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98岁高龄的画家黄苗子获得“中华艺文奖”，奖金100万元。他的书面获奖感言中频频谈及的却是另一位画家张光宇，“此奖应属引我上路的张光宇兄……然而，光宇兄正为今日艺术界所淡忘”。随后，他将所得奖金捐出，作为出版张光宇著作的专项资金。二十一天后，黄苗子离世。
　　继承黄苗子愿望的人是他的儿子黄大刚和儿媳唐薇，多年来，两人一直执着地向外界介绍“被遗忘的大师”张光宇。在两人的考证之下，张光宇的形象逐渐被重新打捞，慢慢清晰起来。近日，由两人主编的《张光宇小集》出版，书中既有张光宇生前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亦包含多位文艺界名宿对张光宇的追忆。

《大闹天宫》

　　“全世界都知道《大闹天宫》，却不知道人物造型的创作者是他。”《大闹天宫》编剧李克弱在回忆时提到。
　　张光宇为《大闹天宫》担任美术设计，是因为1959年“中国动画片之父”万籁鸣的邀请。彼时，制作该片的导演万籁鸣、编剧李克弱等人，均隶属于上海美术制片厂，唯有张光宇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是参与该片的唯一“编外人员”。
　　早在1945年，张光宇便创作过一部西游题材的漫画《西游漫记》。《大闹天宫》人物形象的雏形，正是来自这部作品。“《西游漫记》曾经也是要拍成动画片的，但一直因为是战争年代，始终做不成。”张光宇研究者唐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44年夏秋，湘桂军大撤退，张光宇一家六口人，被迫开始一段长达半年的逃难生活。张光宇一家顶着随时到来的轰炸、粮食和物资短缺，一路从桂林转移至柳州，后又经贵阳、遵义，年底抵达重庆。
　　在重庆，张光宇借住在友人的一间小木屋里。住处附近有一帮小孩子，他就给孩子们讲《西游记》。他一边讲，一边回忆起自己逃难途中目睹的种种乱象，萌生出创作一部“新编西游记”的想法：借用《西游记》的体裁、结构和人物，借古讽今，讲述唐僧取“民主真经”的过程。
　　《西游漫记》在1945年底完稿，故事中颇多隐喻。张光宇用“纸币国”滥发钞票讽刺经济崩溃、用“埃秦国”讽刺特务横行、用“梦得快乐城”说明抗战后方糜烂、腐朽的生活。此外，孙悟空每次降服妖怪，总有天上的“神仙”出来说情。唐僧追求“民主真经”，却遭遇“法西斯”。故事结尾，影射德、意、日的三条孽龙虽被打死，龙蛋却生出无数只小龙乘风而去，如今看来，像是一個风格奇绝的寓言。
　　完稿之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漫画的审查、打压，张光宇不得不放弃将《西游漫记》登报连载，转而以漫画展览的形式在重庆、成都展出。
　　画家黄蒙田是张光宇的多年好友，1945年，他亦居住在重庆。他印象中，《西游漫记》展出时，现场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但由于题材敏感，场馆里，观众们只能用窃窃私语或会心微笑表达自己的心情。1946年，张光宇回到上海，准备在上海再办《西游漫记》展，但被当局封禁。大约在10月，张光宇赴香港。
　　1947年，黄蒙田与张光宇在香港九龙一家片场相见。那时，张光宇在大中华电影制片厂担任美术部主任，设计布景之余，念念不忘将《西游漫记》拍成动画片，他已经做了部分角色和分场设计，还请了漫画家廖冰兄协助。只不过，由于条件有限，最终未能完成。此时，距离他绘制的西游人物，真正变成动画片《大闹天宫》，还有14年。

城隍庙加毕加索

　　日后成为漫画家的张光宇，1900年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中医世家。父亲张亮生是彼时无锡有名的中医，也爱好书法和绘画。童年时期，张光宇家里除了医书外，有不少字帖和木板水印的画册，以及《三国》《水浒》《西游》等小说。逢年过节，他父亲会带他买面具、泥娃娃等民间玩具。这些有鲜明民族特质的东西，构成了张光宇最初的艺术启蒙。
　　13岁那年，张光宇被家人介绍去钱庄做学徒。家人的考虑是要他以后能去实业界赚钱。但张光宇却觉得枯燥无味，在钱庄只做一年，便要求去上海将小学课程读完。

