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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姐人呢？”
“给躲起来了。”
春天来的时候，范雨素和皮村的桃花几乎一起红了起来。
究竟“有多红”，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创立者小付在拨给文学小组骨干成员、打工诗人郭福来的电话里这么说：“你知道吗，范雨素火了，特别火。一帮记者把咱们的小院儿……围满了。”
小付和郭福来口中的范大姐名叫范雨素。来自湖北襄阳的一个村子，初中没毕业便辍了学。今年44岁，是北京一个人家的育儿嫂。平日里一头短发，利索，一米五几并不起眼的个儿，常穿蓝绿色衣服，个性沉稳，不爱多言。
她也是一位被网友称作“老天爷赏饭吃”“满屏神來之笔”的一篇非虚构文章的作者。她写给微信公号“正午”的《我叫范雨素》一文，两三天来在朋友圈受到“追捧”。
连她自己也没想到，成名真的可以在一夜之间。
范雨素本以为拿来换点稿费的第一篇公号投稿《农民大哥》的5000多点击量就是她受关注的上限了。“谁知道早晨一醒来，还不到9点钟吧，文章（《我叫范雨素》）左下角的数字跳到了10万+。”
几分钟后，“范雨素”这个名字上了百度百科。
几个钟头后，她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她抱着还没拔下充电器的手机，不知打给谁求救才好。
几家知名的出版社很快追到村子里，插着红旗的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门口又多了几辆宝马。一些右臂底下夹着钱夹的城里人模样的人逢人便问：“范雨素是住这里吗？”“你能联系上她吗？”
育儿嫂的逆袭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皮村，曾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城中村。
最近的地铁站离这里要十几公里，两万多人口的地盘上北京土著仅占千余人，其余全是外地打工者。
这里开满了小型加工厂。如果在这里待上半天，你就会习惯在低空盘旋的飞机，一天到晚近百趟轰鸣着从头顶上飞过。所以这里没有高楼，万把工友租住的是几乎清一色红瓦低矮的平房。
范雨素的走红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一拨一拨从城里开来的车，顺着突突突的拖拉机声，依次经过沙发厂、木材厂、彩钢厂、家具厂、门窗厂，再经过几间高矮不一的泥垒的公厕，穿过几辆拉着红砖搞建设的卡车，就能来到一间挂满牌匾和海报的黑色铁门前。
匾上的“工友之家”“工友影院”“社区青年汇”“新工人剧场”等字眼提醒着人们院子里的大致内容和陈设。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这两天才出了名的地方。在路上被问路的皮村人，朝你打量一眼，不等你问完，提起食指朝北一指，“喏！”
这基本上是范雨素和她加入的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活动的据点。惊艳了朋友圈的那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就出自这里。
涌进皮村的人们找到这里，把24岁的小付包围。他们听说小付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常跟范雨素打交道。
一早被同事喊来的小付明显被这阵势震到了。连续两天围追堵截一名“育儿嫂”，她是头一回碰到。
本来跟她一起应对出版单位与媒体“盘问”的，还有一位叫王德志，是工友之家的创立人之一。疲惫地应付完4月25日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就“外出办事去了”。
4月26日中午才肯接通电话的王德志颇有心得地说：“我告诉她（范雨素）别慌，咱们选择（媒体）得慎重。搞不好，好事也成坏事了。”
这两天与范雨素联系密切的还有一位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张慧瑜，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慧瑜老师”。打2014年秋皮村成立文学小组起，他就在这里每周日给大伙上一堂课。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前，范雨素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搞过创作”。
皮村同心学校里一间缝纫店的女工，踏着缝纫机踏板朝对面的工友说：“看外面，都是来找范雨素的，网上传疯了她的文章，她算是紅了。她以前跟我们一样，也是打工的。”
