遥远而充满神秘的国家,阿尔赛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清晨,他不顾刺骨寒风,登上北京饭店的顶层,放眼望去,朝阳里的天安门城楼金光灿灿,古老的城墙四方绵延,还有威严的紫禁城,气派的正阳门,宏大的天坛,这些古老的建筑无不诉说着北京古城辉煌的历史文化。
而走在东长安街上,他听到汽车、自行车、三轮车的喇叭和铃声交相呼应。大前门外,他还意外地看到了稀罕的骆驼运输队。走进工厂、田间,他能感受到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姿态和劳动热情;走进学校、少年宫,他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活泼和纯真。
这些生动的画面融汇在阿尔赛心中,勾勒出了一个古朴自然,又有年轻生机的崭新国家。
从此,阿尔赛和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利用各种机会来中国走走,看看,还利用假期来中国采访。他以自己的见闻和亲身感受,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发往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报刊媒体,一时间,他成了拉美媒体公认的发稿最多、最具说服力的中国问题报道专家。
女儿的血液里,
流淌着总理的关怀、战士的鲜血
1967年,阿尔赛再一次只身来到中国,在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西班牙语部工作,尽管那时中国到处都在搞“文革”运动,社会秩序很乱,许多外国人都返回了本国,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他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的实情,也想为日后撰写中国的书籍多积累资料,阿尔赛可能是当时唯一留在中国大陆的秘鲁人了。
1970年,阿尔赛夫妇的女儿梅梅在北京出生了。小女儿出生没多久,就得了严重的败血症,被送进北京儿童医院,病情危急。而阿尔赛作为外国专家,正与几位专家一道,负责中共即将召开大会文件的翻译,集中住在对外封闭的北京郊区驻地,不能回家。阿尔赛尽管担忧和焦急,但为了工作,他只好忍耐着,把一切都交给医院和妻子。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来看望几位外国专家。交谈中,翻译告诉总理说,这位秘鲁专家的女儿得了重病,住在儿童医院抢救,他顾不上去照顾孩子,仍在坚持工作。总理早已听说了,有一个外国小女孩在儿童医院接受抢救,现在才知道就是阿尔赛先生的女儿。于是他马上安排人打电话,从军区医院调来好几位名医,为梅梅进行了联合会诊,总理还指示说,“一定要全力挽救秘鲁小姑娘!”并嘱咐有关单位务必精心治疗。
当时梅梅的病情需要大量输血,可儿童医院血库中与梅梅血型匹配的血浆已所剩不多。主管医疗部门立即与驻京部队联系请求援助,许多战士得知消息迅速赶来医院献血。在病魔无情威胁着秘鲁小女孩生命的紧急时刻,中国战士的鲜血源源不断地输进小梅梅的血管里,使得生命垂危的梅梅转危为安,脱离了险境。
此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仍然牵挂着梅梅的病情,多次要他办公室人员及时询问了解梅梅的治疗进程。直至悉知小梅梅已病愈出院,他才放下心来,并且托人捎口信向阿尔赛先生表示祝贺。
每当阿尔赛先生回忆起这段动人往事时,心情都格外激动。他说,周总理体恤人民疾苦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可想不到对一个外国的小孩子也如此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情同骨肉啊!多亏中国的好总理,给了梅梅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一家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时,已返回秘鲁的阿尔赛一家万分悲痛。阿尔赛特意带着女儿梅梅赶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参加吊唁周总理的活动。梅梅和父亲在总理的遗像前深深默哀,并在吊唁簿上留下了对他们一家有救命之恩的好总理的哀思。
时光荏苒,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已为人母的梅梅专门撰写了题为《中国融合在我的血液里和心坎里》的文章,深情表达了她对中国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无限感激之情,此时,她对周总理与自己生命的特殊感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担当了中国与秘鲁建交的特殊信使
1970年末,阿尔赛收到了一封家书,说父亲病重,希望他能回秘鲁看望。阿尔赛连忙向北京广播电台说明情况,准备回家探望父亲。
临行前,阿尔赛受到后来成为第一任秘鲁大使的焦若愚先生的邀请,和周总理一道喝茶。那次茶话中,总理明确表示了中国愿意与秘鲁扩大交往,并提出了有关中秘接触和建交的“八点原则”,其中的五点即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阿尔赛是当时唯一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秘鲁人,所以总理希望他能把这“八点原则”亲自传递给秘鲁政府要人。
带着中国总理的重托,阿尔赛和夫人及两个女儿转道香港回国。而才8个月大的小女儿梅梅在香港入境时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梅梅没有秘鲁护照,只有在中国出生的证明,所以还不能随便进入这个英属殖民地香港。后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交涉,在秘鲁驻香港领事巴兰迪亚兰先生的出面证明下,阿尔赛一家大小才算进入了香港。
一到香港,阿尔赛马上找到秘鲁驻香港领事巴兰迪亚兰先生彻夜长谈,因为他知道,领事馆是秘鲁官方机构,在中秘接触和建交这件事上肯定能发挥作用。后来,巴兰迪亚兰领事果然向秘鲁政府通报了阿尔赛身负的使命。于是,当阿尔赛一家乘坐的飞机抵达秘鲁首都利马机场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总统府的特派专车早已在机场等候他们。