　　在上海，他借住在亲戚家，住处附近有一家名为“新舞台”的京剧院。课余，他常去戏院后台涂涂画画。渐渐地，他和戏班演员交上朋友，就又常去台下空座免费看戏，对京剧的人物形象、脸谱、服饰等都产生了兴趣。多年之后，他担任美术设计的《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便借鉴了京剧中的脸谱元素。
　　张光宇在上海的第二年，拜画家张聿光为师。张聿光是“新舞台”剧院的置景主任，亦身兼上海美专校长。张光宇拜师后，离开亲戚家，在“新舞台”后台搭了一张床铺，长居于此。
　　告别学徒期之后，张光宇辗转多家公司工作。他35岁前工作最久的公司是南洋烟草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均担任绘图员，负责绘制烟盒、月份牌和报纸上的烟草广告。彼时，它们分别是上海最大的中资烟草企业和最大的外资烟草企业。

　　当时的英美烟草公司有不少外国画家。这些画家，每个人都有一套技法。虽然这些画家为了饭碗技术保密，但张光宇还是偷学了不少。此外，在公司他接触到了大量国外的美术资料，包括西方不同绘画流派的画册、商业广告印刷品和杂志等。从这时起，张光宇开始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多年之后，著名画家陈丹青评价张光宇时说，“‘毕加索加城隍庙’——抑或‘城隍庙加毕加索’——是高度概括光宇先生的传神之语，此语指向明清民间美术与欧洲现代主义资源，二者相加，民国新上海的文化，灿然可见。” 　　张光宇在烟草公司工作的业余时间，花在办刊和画漫画上。他先后与人创办《三日画报》《上海漫画》等刊物，还组织过国内第一家漫画会。那时，张光宇的漫画中，已经带有针砭时弊的色彩。“（张光宇针砭时弊的漫画）20年代也有，但不如30年代多，应该从1931年开始，他就有一批水平非常高的这类漫画。”唐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33年，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张光宇决定辞去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作，转去做出版事业。

一面旗帜

　　1992年，《装饰》杂志出版特刊纪念创刊人张光宇，夏衍、吴祖光、叶浅予、黄苗子、廖冰兄、丁聪、张仃、华君武、黄永玉等文艺界重要人士纷纷撰文，对这位早逝的漫画家、装饰艺术家、设计家不吝赞美，称他是“真正的大师”、“亚洲的骄傲”、“一面旗帜”。
　　撰文中的漫画界人士，大多曾受到张光宇的帮助或影响。叶浅予的第一幅漫画，发表在张光宇主编的《三日画报》上。黄苗子19岁闯荡上海，在张光宇办的刊物发表漫画。廖冰兄自认是“光宇先生的私淑弟子”。丁聪作品署名“小丁”，来自张光宇对他的昵称。张仃也是19岁将屡被退稿的《买卖完成了》和《春劫》两幅漫画投给张光宇，张为其制了铜版，并标题为“全国漫画名作选”开付稿费15银元。华君武称张光宇为自己的“漫画引路人”。
　　张光宇作为出版人的身份开始确立，正是从他离开英美烟草公司开始的。1934年，张光宇与邵洵美、叶浅予、鲁少飞、黄文农、林语堂、三弟张正宇等人合作，成立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多本杂志，如《时代画报》《时代漫画》《论语》《时代电影》《万象》等。
　　在张光宇的儿子张大羽的记忆中，张光宇朋友众多，为人讲义气。有一次张光宇的朋友向他借钱做生意，赔了，请张光宇吃顿饭就算一笔勾销。另一次，张光宇为朋友作保出了问题，债主找到张光宇，封了他家的门，张光宇就代人还债。
　　而研究者唐薇并不认为，漫画家朋友们日后对张光宇的追忆，更多是出于对张光宇的情谊，而非对张光宇的作品的艺术判断。唐薇曾经在上海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上海的漫画杂志。在她印象中，在众多漫画作品中，张光宇的漫画也是脱颖而出的那一个。“艺术家都特别挑剔，绝对眼睛不留沙子的，你人太好的话，你画不好，我照样要挤兑你。”唐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过，如今这些漫画在市面大多已经难以见到，只能通过一些当时漫画家的回忆了解。画家黄苗子曾回忆说，“光宇想的和画的是什么呢？当时《十日杂志》每期的封面以及那个时期的漫画作品向我们说明这个问题：他用忧伤的感情观察时局，用同情的态度对待请愿学生，用轻蔑的笔调嘲弄那时的当权者。”
　　1937年，“八一三”事變，张光宇被迫离开上海，此后10年左右时间，张光宇辗转多地，长年处于逃亡的生活中：起初，他去往香港，与金仲华等人合作，在《星岛日报》工作。1940年，张光宇同诗人徐迟、画家丁聪等一起到重庆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设计部主任。不到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张光宇辞职，离开重庆，经仰光到达香港。1941年冬，香港沦陷。
　　此前，张光宇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溥仪是日本人的傀儡。这件事被人向日方告发，张光宇逃往广州湾赤坎（今湛江）。后来，广州沦陷，张光宇逃亡桂林。在桂林遇到湘桂大撤退，他逃往重庆，在重庆创作了《西游漫记》。1946年，张光宇逃往香港。