“打工的”“育儿嫂”“写作者”“走红”是范雨素的标签。一个月前，她花了五六个小时把《我是范雨素》写完。
读完并转发文章的人中，不乏靠笔吃饭的人。打动网民的，有人说是透明不加矫饰的语言，有人说是她波折流离后的从容，有人说是她面对命运磨砺的坦然，还有“不太把苦难当回事”。还有人一口咬定，“就是老天爷赏她饭吃呢！”
范雨素并不这么想。她对自己的文字不太自信，“我没天分，那都是文学小组老师们教得好”“我靠苦力营生，没什么痴心妄想，更没想过靠文学改变命运”。
尽管她的朋友们告诉她“别慌，那些势利的记者很快就会散去”，一夜走红的她还是不知所措、有点恐惧地关了机。她通过微信叮嘱小付：“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已躲到附近深山的古庙里。你快截图转吧，我不能见任何人了。”
久违的文学
见过范雨素的人知道，她是推开门随处可见的那类人。紧绷、寡言、小心翼翼，不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异乡人能从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有点不同，这改变也许是从文学小组成立那天开始的。
2014年秋，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宣布成立。那天，几名创立者站在院子中央，抄着大喇叭冲工友们喊话：往后，每周日晚，喜欢文学的工友都可以过来听课！
文学小组的成立是皮村的小事，却是工友们心头的大事。小付回忆，范雨素是文学小组最早的一批成员，几乎每次都来。让小付没有想到的是，文学小组的队伍日趋壮大，工友之家挤满了对文学渴求的人。他们视文学小组为“有点神圣的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对于他们意味着苦难的转移、宣泄和消解。对于靠体力活维生的工友们来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完毕，实在有更加轻松的选择。然而，他们需要。一些生活中抗拒不了的压力、疲惫、折磨、刺痛，还有日复一日的无意义、无成就感，时而把他们推向被压抑的极致状态。 他们的感受浓烈，在书中总能看到“能替他们说出来”的人。他们从中看到了文字的力量。用范雨素自己的话说：“生活很苦时，看书就能让自己什么也不想。”在慧瑜老师的鼓励下，工友们每每以笔呈现出来，触目惊心。
每周上文学课，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日子，是范雨素一周翘首以盼的。不多言语的她在课堂上发言特别踊跃，甚至有时是手舞足蹈的。“来到这个院子里我觉得我特别有尊严，没人歧视我。”
在小付看来，范大姐读书庞杂，从鲁迅、沈从文、萧红，到路遥、张承志、赵树理……那些有名有姓的作家她都喜欢，提起谁的作品她都知道，属于那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
范雨素像燕子一样欢快地对记者说，喜欢北京的原因，书多算一个。“我对国图、首图，很熟悉！”
她尽管纵情表达。那些年读过的书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在范雨素身上留下印记。加上爱阐发些独立的思考，两篇手稿一经“正午”发出，令这印记宿命般地被人看到。多少年来淤积于胸的情感，在文章里得到释放。“有些片段，范大姐多次找我谈过，我知道她对她的母亲、对她的亲朋好友是深有感情的。她的生活阅历太多了。这些年，那些没被表达过的感受一直在胸口。”张慧瑜说。
如果命运曾试图拉她下水，文学无疑充当了托起她的那股力量。两种经验深深影响着她。一种是从小到大，亲身经历的一些变故和不幸；另一种与此平行的经验是，她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与她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还有那些大人物、小人物说出的大道理。
跟范雨素有着相似感觉的，还有以王春玉为代表的一些工友们。用张慧瑜的话说，他们没有被现实压垮，幸亏有文学。
在工友们常常进行圆桌讨论的一张大桌子上，记者发现了两本传说中的《皮村文学》（第一辑）（第二辑）。白色封皮，每一本都厚厚的，有200多页，印刷得有点像高考冲刺前的习题集。工友们说，这是他们的慧瑜老师自己掏钱为大伙儿印的。
翻开《皮村文学》，近百名工友在这里“发表”过文章。第二辑的第194页，范雨素还为三位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特别写过“藏头诗”。翻到封底，上面印着两行“暗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在文学小组里，工友们感到有尊严。他们有权利说，也有人愿听、肯听、有回应。
制造和猎杀？