一下飞机,专车就将阿尔赛一家直接送到了总统府。秘鲁政府当时的第二号人物与阿尔赛会面并密谈,阿尔赛当面递交了来自中国的“八点原则”备忘录文件,并转达了中国总理和政府的观点和诚意。
1971年4月,中国第一个官方代表团一行5人,在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团长率领下访问了秘鲁。就在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仪式上,秘鲁政府官员正式对外宣布:秘鲁同意中国关于中秘建交的“八点基本原则”,并把宣布文本交给了中方。得知这一重要外交文告,许多前来机场采访的新闻记者非常兴奋,他们迅速在多家媒体刊发了消息,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轰动效应。那次访问,中秘双方还达成了在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
两个多月后,阿尔赛又一次被派往中国北京,成为秘鲁驻华商务代表处的顾问,用阿尔赛的话来说,当时的商务代表处实际上是个“临时大使馆”,不仅许多商务方面的事情要忙,还在为两国建交进行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建交的形势发展快速,秘鲁驻华商务代表处仅成立运作了半年,就迎来中国和秘鲁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
1971年11月2日,中国秘鲁两国正式宣布建交。记得那天,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山东饭店张灯结彩,乔冠华外交部长亲临饭店,出席为庆贺中国秘鲁建交举办的盛大宴会,阿尔赛也作为嘉宾赴宴,两国嘉宾频频举盏,为中秘人民的友谊干杯!
写不完的中国话题
1983年,阿尔赛再次来到中国,担任新华社国际部西班牙语部的外国专家,且一干就是十余年。2004年,阿尔赛又被中央电视台西班牙语新闻频道聘请为高级顾问。这么多年在中国,阿尔赛撰写出了大量客观报道中国的高水平文章,在拉美报刊和西班牙媒体上专栏发表。
阿尔赛的作品介绍中国三峡大坝的建设,介绍中国神舟五号飞船上天、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特别是一本名为《中国的时代面貌》的画册很吸引人,它由哥伦比亚一家出版社用中、英、西班牙三种文字出版,图文并茂,印刷精美,非常漂亮。一位墨西哥评论家评价这本画册说,这是一本最全面介绍中国的书,它对中国文化、历史、风俗的描述非常详细和准确,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最好读物。
前两年阿尔赛回秘鲁时,曾接受了秘鲁最大电视台的专访。当记者问他,“能否以您多年在中国的经历谈谈,为什么与一些世界大国相比,中国能在近年取得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呢?”阿尔赛回答说,中国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许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十分稳固的政治基础,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的安定团结。这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
如今,阿尔赛在北京世纪城的新寓所定居下来,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仍在不断地阅读、思考和写作,中国是他永远说不完、写不完的话题。
他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血浓于水的深切情义!

毛主席说,你们秘鲁古代的
印加帝国很了不起
时光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在遥远的秘鲁首都利马,时为年轻记者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在秘鲁报界十分活跃。他以其出色的新闻业绩和组织能力,25岁时就当选为秘鲁全国记者协会主席,并筹办全拉丁美洲的记者协会。阿尔赛还和一些青年组织了秘鲁中国友好协会,多方收集了解有关新中国的各种情况,希望通过民间渠道拓展与新中国的友好交往。
1960年10月,阿尔赛出席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会议。在会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者和记者同行,他记得,当时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国记者协会会长邓拓先生,《今日中国》杂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金仲华先生等。
大会上,阿尔赛接到了许多国家记者代表团的访问邀请,包括前苏联、中国、匈牙利、捷克等国家,“我第一个选择就是去中国。从那儿开始,我和许多中国老一辈新闻同行都成为了好朋友。”阿尔赛充满回味地说。
就在那年寒冬,阿尔赛和十几位来自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新闻记者一道,来到了中国访问。有幸的是,阿尔赛首次来华就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回忆起那次会见的情景,阿尔赛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汽车开进了中南海,在一个宽敞的会见厅,我们见到了在拉美进步青年心目中享有崇高声望的毛泽东主席。”当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总理、陈毅等。
会见开始不久,毛主席便说,拉丁美洲离中国很远,我们双方的来往和了解还远远不够。今天请你们这些朋友来,你们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拉美的最好老师。
接着,毛主席转身对坐在一边的阿尔赛说,你是秘鲁来的,你们那里古代有个印加帝国很了不起,有发达的农业,高超的建筑技艺,还掌握了不少天文知识。据说还是一个有着严格道德标准的社会。
阿尔赛回答毛主席说,我们印加人世代相传信奉的道德标准是三句话:莫偷盗、莫说谎、莫懒惰。毛主席听了后一边重复着这三句话,一边点头说:“多么好的道德标准啊!”