张光宇的后半生

　　1948年，张光宇在香港“人间画会”担任会长。据《香港艺术家》记载，“人间画会”在1946年成立，成员大多为留港的内地美术家。该画会主办的大部分展览，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被形容为“反映社会现实，密切结合革命形势”，并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总崩溃为主旨”。
　　一篇名为《这是一个漫画的时代》的“人间画会”的会刊文章，汇总了张光宇、特伟、丁聪等漫画家的言论，颇能看出彼时漫画家们的心气。其中，漫画家同衡在文中写道，“这是一个漫画的时代，漫画家们正在拼命用漫画来驱走这个时代，而迎接另一个情愿找不到题材画不出漫画的时代！他们情愿改行，甚至情愿饿死。”
　　1949年12月，在廖承志、夏衍等统战人士的帮助下，张光宇举家迁回北京。在北京，张光宇亦画过一段时间讽刺漫画，大多是反帝、反美题材。后来，讽刺漫画便不再画了。据张光宇的儿子张临春对《南方周末》回忆称，抗美援朝时期张光宇发表在《人民画报》上的一张讽刺美国战争机器的漫画被批评，从此很少再画。这一时期，他流传下来的作品，多与时政无关，比如《神笔马良》的插图，连环画《杜甫传》等。
　　那时，他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授，成为老友张仃的部下。后来，张仃和张光宇都调往中央工艺美院任职。在大学里，张光宇一度因为自己不善言辞和政治运动中的流言蜚语颇感不适“我不想争权更不想做官，只想实实在在地工作，出些成果，为什么老这样别别扭扭。”
　　年过五十岁，很少画漫画，在教学中觉得“别别扭扭”的张光宇，将大量精力投入到1949年后的多个重要活动：他参与了国徽设计，提供了建议——以天安门为基本形象;参与《人民画报》和《人民日报》的改版;参与每年国庆游行时队伍方阵的设计;人民大会堂仿漆器的搪瓷盘。
　　1956年，张光宇患上高血压，这场病，让他躲过了一年之后的“反右运动”。之后，他受万籁鸣之邀，在病中创作了《大闹天宫》的人物造型和美术设计。算是以另一种方式弥补了《西游漫记》未能动画化的遗憾。
　　1960年，他又一次发病，行动和说话都不再方便，多数时间都是在家休养。他为《文汇报》画了刊头，画《定军山》的老黄忠，画水墨京剧《金钱豹》。其中他将两幅《金钱豹》分别送给了画家丁聪和鲁少飞。鲁少飞收到的那份《金钱豹》中，张光宇题词“此戏已不再上演”。
　　晚年，张光宇与黄苗子、郁风、王世襄住在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曾是王世襄的一座四合院，后在“公私合营”中，被分割给多家一同居住。那时，黄苗子的儿子黄大刚还未到上学的年龄，经常一个人在院子里玩。他玩的时候，张光宇时常坐在一把藤椅上，笑眯眯地看着他。有时，张光宇也会给他找书看。如今，他回忆起张光宇，第一反应是，“那是一个慈祥的老伯伯”。
　　1965年五四青年节那天傍晚，黄大刚听到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快点、快点”的催促声。他跑出院子，门口的一位大婶和他说，“老人家刚刚被救护车运走了”。第二天，他听见隔壁传来哭声，是张光宇妻女的声音。这时，黄大刚知道，隔壁的张伯伯去世了。
　　张光宇没能再继续画出作品，也躲过了之后更大的暴风骤雨。多年之后，他渐渐从艺术圈和公众的记忆中被淡忘，只有当人们提及《大闹天宫》时，才会想起这位曾经历经传奇的漫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