顶着太阳，两个小院儿里的人说，范雨素4月26日一早是跑去市里跟出版社谈小说出版的事了。
另外几人急忙围上来，“哪家出版社？”
关于那本待出版的小说，范雨素曾在她的自述里梦幻式地勾勒过。“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
长篇的名字，范雨素想好了，就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现实。出版社的人面对爆红、自带话题且省事儿的人，有点喜出望外。
“觉得范雨素的文章怎么样？”
“文章是一方面，还靠宣传、营销、包装呢！”“能不能一直红，难说。”一些守在皮村、来回踱步的出版人吸了口烟说。看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他们在心中拿捏着价码。
这篇文章在网上疯传到第三天的同时，舆论场上有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群众喜欢猎奇，媒体需要点击，大家聯手制造一个疲惫生活的英雄育儿嫂。也有人说，出于一种制造底层鸡汤的需求，我们制造出了范雨素。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在猎杀范雨素。
范雨素不再是一个人，她成为一群人的象征。面对艰辛生活昂起头颅的时候，她握紧的武器是书本，是希望。
在张慧瑜看来，媒体是势利的，范雨素随时可能“被失宠”。在电话里，张慧瑜“提醒”她，你可能不会红太久。“保持清醒，别慌！”
“底层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体消费底层，没有错。但到后来会发现，有时底层也是很难被消费的，他们身上有许多很坚硬的东西。”张慧瑜说。
也许张慧瑜是对的，范雨素没有接受操纵。她躲到了“深山古庙”里。“我没想过靠文字改变命运。我习惯了靠苦力谋生，我对劳动并不惧怕。我还会做小时工，文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四十年生活的磨砺让她的心性收敛起来，没有什么事情让她特别高兴或悲伤。在她口中，小海、小付、郭福来……文学小组的亲人们，还有两个需要她耳提面命的女儿，才是她的人生。“我不相信生活和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我年龄大了，没什么痴心妄想了，只希望这件事能快点结束。”范雨素说。
“她喜欢文学，但没有文学梦。”张慧瑜这样概括，她像是读透了人生这本大书一样，对人生、对命运、对遭遇，早年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成体系的认识。在她看来，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什么都打不倒她。挣一点稿费就已是范雨素生活的意外之喜。
“范雨素们”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异常简陋，墙上贴着“打工·三十年”的图片集，还有定格的影像中他们流动的人生。
文学小组的诗人小海，打工14年，写了400多首诗。许多诗是他在机器上、在下班等公交车的路上完成的，他借用海子、张楚、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等人的句式梳理自己颠沛游离的青春。
另一位工友王春玉与范雨素年龄相仿，創作起来并不高产，但他是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铁杆成员。因为工友之家，他把工作从肖家河换到了皮村，人也留在了皮村。他专门给皮村写了一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
翻开《皮村文学》，“寂桐”“雪婷”“墨香”……工友们为自己起好了浪漫的笔名。在皮村，在工友之家的小院儿，他们聊爱情，聊内心独白，聊城市印象，聊对妻子的思念，聊思绪穿越世界的旅行。
在文学小组的大方桌上，在《皮村文学》里，他们写自己的生活，写激越，写懊悔，写生活中并不多见的浪漫，写自己的爱与亲历。
作品集里，有范雨素的一首诗《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我只敢在/深夜放声哭泣/旷野无人的深夜/祈求大地/我是一个农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农民工/所有的苦/我都能够吃掉/我想让我的孩子享点福。
他们写，是因为他们需要。
不论是萧红式的轻描淡写话悲凉，还是贾平凹式的简洁练达，都不是工友的刻意追求，而是他们生活的原生态呈现。文学的刀藏在这里。
工友之家简陋的办公室墙角还斜放着一把木吉他，这是工友孙恒为大家唱歌用的。办公桌上的《工会活动签到表》上写满了人名，密密麻麻。
进门处左手边堆有一摞书，《来的不是客》（中国当代进城务工青年贴身读本）供工友和来访者自取。