阿尔赛和在场的拉美朋友无不感到毛主席的话十分亲切,并为毛主席对秘鲁历史的熟知满怀钦佩之情。
第一次来到这个遥远而充满神秘的国家,阿尔赛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清晨,他不顾刺骨寒风,登上北京饭店的顶层,放眼望去,朝阳里的天安门城楼金光灿灿,古老的城墙四方绵延,还有威严的紫禁城,气派的正阳门,宏大的天坛,这些古老的建筑无不诉说着北京古城辉煌的历史文化。
而走在东长安街上,他听到汽车、自行车、三轮车的喇叭和铃声交相呼应。大前门外,他还意外地看到了稀罕的骆驼运输队。走进工厂、田间,他能感受到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姿态和劳动热情;走进学校、少年宫,他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活泼和纯真。
这些生动的画面融汇在阿尔赛心中,勾勒出了一个古朴自然,又有年轻生机的崭新国家。
从此,阿尔赛和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利用各种机会来中国走走,看看,还利用假期来中国采访。他以自己的见闻和亲身感受,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发往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报刊媒体,一时间,他成了拉美媒体公认的发稿最多、最具说服力的中国问题报道专家。
女儿的血液里,
流淌着总理的关怀、战士的鲜血
1967年,阿尔赛再一次只身来到中国,在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西班牙语部工作,尽管那时中国到处都在搞“文革”运动,社会秩序很乱,许多外国人都返回了本国,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他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的实情,也想为日后撰写中国的书籍多积累资料,阿尔赛可能是当时唯一留在中国大陆的秘鲁人了。
1970年,阿尔赛夫妇的女儿梅梅在北京出生了。小女儿出生没多久,就得了严重的败血症,被送进北京儿童医院,病情危急。而阿尔赛作为外国专家,正与几位专家一道,负责中共即将召开大会文件的翻译,集中住在对外封闭的北京郊区驻地,不能回家。阿尔赛尽管担忧和焦急,但为了工作,他只好忍耐着,把一切都交给医院和妻子。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来看望几位外国专家。交谈中,翻译告诉总理说,这位秘鲁专家的女儿得了重病,住在儿童医院抢救,他顾不上去照顾孩子,仍在坚持工作。总理早已听说了,有一个外国小女孩在儿童医院接受抢救,现在才知道就是阿尔赛先生的女儿。于是他马上安排人打电话,从军区医院调来好几位名医,为梅梅进行了联合会诊,总理还指示说,“一定要全力挽救秘鲁小姑娘!”并嘱咐有关单位务必精心治疗。
当时梅梅的病情需要大量输血,可儿童医院血库中与梅梅血型匹配的血浆已所剩不多。主管医疗部门立即与驻京部队联系请求援助,许多战士得知消息迅速赶来医院献血。在病魔无情威胁着秘鲁小女孩生命的紧急时刻,中国战士的鲜血源源不断地输进小梅梅的血管里,使得生命垂危的梅梅转危为安,脱离了险境。
此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仍然牵挂着梅梅的病情,多次要他办公室人员及时询问了解梅梅的治疗进程。直至悉知小梅梅已病愈出院,他才放下心来,并且托人捎口信向阿尔赛先生表示祝贺。
每当阿尔赛先生回忆起这段动人往事时,心情都格外激动。他说,周总理体恤人民疾苦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可想不到对一个外国的小孩子也如此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情同骨肉啊!多亏中国的好总理,给了梅梅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一家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时,已返回秘鲁的阿尔赛一家万分悲痛。阿尔赛特意带着女儿梅梅赶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参加吊唁周总理的活动。梅梅和父亲在总理的遗像前深深默哀,并在吊唁簿上留下了对他们一家有救命之恩的好总理的哀思。
时光荏苒,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已为人母的梅梅专门撰写了题为《中国融合在我的血液里和心坎里》的文章,深情表达了她对中国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无限感激之情,此时,她对周总理与自己生命的特殊感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担当了中国与秘鲁建交的特殊信使
1970年末,阿尔赛收到了一封家书,说父亲病重,希望他能回秘鲁看望。阿尔赛连忙向北京广播电台说明情况,准备回家探望父亲。
