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山水画是国画的三大科之一，五代、北宋时期山水画大兴。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直接影响当时画家的创作。郭熙是北宋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在绘画理论及实践上成绩斐然，其子郭思将父亲的创作经验整理编纂为《林泉高致》一书。从《林泉高致》可以看出，理学思想对郭熙的创作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从郭熙的《早春图》入手结合《林泉高致》，分析理学与郭熙创作的关联。
　　关键词：山水画;郭熙;理学;三远法
　　一、宋代理学的兴起
　　宋时地主阶级力量壮大;手工业和商业范围和规模扩大，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雄厚的物质基础促进了经济和文化发展。内河运输发展使南北经济交流增长，多地区民族相融合，大城市出现。宋代也是中华民族古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是世界上经济领先的国家。而文化受经济发展状况影响，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联系密切。
　　学者们把儒家思想系统条理化，融合佛道思想后发展为理学，其中心思想是“理”，认为“天理”存于万物并支配万物，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由于有利于维护统治，理学在南宋被国家确立为官方哲学，得到大力推广。宋代文人地位提高，对思想文化的研究更自由，私学盛行，理学便普及于民间，影响远超其他，成为主流思潮。
　　画家身为社会一员，其思想自然会受社会主流思潮影响。刘纲纪说，中国美学在近代以前的长时期内是同哲学、伦理学，特别是同各门文艺的理论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要想对画家的艺术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要从哲学等方面着手。
　　二、“生意”与山水画的盛行
　　理学家认为大美存于自然。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他认同“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观点。天地最美好的品德就是生养了万物，所以来源于天地的“仁”和万物欣欣向荣的“生意”，才是最值得欣赏的美。
　　理学家也以思考主宰万物的“理”为乐。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自然的“理”并非独存，而是成对存在于世，并非人为，而乃天意。每想到“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这体现出理学对天地自然之美的厚爱，也当然影响了画家作画的理念。
　　理学“观天地生物气象”的思维影响画家取材。宋代绘画的着重点便是承载着“理”的自然。“生意”成为了画论中的重要概念，临摹自然称为“写生”，“写生”就是写自然景致“生意”之美。“生意”成为一种超然的境界，如何通过描绘自然来表现“生意”之化境也成为画家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作为“生意”的载体，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理所当然地成为画家笔下重要题材，山水画因此盛行，在宋代发展至巅峰。
　　郭熙认为在太平盛世，人们欣赏山水不是因为想要隐居避世，而是因为久居城中，平日难以出游亲近自然，想要陶冶情操。因此画家描绘自然，让人们在室内就可以欣赏山河大川，放松愉悦精神。他说：“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这正是他对山水画，对时人精神需求的意义进行的总结。
　　三、伦理道德与构图布局
　　理学家相信“理”寓于世间万物之中，并借万物显现;社会与自然规律相通，并通过结合自然现象来验证学说观点的合理性。自然景物因此成为人的代表，自然关系也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的象征。山水画已经不再是对自然界的直白写生与忠实再现，而成为社会伦理概念的投影。
　　在“穷理”思想的指导及伦理秩序的约束下，社会成员的等级尊卑意识固化日益严重，人人行事为人都必须合尺度、守礼数，不能逾矩。画论也对应变化，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萝草木，为振挈依附之师帅也，其势若君子轩然得时，而众小人为之役使。”理学强调的等级尊卑与倫理道德在此成为对画面中万物位置安排的主次尺度，山水等自然景物对应社会各阶层。大山长松象征君主及重要人物，置于画面主要位置;臣民则比为冈阜林壑与草木，依次排位。画面经过严格仔细的人为布局，各物体定位都有严格标准。君为尊，臣为次，民为卑的等级秩序与人伦规则熔铸于山水画。景物经过人为主观处理，反映了画家的社会意识。