图书馆门口挂着一张清晰度不高的彩色照片，三排文学爱好者簇拥在一起，笑得轻盈。
“给躲起来了。”
春天来的时候，范雨素和皮村的桃花几乎一起红了起来。
究竟“有多红”，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创立者小付在拨给文学小组骨干成员、打工诗人郭福来的电话里这么说：“你知道吗，范雨素火了，特别火。一帮记者把咱们的小院儿……围满了。”
小付和郭福来口中的范大姐名叫范雨素。来自湖北襄阳的一个村子，初中没毕业便辍了学。今年44岁，是北京一个人家的育儿嫂。平日里一头短发，利索，一米五几并不起眼的个儿，常穿蓝绿色衣服，个性沉稳，不爱多言。
她也是一位被网友称作“老天爷赏饭吃”“满屏神來之笔”的一篇非虚构文章的作者。她写给微信公号“正午”的《我叫范雨素》一文，两三天来在朋友圈受到“追捧”。
连她自己也没想到，成名真的可以在一夜之间。
范雨素本以为拿来换点稿费的第一篇公号投稿《农民大哥》的5000多点击量就是她受关注的上限了。“谁知道早晨一醒来，还不到9点钟吧，文章（《我叫范雨素》）左下角的数字跳到了10万+。”
几分钟后，“范雨素”这个名字上了百度百科。
几个钟头后，她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她抱着还没拔下充电器的手机，不知打给谁求救才好。
几家知名的出版社很快追到村子里，插着红旗的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门口又多了几辆宝马。一些右臂底下夹着钱夹的城里人模样的人逢人便问：“范雨素是住这里吗？”“你能联系上她吗？”
育儿嫂的逆袭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皮村，曾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城中村。
最近的地铁站离这里要十几公里，两万多人口的地盘上北京土著仅占千余人，其余全是外地打工者。
这里开满了小型加工厂。如果在这里待上半天，你就会习惯在低空盘旋的飞机，一天到晚近百趟轰鸣着从头顶上飞过。所以这里没有高楼，万把工友租住的是几乎清一色红瓦低矮的平房。
范雨素的走红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一拨一拨从城里开来的车，顺着突突突的拖拉机声，依次经过沙发厂、木材厂、彩钢厂、家具厂、门窗厂，再经过几间高矮不一的泥垒的公厕，穿过几辆拉着红砖搞建设的卡车，就能来到一间挂满牌匾和海报的黑色铁门前。
匾上的“工友之家”“工友影院”“社区青年汇”“新工人剧场”等字眼提醒着人们院子里的大致内容和陈设。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这两天才出了名的地方。在路上被问路的皮村人，朝你打量一眼，不等你问完，提起食指朝北一指，“喏！”
这基本上是范雨素和她加入的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活动的据点。惊艳了朋友圈的那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就出自这里。
涌进皮村的人们找到这里，把24岁的小付包围。他们听说小付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常跟范雨素打交道。
一早被同事喊来的小付明显被这阵势震到了。连续两天围追堵截一名“育儿嫂”，她是头一回碰到。
本来跟她一起应对出版单位与媒体“盘问”的，还有一位叫王德志，是工友之家的创立人之一。疲惫地应付完4月25日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就“外出办事去了”。
4月26日中午才肯接通电话的王德志颇有心得地说：“我告诉她（范雨素）别慌，咱们选择（媒体）得慎重。搞不好，好事也成坏事了。”
这两天与范雨素联系密切的还有一位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张慧瑜，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慧瑜老师”。打2014年秋皮村成立文学小组起，他就在这里每周日给大伙上一堂课。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前，范雨素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搞过创作”。
皮村同心学校里一间缝纫店的女工，踏着缝纫机踏板朝对面的工友说：“看外面，都是来找范雨素的，网上传疯了她的文章，她算是紅了。她以前跟我们一样，也是打工的。”
“打工的”“育儿嫂”“写作者”“走红”是范雨素的标签。一个月前，她花了五六个小时把《我是范雨素》写完。