临行前,阿尔赛受到后来成为第一任秘鲁大使的焦若愚先生的邀请,和周总理一道喝茶。那次茶话中,总理明确表示了中国愿意与秘鲁扩大交往,并提出了有关中秘接触和建交的“八点原则”,其中的五点即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阿尔赛是当时唯一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秘鲁人,所以总理希望他能把这“八点原则”亲自传递给秘鲁政府要人。
带着中国总理的重托,阿尔赛和夫人及两个女儿转道香港回国。而才8个月大的小女儿梅梅在香港入境时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梅梅没有秘鲁护照,只有在中国出生的证明,所以还不能随便进入这个英属殖民地香港。后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交涉,在秘鲁驻香港领事巴兰迪亚兰先生的出面证明下,阿尔赛一家大小才算进入了香港。
一到香港,阿尔赛马上找到秘鲁驻香港领事巴兰迪亚兰先生彻夜长谈,因为他知道,领事馆是秘鲁官方机构,在中秘接触和建交这件事上肯定能发挥作用。后来,巴兰迪亚兰领事果然向秘鲁政府通报了阿尔赛身负的使命。于是,当阿尔赛一家乘坐的飞机抵达秘鲁首都利马机场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总统府的特派专车早已在机场等候他们。

一下飞机,专车就将阿尔赛一家直接送到了总统府。秘鲁政府当时的第二号人物与阿尔赛会面并密谈,阿尔赛当面递交了来自中国的“八点原则”备忘录文件,并转达了中国总理和政府的观点和诚意。
1971年4月,中国第一个官方代表团一行5人,在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团长率领下访问了秘鲁。就在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仪式上,秘鲁政府官员正式对外宣布:秘鲁同意中国关于中秘建交的“八点基本原则”,并把宣布文本交给了中方。得知这一重要外交文告,许多前来机场采访的新闻记者非常兴奋,他们迅速在多家媒体刊发了消息,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轰动效应。那次访问,中秘双方还达成了在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
两个多月后,阿尔赛又一次被派往中国北京,成为秘鲁驻华商务代表处的顾问,用阿尔赛的话来说,当时的商务代表处实际上是个“临时大使馆”,不仅许多商务方面的事情要忙,还在为两国建交进行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建交的形势发展快速,秘鲁驻华商务代表处仅成立运作了半年,就迎来中国和秘鲁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
1971年11月2日,中国秘鲁两国正式宣布建交。记得那天,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山东饭店张灯结彩,乔冠华外交部长亲临饭店,出席为庆贺中国秘鲁建交举办的盛大宴会,阿尔赛也作为嘉宾赴宴,两国嘉宾频频举盏,为中秘人民的友谊干杯!
写不完的中国话题
1983年,阿尔赛再次来到中国,担任新华社国际部西班牙语部的外国专家,且一干就是十余年。2004年,阿尔赛又被中央电视台西班牙语新闻频道聘请为高级顾问。这么多年在中国,阿尔赛撰写出了大量客观报道中国的高水平文章,在拉美报刊和西班牙媒体上专栏发表。
阿尔赛的作品介绍中国三峡大坝的建设,介绍中国神舟五号飞船上天、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特别是一本名为《中国的时代面貌》的画册很吸引人,它由哥伦比亚一家出版社用中、英、西班牙三种文字出版,图文并茂,印刷精美,非常漂亮。一位墨西哥评论家评价这本画册说,这是一本最全面介绍中国的书,它对中国文化、历史、风俗的描述非常详细和准确,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最好读物。
前两年阿尔赛回秘鲁时,曾接受了秘鲁最大电视台的专访。当记者问他,“能否以您多年在中国的经历谈谈,为什么与一些世界大国相比,中国能在近年取得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呢?”阿尔赛回答说,中国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许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十分稳固的政治基础,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的安定团结。这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
如今,阿尔赛在北京世纪城的新寓所定居下来,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仍在不断地阅读、思考和写作,中国是他永远说不完、写不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