　　《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又有：“画山水有体，铺舒为宏图而无馀，消缩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体”意味着作山水画的规矩，把规律明确化、理论化后就成为了规矩。作画规矩的出现，使得画面秩序更加稳定。这规矩是画家对天地秩序思考后得出的结论。而对规矩的重视正是理学的思想，遵守与维护规矩是理学的准则之一。
　　《早春图》（图1）是郭熙绘画理念的具体化。画作描绘了初春时期北国山川的雄伟气势，主要描绘景物位于画面正中线，草木泉流等物衬托山势，峰峦侍立两侧，拥护中间，更显主峰恢弘壮丽。单看其构图，主次分明，景物各司其职，服务于主体。由此可见理学推崇的尊卑秩序观念对画家构图布局产生的影响，使得画作的自然情趣减少，成为社会等级分布的象征。画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反映于作品中就成为画面构图布局方式。可见，郭熙的山水画并不单是对自然的欣赏与描绘，而是已经成为理学一些概念的投影，这种表达的严谨和法度乃至于构图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受制于理学规矩的、约束在理学框架之内的经验总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画的自由性。
　　四、理学宇宙观与空间意识
　　郭熙在著作中明确具体地阐明了对山水的观察法。《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写道：“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只有将远观与近看结合运用，画家才能体会山水的气势和质地，并充分表现于画作中。想对事物有清晰全面的认知，就要远近结合并且多角度观察，这种思想与理学所讲的“即物穷理”有共通之处。细致多方位的观察不是为了毕恭毕敬地模仿自然，而是为了真实地抓住山水的主要特点，是为了表现自然的“神”。只有同时具备自然与由自然引发的观察者的情感，才能作好画。 　　分析了前代山水画中的透视法后，郭熙总结经验提出三远法，《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有：“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三种视点各自的美感特点：“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
　　郭熙认为，三种视点可以综合运用在一幅画面中。将要描绘的景物以不同的角度置于一处并不突兀，反而可以让观者从不同的视点鉴赏前后远近景色。视点在画面中上下左右不断游移而不拘泥于一点，不让观者只注意画面中的某个景物，而引导其观察整个天地，欣赏自然山水的宏伟广大。画面中的山水景物不仅是对某个地域的描摹，更是天地宇宙的一部分。一幅画内包含一个小宇宙，观者得以饱览天地万物。这种对宏观与微观的理解与理学宇宙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易》有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意味着无论是山河大川还是细木微草，对于理学来说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值得被注意、观察。理学要认知的不仅是某个有限的东西，而是其与整个天地宇宙的关系，并由此悟出“天理”。《早春图》便是对三远法的实际应用之作，对画面的主观处理不受视点拘束，将多处景物置于同一画面中，对三种视点进行巧妙的综合运用，尽得物象神韵精华，三远互相渗透，对客观秩序的破坏重组反而完美完善了画面，灵活多变的处理手法丰富了整体美感。
　　郭熙把高远、深远、平远结合在一起創作出的全景式山水，将理学思维下的宇宙观借对自然景物的不同角度描绘与结合表现在画面上，诠释了理学的宇宙意识。三远法打破了空间对画面布局的限制与一般绘画的焦点透视的局限性，通过深远的画面使人产生“可行可望”之感。
　　五、结语
　　宋代画论著作众多，意味着人们开始重视理论研究，这与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作画思想理论乃至方法都或多或少建立在理学基础上。可见，社会主流思潮对同时代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描绘景的“形”的基础上，山水画又在构图布局上以“理”的思维对画面进行处理，发展为“形”与“理”的统一。绘画的技法进步，写实再现物象，将自然景物的规律关系提取凝练后，概括于山水画面中。画面内容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写生，山水树木更是被赋予人类的社会阶级属性。画家生活于社会，对自然山水的表达受时代思潮的制约，自然规律与等级固化的合力使宋代山水画格法严谨，画面秩序感强。画理是画家对自然规律、天地万物的见解与表达，山水画景物构成的秩序性也在理学思想的笼罩之下愈加深刻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3]郭思.林泉高致[M].北京：中华书局，2017.
　　[4]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作者单位：
　　 鲁迅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