读完并转发文章的人中，不乏靠笔吃饭的人。打动网民的，有人说是透明不加矫饰的语言，有人说是她波折流离后的从容，有人说是她面对命运磨砺的坦然，还有“不太把苦难当回事”。还有人一口咬定，“就是老天爷赏她饭吃呢！”
范雨素并不这么想。她对自己的文字不太自信，“我没天分，那都是文学小组老师们教得好”“我靠苦力营生，没什么痴心妄想，更没想过靠文学改变命运”。
尽管她的朋友们告诉她“别慌，那些势利的记者很快就会散去”，一夜走红的她还是不知所措、有点恐惧地关了机。她通过微信叮嘱小付：“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已躲到附近深山的古庙里。你快截图转吧，我不能见任何人了。”
久违的文学
见过范雨素的人知道，她是推开门随处可见的那类人。紧绷、寡言、小心翼翼，不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异乡人能从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有点不同，这改变也许是从文学小组成立那天开始的。
2014年秋，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宣布成立。那天，几名创立者站在院子中央，抄着大喇叭冲工友们喊话：往后，每周日晚，喜欢文学的工友都可以过来听课！
文学小组的成立是皮村的小事，却是工友们心头的大事。小付回忆，范雨素是文学小组最早的一批成员，几乎每次都来。让小付没有想到的是，文学小组的队伍日趋壮大，工友之家挤满了对文学渴求的人。他们视文学小组为“有点神圣的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对于他们意味着苦难的转移、宣泄和消解。对于靠体力活维生的工友们来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完毕，实在有更加轻松的选择。然而，他们需要。一些生活中抗拒不了的压力、疲惫、折磨、刺痛，还有日复一日的无意义、无成就感，时而把他们推向被压抑的极致状态。 他们的感受浓烈，在书中总能看到“能替他们说出来”的人。他们从中看到了文字的力量。用范雨素自己的话说：“生活很苦时，看书就能让自己什么也不想。”在慧瑜老师的鼓励下，工友们每每以笔呈现出来，触目惊心。
每周上文学课，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日子，是范雨素一周翘首以盼的。不多言语的她在课堂上发言特别踊跃，甚至有时是手舞足蹈的。“来到这个院子里我觉得我特别有尊严，没人歧视我。”
在小付看来，范大姐读书庞杂，从鲁迅、沈从文、萧红，到路遥、张承志、赵树理……那些有名有姓的作家她都喜欢，提起谁的作品她都知道，属于那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
范雨素像燕子一样欢快地对记者说，喜欢北京的原因，书多算一个。“我对国图、首图，很熟悉！”
她尽管纵情表达。那些年读过的书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在范雨素身上留下印记。加上爱阐发些独立的思考，两篇手稿一经“正午”发出，令这印记宿命般地被人看到。多少年来淤积于胸的情感，在文章里得到释放。“有些片段，范大姐多次找我谈过，我知道她对她的母亲、对她的亲朋好友是深有感情的。她的生活阅历太多了。这些年，那些没被表达过的感受一直在胸口。”张慧瑜说。
如果命运曾试图拉她下水，文学无疑充当了托起她的那股力量。两种经验深深影响着她。一种是从小到大，亲身经历的一些变故和不幸；另一种与此平行的经验是，她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与她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还有那些大人物、小人物说出的大道理。
跟范雨素有着相似感觉的，还有以王春玉为代表的一些工友们。用张慧瑜的话说，他们没有被现实压垮，幸亏有文学。
在工友们常常进行圆桌讨论的一张大桌子上，记者发现了两本传说中的《皮村文学》（第一辑）（第二辑）。白色封皮，每一本都厚厚的，有200多页，印刷得有点像高考冲刺前的习题集。工友们说，这是他们的慧瑜老师自己掏钱为大伙儿印的。
翻开《皮村文学》，近百名工友在这里“发表”过文章。第二辑的第194页，范雨素还为三位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特别写过“藏头诗”。翻到封底，上面印着两行“暗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在文学小组里，工友们感到有尊严。他们有权利说，也有人愿听、肯听、有回应。
制造和猎杀？
顶着太阳，两个小院儿里的人说，范雨素4月26日一早是跑去市里跟出版社谈小说出版的事了。
另外几人急忙围上来，“哪家出版社？”
关于那本待出版的小说，范雨素曾在她的自述里梦幻式地勾勒过。“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
长篇的名字，范雨素想好了，就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现实。出版社的人面对爆红、自带话题且省事儿的人，有点喜出望外。
“觉得范雨素的文章怎么样？”
“文章是一方面，还靠宣传、营销、包装呢！”“能不能一直红，难说。”一些守在皮村、来回踱步的出版人吸了口烟说。看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他们在心中拿捏着价码。
这篇文章在网上疯传到第三天的同时，舆论场上有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群众喜欢猎奇，媒体需要点击，大家聯手制造一个疲惫生活的英雄育儿嫂。也有人说，出于一种制造底层鸡汤的需求，我们制造出了范雨素。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在猎杀范雨素。
范雨素不再是一个人，她成为一群人的象征。面对艰辛生活昂起头颅的时候，她握紧的武器是书本，是希望。
在张慧瑜看来，媒体是势利的，范雨素随时可能“被失宠”。在电话里，张慧瑜“提醒”她，你可能不会红太久。“保持清醒，别慌！”
“底层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体消费底层，没有错。但到后来会发现，有时底层也是很难被消费的，他们身上有许多很坚硬的东西。”张慧瑜说。
也许张慧瑜是对的，范雨素没有接受操纵。她躲到了“深山古庙”里。“我没想过靠文字改变命运。我习惯了靠苦力谋生，我对劳动并不惧怕。我还会做小时工，文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四十年生活的磨砺让她的心性收敛起来，没有什么事情让她特别高兴或悲伤。在她口中，小海、小付、郭福来……文学小组的亲人们，还有两个需要她耳提面命的女儿，才是她的人生。“我不相信生活和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我年龄大了，没什么痴心妄想了，只希望这件事能快点结束。”范雨素说。
“她喜欢文学，但没有文学梦。”张慧瑜这样概括，她像是读透了人生这本大书一样，对人生、对命运、对遭遇，早年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成体系的认识。在她看来，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什么都打不倒她。挣一点稿费就已是范雨素生活的意外之喜。
“范雨素们”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异常简陋，墙上贴着“打工·三十年”的图片集，还有定格的影像中他们流动的人生。
文学小组的诗人小海，打工14年，写了400多首诗。许多诗是他在机器上、在下班等公交车的路上完成的，他借用海子、张楚、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等人的句式梳理自己颠沛游离的青春。
另一位工友王春玉与范雨素年龄相仿，創作起来并不高产，但他是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铁杆成员。因为工友之家，他把工作从肖家河换到了皮村，人也留在了皮村。他专门给皮村写了一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
翻开《皮村文学》，“寂桐”“雪婷”“墨香”……工友们为自己起好了浪漫的笔名。在皮村，在工友之家的小院儿，他们聊爱情，聊内心独白，聊城市印象，聊对妻子的思念，聊思绪穿越世界的旅行。
在文学小组的大方桌上，在《皮村文学》里，他们写自己的生活，写激越，写懊悔，写生活中并不多见的浪漫，写自己的爱与亲历。
作品集里，有范雨素的一首诗《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我只敢在/深夜放声哭泣/旷野无人的深夜/祈求大地/我是一个农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农民工/所有的苦/我都能够吃掉/我想让我的孩子享点福。
他们写，是因为他们需要。
不论是萧红式的轻描淡写话悲凉，还是贾平凹式的简洁练达，都不是工友的刻意追求，而是他们生活的原生态呈现。文学的刀藏在这里。
工友之家简陋的办公室墙角还斜放着一把木吉他，这是工友孙恒为大家唱歌用的。办公桌上的《工会活动签到表》上写满了人名，密密麻麻。
进门处左手边堆有一摞书，《来的不是客》（中国当代进城务工青年贴身读本）供工友和来访者自取。
图书馆门口挂着一张清晰度不高的彩色照片，三排文学爱好者簇拥在一起，笑得轻盈。